独宠比自己大17岁的宫女万贵妃，为讨爱人欢心造瓷器精品

历史老师

明宪宗朱见深，初名朱见濬，明朝第八位皇帝。他的童年多舛坎坷，他独宠比他大17岁的万贵妃，他一手造就西厂…这些历史都让这位皇帝蒙上特殊的色彩。在文化方面，他因为要讨爱人的欢心，还造就了明代瓷器精品。
两度成太子
幼年卷入残酷的皇位斗争
明宪宗
1449年，未满两岁的朱见濬被立为皇太子。这一年，瓦剌南犯，明英宗不顾群臣反对，执意亲征，不料土木堡之变之后，朱见濬的父皇被瓦剌俘虏，大臣纷纷与皇太后商议，决定拥立皇帝的弟弟、郕王朱祁钰为皇帝，遥尊英宗为太上皇。朱祁钰登基，改元景泰，也就是明代宗景泰帝，不想明代宗的皇位没坐多久就出了问题。1450年，瓦剌遣使与明朝议和，表示愿送回英宗。景帝一想到皇位不保，不愿接回英宗，在大臣于谦的劝说下，最后还是答应讲和，接回了太上皇。八月，被俘一年左右的明英宗被放了回来。明代宗很不开心，在此后七年时间，英宗都被软禁在南宫。不仅如此，明代宗还废掉侄子朱见濬，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天有不测，第二年，朱见济就夭折，后来，明代宗病重，大臣石亨、徐有贞等人撞开南宫大门，迎明英宗复位。
明英宗复位，朱见濬的名字改为朱见深，又当上了皇太子。朱见深的太子之位虽然失而复得，但他幼年便卷于残酷皇位之争，精神压力极大，因而落下个口吃的毛病。明英宗驾崩，皇太子继位，次年，改年号为成化。
明宪宗的那些“独创”
西厂、皇庄、传奉官那些事儿
成化十三年，明宪宗建立西厂，由汪直统领，西厂的特务人数比东厂还要多出一倍，连东厂的太监尚铭，也不得不俯首听命于汪直。西厂气焰嚣张，拥有不经皇帝同意就擅自抄捕的权利，一时西厂“权宠赫奕，都人侧目”。在明宪宗的统治内，厮役之流可以肆意凌辱大臣，也算是“创举”。
《明史·食货志一》记载：“宪宗即位，以没入曹吉祥地为宫中庄田，皇庄之名由此始”。明代中期皇庄设立，明代后期则派太监充矿监、税监，为皇室搜集更多的钱财来满足奢侈的生活。1464年，朱见深没收了宦官曹吉祥的田地，设为“皇庄”。所谓“皇庄”并不单是皇帝一个人的庄田，而是包括皇帝本身、后妃、皇太子及在京诸王的庄田。皇庄的设立，开了明代土地兼并的先河。很快，朱见深的皇庄就遍布各地。皇帝带头兼并土地，藩王、勋戚、宦官也纷纷请求皇帝赐土地……
1464年，登上皇帝宝座还不到一月的朱见深下了一道诏令，授予一位名叫姚旺的工人为文思院副使，这就是“传奉官”之始。“传奉官”是当时人们称呼那些不经吏部，不经选拔、廷推和部议等选官过程，由皇帝直接任命的官员。这违反了正常的手续，却只是为了满足皇帝或者后宫中某个妃嫔或宦官的愿望。这败坏了吏治，也造成了政府运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甚至掌握宫中大权的嫔妃及太监就可以借皇帝之名，卖官鬻爵，大行私利。
独宠比自己大17岁的宫女万贵妃
万氏力压皇后，成后宫真正的主人。
万贵妃，小名贞儿，年仅4岁就进宫。正统十四年，她奉命照顾年仅两岁的皇太子，也就是后来的朱见深。朱见深登基后，想立这个宫女为皇后，但被生母周太后驳斥，只好立为妃。皇帝终日临幸万氏，对新立的吴皇后看也不看一眼。万氏仗着皇帝的宠爱，对吴皇后不怎么恭敬。最后，吴皇后终于爆发，她下令扑打万氏，甚至自己动手。皇帝怒不可遏，废了皇后，打入了冷宫，因妃废后，足见皇帝对万氏的感情之深。后来上任的王皇后，充分吸取了教训，对万氏处处忍让。
成化二年，三十八岁的万氏生下皇长子，得封贵妃，可惜没过一年，皇子夭折，万贵妃从此不再有孕，万贵妃也由此开始了打击嫔妃的路数。凡有怀孕迹象的，无不使手段让她们堕胎，险些使成化帝一脉绝嗣，但即使是如此，朱见深依旧对她宠信有加。
万贵妃如此受宠，也成为佞臣笼络的对象。成化一朝专权的宦官，基本上都是依靠万贵妃而起家的。汪直、梁芳、钱能、覃勤、韦兴等人，都是万贵妃的私臣。他们总是借万贵妃修建寺庙的名义，在外面大敛民财，一面贡献给万贵妃，一面自己揣进腰包。外戚横行，奸臣当道，和这位肆意妄为的贵妃有莫大的关系。
因讨爱人欢心造就瓷器精品
明代瓷器之冠
成化瓷是明代成化间景德镇生产的瓷器，明宪宗成化皇帝为了讨取万贵妃的欢心，命景德镇烧造了许多杯、盘、碗、碟、瓶、盖罐等日常生活用品，它们体型小巧，花样简洁，素有“成化无大器”之说。
成化瓷是汉族瓷器烧制的稀世珍品，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这时的官窑产品质量极其讲究，民窑产品也很精细。
青花瓷在成化时风格大变，其呈色由浓艳变淡雅，笔划精丽，花纹工细，恬静雅致，成化青花被推为明代八大时期之冠。斗彩是成化时期创新的杰作，成化斗彩瓷胎薄体轻，釉脂莹润，色彩鲜艳，画面清澹雅逸，传世品大多在一尺大小以内，代表作如鸡缸杯、高士杯、葡萄杯、婴戏杯、天字罐等，均为绝代精品。
据了解，现存于世的明成化“斗彩鸡缸杯”只有19只，其中四只在私人藏家手中，其余均被博物馆收藏。1994年在香港苏富比举办的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会上，一件保存品相完好的明代成化斗彩鸡缸杯，拍出了2917万港元，创下当时中国古代瓷器在拍卖市场上的成交最高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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