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三国故事,最纠结最悲情的恐怕是“挥泪斩马谡”这一出。马谡不可重用,刘备早就看出来了,诸葛亮眼光不在刘备之下,为什么还是违背了蜀汉公司前任老总的遗嘱,将马谡推上了业务第一线,委以最重要的大任呢?
如果简单地归咎于诸葛亮用人不明,无论是从史学研究,还是从人力资源研究来说,都不免简单粗暴。一个经理人用人,不光是受自己眼光的局限,同时也会受到客观环境、竞争对手对比等诸多因素的局限,有时候一些措施也是迫不得已而为之。
我们且从街亭之战前后的客观形势,以及蜀汉的人力资源配置来看这起事件吧。
诸葛亮的困境
蜀汉人力资源有限
只得用上后备人才
读《三国演义》第九十六回就知道,诸葛亮在杀马谡的前后,其心情极其纠结,具体情况不用再描述,看原著:
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孔明大哭不已,蒋琬问曰:“今幼常得罪,既正军法,丞相何故哭耶?”孔明曰:“吾非为马谡而哭。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乃深恨己之不明,追思先帝之言,因此痛哭耳。”
刘备生前对于诸葛亮的嘱咐不是小说家之言,确实是史有记载的,在《三国志》中,刘备的原话就是“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
既然诸葛亮已经得到预警,马谡不能重用,为什么最终还是违背了前任老总的生前嘱托,将马谡安置在最重要的战场上呢?
俗话说,形势赶不上变化。创业的环境和人才的任用,永远都不是静态的,刘备死前的嘱托,可谓此一时,到诸葛亮北伐,又所谓彼一时。哪些人力资源该用,该怎么用,用在什么地方,用在什么时候,都随时在变化。
刘备去世的时候,是公元223年,当时正好是在大败给孙权退守白帝城之后,蜀汉遭受重挫,但人力资源尚算充沛,或者说还没有凋零到很难看的地步,哪怕在败兵之际,居然还有向宠这样的能人,手下士兵没有一个损失的,刘备称之为“能”。这个时候,在刘备心中人力资源分布图的第一线位置上,还没有马谡,当然,他也不是完全否定马谡,只是觉得“不可大用”,言下之意就是马谡此类人最多只能放在后备库存里,不让他闲着,也不让他接力。
然而,形势永远在变化。等到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距刘备去世已经五年,那是公元228年,蜀汉公司的人才经历了又一波凋零。况且这些人才大多不是本地产的,大部分来自冀州、荆州和山东,没了就是没了,根本没法补充,巴蜀之地的人口基数又少。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诸葛亮的心中,马谡的位置,从刘备框定的后备人才向前推移到了第一线人才的位置。不是诸葛亮不把前老板的话放心上,而是手头能用的人力资源在减少,用着用着,自然就轮到马谡了。
而且,诸葛亮将马谡置放在街亭这样的战略要地,也不完全是在冒险。诸葛亮对街亭前线的布置已经极其周密,指挥官只需按部就班地操作,应该问题不大。可以说,这项业务虽然重要,但悬念不是很大,总部的图纸都已经画好,按原计划进行即可。而且,马谡擅长军事理论,放在这个位置上,不算唐突,至少他会看图纸,懂业务吧。
诸葛亮的失算之处不在于未料到马谡无能,而是未料到马谡逞能。马谡不是那种公司总部叫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的乖乖仔,喜欢体现个人的智慧,《三国演义》对于他违背军令的情状颇多夸张描写,但基本事实还是符合史实的,“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本来不用你动脑筋,偏偏你要动脑筋,结果坏事。
在人才捉襟见肘之际,不得不把后备力量马谡拿出来,放的位置也不算太冒险,诸葛亮用人的心思,还算稳妥。
当然,也不是完全无人可用,例如还有赵云、魏延等能人。不过,当时这些大腕也都有其他重要业务,魏延守汉中,赵云在斜谷道布置疑兵,佯攻敌军,拖住曹真。这些业务的不确定性更大。
诸葛亮的突破
以发展的眼光用马谡
《三国志》记载刘备生前嘱托诸葛亮不要大用马谡,当时诸葛亮的态度是“犹谓不然”,对刘备的说法是持否定态度的。诸葛亮这是在违命吗?以诸葛经理对于蜀汉公司的忠诚度而言,这应该是不成立的。诸葛亮毕竟是一个掌握全局的经理人,尤其是在公司老总刘禅不成熟的时候,他一方面对于公司是忠诚的,另一方面,他又必须有自己独特的人力资源概念,因为市场形势时刻在变动,对于人才的态度有异议,不等于没有忠诚度。
诸葛亮之所以重用马谡,一方面是人力损耗之后必须补充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诸葛亮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谡的成长。马谡本来是块好料,可能在刘备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时过境迁,到北伐的时候,马谡或许已经超越了刘备对他鉴定上的限制。要知道,刘备去世的时候,马谡还不到35岁,成长空间不小。
马谡本人其实也很努力,一直在改变老板对他的看法。有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问题。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孟获,这是刘备死后,诸葛亮独立做的第一项业务。这个时候,和诸葛亮能贴心的,就是马谡同学。他一路送诸葛亮出征,不只是送出成都城,也不只是送出四川,而是几乎送到了前线,“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千里”,跟着跑了几千里,这哪里是相送,简直是一起上第一线做业务。
马谡此番相送,是动了心思的,想显示自己的才能,证明刘备对自己的判断是失误的。刘备对于诸葛亮的嘱托,马谡未必知道,但态度还是能感觉得到的。终于,马谡以自己的智慧动摇了诸葛亮对于刘备遗嘱的坚持,并献策说:“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愿公服其心而已”。马谡的“心战”可以说左右了诸葛亮的南征策略,七擒孟获的佳话后面,显示着马谡智慧的光辉。
此次策划,让诸葛亮觉得马谡是可大用的。刘备当时的嘱托固然有道理,但人毕竟是在成长的,人才也在发展,刘备的话没有错,但只能管一时一地。守卫街亭的重任交到马谡手里,其实也是诸葛亮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人力资源的成长。
只是想不到的是,马谡是发展了,成长了,却还只是在参谋才能上发展,执行力却仍然停留在当年刘备所鉴定的水准上。做业务,能出点子是一回事,执行力又是另一回事。参谋型人才未必是指挥型人才,当年张良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但张良早年自己带兵创业时,却也是一塌糊涂,被打得东奔西散。
诸葛亮杀马谡
史学家有争论
对于“挥泪斩马谡”这事,历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不整肃军法不足以服人,明显利大于弊。
但是,史学家也有持商榷态度的,最有名的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习凿齿本身是诸葛亮的粉丝,一直很维护诸葛亮的形象,但在对待马谡这件事上,却有意见。他认为诸葛亮杀马谡“岂不宜哉”,是很不合适的。原因在于蜀国弱小,和魏国相比更是显得人才稀缺,“才少上国”。杀马谡分明是“杀有益之人”。这样不珍惜,你诸葛亮北伐不成功也是活该。习凿齿是襄阳人,马谡也是襄阳人,是不是替老乡喊冤呢?只能靠猜了。
其实,马谡未必是如小说所言被砍头,《诸葛亮传》里说是杀了马谡,但马谡的传记里,又说是下狱而死,“下狱物故”。哪个是准确的?下不了定论,但肯定是被废掉了。
史学上的争论,一直都会有,毕竟我们不在第一现场。但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看待马谡事件,似乎可以明白一个道理:对于人才的鉴定和使用,往往会受很多客观因素的干扰,这些因素有时候强大到主管人无法左右的地步,哪怕神机妙算如诸葛亮也如此,因此,人力资源这个概念,永远是动态的,多方面的,而不是静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