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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无疑是一种道德价值,然而,当“孝”表现或者被编派成《二十四孝》那样无理性的乖张极端、荒诞怪异,试问,那还能说是“价值理性”吗?
在中国古代的“劝孝”读本中,就流布之广、影响之大而言,想必是非《二十四孝》莫属。相比之下,《孝经》虽是一本正“经”,其阅读群和知晓度就远没有那么大。
这是因为《孝经》专述“孝”的义理、规训,而《二十四孝》则是讲“孝”的通俗故事,后来又配上了图画,所以在民国之前的五六百年里,即便是贩夫走卒、野甿村姑,也大都是耳熟能详。
但有的孝行故事,乍看似乎不错,可稍一细想,便觉得可疑。
如称黄庭坚以贵显之身,“奉母尽诚,每夕亲自为洗涤溺器,未曾有一刻不供人子之职”。当了官还亲自为老母亲刷洗便桶,这种孝行确是异乎寻常,偶尔为之或有可能,但说黄每晚“涤亲溺器”,至少就有夸大之嫌;而且也不能说让家人或仆佣洗刷溺器,就是丧失了“人子之职”。
涤亲溺器
事实上,在《宋史》里面,黄庭坚在老母病重期间,白天夜里频频察看她的面色,睡觉时也不解衣带(好随时起身服侍老母);其母病亡后,在墓旁守丧的黄庭坚,由于哀伤以至于几度病危。这让人觉得真实而感人。而所谓“涤亲溺器”,很可能是好事之徒的虚夸之说,甚至是编造出来的。
在《二十四孝》中,还有不少更甚于矫情作态的荒诞离奇。
“刻木事亲”:汉代的丁兰自幼父母双亡,因思念之甚,刻了父母的木像,而且朝夕恭敬服事。丁兰之妻有一次在木像手指上,用针刺着玩儿,那手指竟流出血来。丁兰回到家,木像又对着他流泪。丁兰知道情况之后,就把妻子逐出了家门。这丁孝子刻的木像,居然比庙宇里神像还要“神”。
卧冰求鲤
“卧冰求鲤”:晋代的王祥自幼丧母,继母朱氏很刻薄,屡屡在王父面前说王祥的坏话,以至于王父对儿子日益冷淡。正值寒冬腊月,继母忽然想要吃鱼,王祥就马上出门,来到结冰的河中央,脱掉衣服卧在冰上求鱼,又是奇迹骤现:“冰忽自解,双鲤跃出”!王祥于是拿着这两条自投怀抱的鱼,匆匆回家去孝敬继母。
我们知道,“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在谈到“孝”时也是这样,《论语》中就没有一处把“孝”跟怪异荒诞的东西扯在一起。像上述离奇怪诞的东西,若放到《搜神记》一类志怪书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因为人们不会把那里面的故事当真。
而作为“劝孝”的范本,那就应该是真人真事,来不得虚妄无稽的东西。离奇怪异的故事,搁在志怪书中,那可能是引人入胜的奇趣,而编入“劝孝”的范本中,则是愚弄人的谎言。
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宣扬那种以幼者、弱者作为牺牲的逆天而行的“孝”。
按说,“孝”与“慈”相依而存,两者皆不可偏废,因此自古就有“父(母)慈子孝”、“舐犊情深”之类的说法。然而,在“二十四孝”中,我们看不到“慈”的一面,更不用说“舐犊”之情了。且看几则关涉幼者的孝行故事。
“埋儿奉母”:汉代(实为晋代)郭巨家境贫寒,有个三岁的儿子,郭母有时把自己吃的东西分点给孙儿。郭巨见此情状,对妻子说:“家里穷不能好好供养母亲,儿子还要分吃母亲的食物,何不把这小子埋了?儿子还可以再有,母亲只有一个呵。”妻子不敢违抗。
于是,郭巨挖了三尺深的坑,正要把儿子埋进去,却发现坑下有一釜黄金,釜上有铁券曰:“天赐孝子郭巨,官不得取,民不得夺。”这个故事荒诞且更残忍。为“孝”而活埋一个无辜的幼儿,这样的“孝子”实在是太无人性。
恣蚊饱血
“恣蚊饱血”:晋代八岁的吴猛,其“孝”的行状更超过黄香,由于家境贫寒,买不起蚊帐,每到夏夜,群蚊营营而至,吴猛有意引蚊上身,听任它们叮咬血,不敢挥手驱赶蚊子,转而去噬叮父亲。《二十四孝图》中的这一幅,画面是:一侧父亲在榻上安然酣睡,另一侧小吴猛赤裸身体,任凭群蚊吮血大餐。
这样的故事和图画,古来的道德君子赞叹之声不绝,然而笔者却不禁心生疑问:幼儿遍身被蚊虫噬血,那个当爹的怎么还睡得着?凡有正常爱怜之心的父母,谁能忍心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拿这样的孝行故事“以训童蒙”,若真有孩子照此效仿,那岂不是对幼者的摧残?
亲尝汤药
在中国古代,在淳朴的民间,真实、合情、感人、放射出人性光辉的的孝行故事,应该是有不少的吧,而《二十四孝》编者所搜罗的大多“孝行”范例,或是“以不情为伦纪”,或是乖张极端,或是荒诞无稽,这些低劣的范例诳骗愚弄世人,而且也将“孝道”扭曲得益加古怪、畸形甚至狰狞。
鲁迅曾透辟地指出:“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清代一位“劝孝”人士尚且明白:“古之孝者非在今所宜,今之孝者难泥古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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