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树达儿辈们遭遇的“革命”

历史老师

作者：杨德嘉
1958年春天，我任《新湖南报》(现改名为《湖南日报》)农村部副主任时被划为右派，当年25岁。在报社众多的右派分子中，我算是“罪行”较轻的一个，虽然开除了党籍，撤销了职务，工资级别却未动。时隔半年，我正在衡山县岭茶乡(现划归衡东县)农村劳动改造时，接到组织上的通知：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改开除党籍为留党察看两年。由于留在了党内，行政上则需加重处分，工资由16级降为19级。和我同样重新处理的，还有张雨林、袁家式、严伯嘉等人。
张雨林的岳父是毛主席的同学周世钊；我父亲杨树达早年曾和毛主席共同参与驱逐军阀张敬尧韵事件，解放后与毛也曾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据说这是我们两人重新处理的重要原因——戴上半年就摘掉帽子，还留在党内，这在全国都是罕见的。党内减轻处分，行政上又加重处分，也从未听说过。当时有人悄悄对我说：“你这张党票，是花三级工资买来的!”
“左派”一下子变成了右派
说我本是个“左派”，一点也不算夸张。解放前我在长沙市清华中学(解放后和省立一中合并)读高一时，班上的语文、生物、音乐老师刘云雁、魏泽颖、宋扬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我也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研究会。我们举办夜校，以读书识字为名，对附近农民及其子弟讲解“谁养活谁”的革命道理；在学校之间进行串联，组织和参加省会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示威；学习《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毛主席著作，阅读《李有才板话》、《洋铁桶的故事》等解放区的小说，一心盼望解放，盼望民主，盼望光明。
1949年8月，我怀着极度兴奋的心情，迎来了长沙的和平解放。受组织上的派遣，到省团校第一期学习了3个月，分配到湘南的零陵(即永州)县工作。开始，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零陵县委会任干事、部长，后来人了党，又提前转正，担任过团县委副书记及中共零陵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宣传部长、农村工作部部长，是经县党代会选举出来的、为数很少的县委委员之一(当时没有县委常委)。在这期间，多数时间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在机关时则日夜上班，从来没有什么节假日。记得1952年秋天，我和当时的县委书记王守仁一同下乡搞查田定产，这个工作不受农民、农村干部欢迎，无人接待。晚上，我们就和衣睡在门板上，找些稻草盖在肚子上过夜。1955年春，我和尤淑贤结婚时，晚上9点多还在开会，开完会举办了一个简单的婚礼，第二天早饭后又下乡到蔡家铺搞初级农业社的试点去了。
据后来了解，当时的湖南省委特别是省委常务副书记周惠；认为报社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小资产阶级疯狂性严重，不听他的话，不好领导。因此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报社原领导邓钧洪等调走，把自己的亲信调入报社担任领导；二是从基层抽调一批有一定实际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报社“掺沙子”。由于我在县里喜欢写点文章，1955年就被调到报社衡阳记者站当负责记者，大约半年后调回了编辑部。没有想到的是：“掺沙子”的“左派”没有把“右派”们改造过来，反而被“右派”们拉了过去。当时建立的7个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就有3个当上了右派(除我以外，还有黔阳记者站的刘华山，自治州记者站的宋梧刚。宋先调至报社文教部任副主任，后又调至《新苗》杂志任副主编，是在《新苗》打的右派)。
调到报社工作以后，无论是在记者站，还是在编辑部，我都写了大量肯定粮食统购统销、肯定农业合作化的巨大成就、歌颂党的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新闻、通讯。记得有一条新闻的题目就叫《千颗心、万颗心，心心向着合作化》。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我未参与什么鸣放，当然更谈不上鸣放什么”右派”言论了。那么，我又怎么成了右派分子了呢?
1956年到1957年，报社编委会围绕1956年3月份的农村报道，开展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1956年年初，报社领导认为：这年春天的农村报道，只要抓住农业社的定额包工和双季稻的栽培技术这两条就是成功的，因此3月份的农村报道，整版整版的都是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重复枯燥，令人生厌，在社会上以及编辑部、编委会内部，都引发了不同的意见。以当时的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加上其他编委，强调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从政治思想上教育、提高人民群众，认为3月份的农村报道是不成功的。两派争论不休，僵持不下。随着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的展开，编委争论集铅印下发，又引起子整个编辑部内部的争论。实际上，这是以省委特别是周惠为后盾，报社领导官健平、孟树德两人，与整个编辑部多数同志的争论。
反右派一开始，就把苏辛涛等多数编委以及编辑部的业务骨干，几乎是通通地打成了反党宗派右派集团。我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之一。
我的罪状之一：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争论开始时，我刚调编辑部不久，对如何办报可谓一窍不能。一方面，我在农村搞过多年实际工作，觉得下面也还需要一些经验技术；另一方面，又觉得苏辛涛等人的意见也颇有道理。因此我发言时重复了其他一些同志的论点：经验技术，不可不登，不可多登。这样几句折中的话，就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的罪状之二：猖狂反对省委。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讨论中，以读者来信部为主，举办了一个大展览会，农村部的同志则主办了一个小展览会。在这个小展览会中，把长达1万多字的《长沙县合心农业社进行分季分级定额的做法》一文，加了一条按语，其中有一句是：“难怪人们说它是‘大地主”’。“大地主”的提法是胡乔木在《短些，再短些》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是形容那些占据大块版面的长文章。而有关领导则加以歪曲，说：合心农业社的经验是省委交来的，把它当做大地主，就是要把省委当做大地主加以打倒!我当时是农村部的党员副主任，按语是我看过并同意的，当然就罪责难逃了。
我的罪状之三：反对报社党的领导。报社编委争论集印发以后，我看了报社领导的发言，觉得他们讲的很多内容不符合事实，就写了一个1000多字的重要说明，刊登在报社改进报纸工作的争论意见(第二辑)中。报社反右派斗争一开始，有关领导就成了报社正确路线的代表人物，成为报社党的领导的化身，我对他们提出批评，当然就是反对报社党的领导了。
有了上面3条，当个右派分子也就绰绰有余了。
“敌人”成堆的家庭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过：知识越多越反动。果真如此。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单位，“阶级敌人”比例就极大。如新湖南报社当时的编辑部(包括《湖南农民报》)只一百四五十号人，就打了54个右派，中右还不在其内。在知识分子家庭中，情况也大致如此。
我够不上知识分子这个光荣称号(在知识分子是“臭老九”的年代，我一直被视为知识分子而遭到歧视；在知识分子逐渐吃香，而自己又在多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领导职务以后，我这个高中一年肄业的人又不配当知识分子了)，但确实出身于一个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父亲杨树达，是国内外知名的文字语言学家，著有《词诠》、《高等国文法》、《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积微居小学述林》、《汉书窥管》等大量著作，真可谓“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陈寅恪语)。解放前，曾先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学府，是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部聘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我的母亲张家祓，曾在朱剑凡、徐特立等任教的长沙周南女子师范读书，毕业后留校任小学科主事、教员，向警予、蔡畅、李铁铮等都是她的学生。
我家共有6个兄弟，其中就有3个右派，一个“特嫌”。
大哥杨德洪，留学美国后留在美国银行工作，全国解放后我父亲一再写信动员其回国为祖国效力，他也满腔热情回到上海，却捞了个“特务嫌疑，控制使用”的待遇。
二哥杨德骧，1939年清华大学化学系毕业后，毕生专攻水泥，对发展我国水泥工业做出过重要贡献，还先后翻译过英文版《波特兰水泥化学》、法文版《水泥——生产及性能》等书；1956年被评为重工业部先进生产者，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1957年在建筑材料工业部任工程师、副处长时，被错划为右派。
四哥杨德豫，国内著名文学翻译家，先后翻译、出版过《朗费罗诗选》、《拜伦抒情诗七十首》以及莎士比亚长诗《鲁克丽丝受辱记》(收人人民文学出版社《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的《华兹华斯抒情诗选》，经萧乾、文洁若、孙绳武、绿原、屠岸联合推荐，被评为中国鲁迅文学奖中的1995—1996年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的获奖作品。北京解放时，他正就读于清华大学外语系，差一年就要毕，业了，他毅然抛弃学业，投笔从戎。1957年，他在广州军区《战士报》被错划为右派，发配到湖南大通湖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他曾经被停发工资，依靠自己的工分所得勉强维持生计。在那里，他患了血吸虫病得不到有效治疗，身体受到严重摧残。等到右派改正时，他仍是孤身一人，且已身老(51岁)体弱。虽然改正后他仍在奋力拼搏，但年富力强的宝贵年华早已逝去，给他留下的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我有两个姐姐，大姐夫袁久坚、二姐夫周铁铮，都是右派兼反革命。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父亲从北京回到故乡的湖南大学(校址由长沙市迁至湘西的辰溪县)任教，周铁铮就是他的学生之一。我父亲很喜欢这个学生，曾想把我大姐嫁给他，大姐嫌他是“书呆子”而不同意，最后成了我的二姐夫。周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 (解放后院、系调整，我父亲和周都到了湖南师范学院)，正在和正要出成果的时候，却被错划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追求过他的一个女孩，代他报名参加了一个“健新学会”)，判刑3年，发配到西湖农场劳改。我二姐为了子女的前途，和他离了婚。周因表现良好提前释放在农场就业，1956年回到长沙，在街道工厂磨铲子等维持生活。1978年1月2日，他已半身不遂，勉强用火钳夹煤时把棉裤(一些露在外面的棉花)烧着了，等到人们发现时，他已被烧得奄奄一息。因无钱住院治疗，第二天就离开了人世。如果能够多活一两年，碰上胡耀邦同志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情况就会好得多了。
除了直系亲属外，如果把叔伯兄妹等也算在内，我家的“阶级敌人”就真是“数也数不清”了。“改正”后曾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著有《论语译注》、《孟子译注》、《春秋左传注》的古籍专家杨伯峻，是我的堂兄，在北京大学任教时，错划为右派，被发配到兰州大学，后来成为中华书局的三个台柱子之一。我的表姐夫周汝聪，是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在长沙市工作，和几个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领导干部接触较多，被打成“反党宗派集团”成员，文革中“畏罪自杀”身亡。我姑母的女儿、女婿彭慧、穆木天，均是著名作家，也都是有名的右派分子……
我父亲是1956年2月14日晨病逝的，享年71岁。生前他曾发下弘愿，要把周秦诸子全部地有系统地重新整理一遍。因此，当时《人民日报》的悼念文章曾说：“71岁的确对他太少了!”作为子女和亲属，我们当然更希望他能活得长久。可是，经过1957年的反右风暴以后，我的想法却完全改变了。
父亲为人公正，敢于仗义执言，但有时也让人感到有点狂傲。新中国第一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湖南人，当过毛主席的老师。父亲得知这一任命后，在日记中写道：“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宇(这是从文字学家的角度来说的)。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像我父亲这样的性格，如果活到1957年，肯定会划为右派。退一步说，就算他自己不被打成右派，家中这么多子、侄、女婿等被打成右派、反革命，他心里也会极端痛苦，甚至会被活活气死!因此，我认为父亲去世的时间，确实是最恰当不过的了。
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开得隆重、热烈，毛主席拍了唁电，周总理献了花圈，省里的党、政领导全部参加。送灵柩至岳麓山安葬时，送葬的小车近百部。设想，如果父亲在生前被打成右派，情况又将如何呢?
“翻案”不成反坐牢
1962年，我在农村劳动几年又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一段时间后，请求调到中共衡阳地委工作。当时地委的几个主要领导，大都是我在零陵县工作时的直接或间接领导，对我还是信任的，安排我当了地委农村部的综合科科长。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造反派们给地委“走资派”贴出的第一批大字报就点了我的名字，包庇、重用右派分子杨德嘉，成了他们的主要罪名之一。随后，我就被揪了出来，成为群众专政的对象。
被打成右派，我本来就不服气，“文革”一来又揪斗我，我更加不服气。这时候，在当时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一些人的支持下，报社的一批右派集中在长沙搞翻案活动。我当时很幼稚，对“文化大革命”还抱有幻想，就积极参与了这一活动。结果是案没翻成，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1968年9月13日，当时湖南省正在刮所谓“十二级红色台风”，衡阳地、市军管会召开了号称10万人参加的“对敌斗争”大会。当场宣布拘留审查的有6人：衡阳专员公署专员陈祥聚、副专员张维新，中共衡阳市委(当时市委比地委低半级)书记杨兴洲、副书记刘瑞兴、岳剑飞，再加上我这个地委的小小科长。他们的罪名，不外乎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挑动群众斗群众等等。而我的罪名：一是莫须有的“省无联”骨干，二是沾了点边的右倾翻案急先锋。罪名一经宣布，就戴上手铐，在全市游街示众。市里的3位头头后来关在一个单位里，家属可以探望，可以送吃的，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坐牢。地区的3人，就关进了衡南县的看守所。同天关进这个看守所的，还有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王守仁，他没有被宣布拘留，而叫做什么“群众扭送”。从此，长达8个多月的监狱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牢中的饥饿和三件紧要事
说起来惭愧。坐了一阵牢以后，最突出的感觉就是肚子饿。开始关进牢房还想这想那，以后差不多就是专想吃了。按说犯人一天有9两粮食的定量，一日两餐，每餐4．5两，坐着不动，应该也差不多了。可是，第一，刑事犯们，如杀人犯、强奸犯、盗窃犯等因外出劳动，不但可以晒太阳呼吸新鲜空气，更重要的是劳动期间每餐可吃两钵饭，刑事犯多吃的粮食就要由我们这些政治犯提供。其次，如果有人要贪污、多占犯人口粮，这是最方便不过的。哪个犯人敢去过问、敢去查账呢?再次，也是最主要的是菜里缺少油水。荤菜平时是没有的，过春节有几片肉、几片香干子就算不错了。新鲜小菜也几乎没有，大都吃些酱园里多年卖不出去的干酱菜。日子一长，就整天陷于饥饿之中了。
在吃饭的问题上，我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段自给有余，刚进牢房思想包袱沉重，看到极差的饭莱难以咽下口，于是勉强吃一点，大多数让给同监的老犯人吃，这段时间很短；第二段自给自足，时间也很短；第三段严重不足，除了吃下自己这一份口粮外，还眼巴巴盼着新来的犯人让点饭菜给自己吃。可是新来的犯人有限，而我们这些当过干部的人毕竟还有点自尊心，也还多少有点警惕性(不知对方何许人也)，心里虽然强烈希望别人拨点饭莱给自己吃，但还不至于公开乞讨，因之一直到出狱为止，也没捞到一点剩余物资吃。这一阶段是三个阶段中最漫长、最痛苦的一段。
肚子一饿，就盼着家人送点吃的东西来。对于犯人家属能不能送食品给在押人犯，看守所没有明确规定。一般情况下是不让送的，送去也会遭到严词拒绝。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押犯人判刑后准备送去劳改时，看守所会主动通知家属，允许送些食品和衣物。另外，在押人犯有的是拘留审查，有的已“升级”为逮捕，总的说均尚未最后定性，如果出现多人患水肿等营养不良引起的疾病，看守所怕人犯大量死亡难以承担责任，这时如有家属送食品来，他们会接受并转给犯人。但由于没有明文的告示通知，绝大多数犯人家属并不知情。情况往往是这样：开始有的家属送了食品遭到拒绝，以后就再不敢送了。
在整个坐牢期间，我吃过同监3个犯人送给我的食品、药品。一个是衡南县人民医院的医生周健，他因有一个在当时算作比较高级的收音机，被人诬告是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而被关进了看守所。1969年春天，犯人中患病的不少，他有时被抽出去给犯人看病，相对自由些。有一个晚上，他给了我几粒鱼肝油丸。还有中共衡南县委会的一个干事，地区劳动局的一个干部，被判刑劳改前家中送来了食品，他送给我一两个蛋糕。由于同监犯人很多，他们只能偷偷摸摸地给我，我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吃。对于这样的馈赠，我是永远铭记在心的。
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同监犯人就打起了“饭会”。所谓“饭会”，就是两个犯人互相交换，这餐我吃两钵饭，下一餐你吃两钵饭，或者是这餐你吃一钵半，下一餐我吃一钵半。多吃的那一餐当然很舒服，很满足。可是不吃或是少吃的那一餐，就实在难受极了。这样的“饭会”，我也打过两次。
记得在我和地区几个干部正在办理手续，准备离开看守所时，突然传来了山东口音的大声喊叫声：“给我家里传个话，赶快送些吃的东西来!”这是中共衡阳地委副书记兼衡南县委书记李先明。这个叫声我至今仍记忆犹新，好像就在耳边鸣响。可叹的是，我们是去专政班接受革命群众批斗，那个口讯当然根本不可能传到。
放风，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9时至10时、下午3时至4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十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如厕，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约有十几二十几人，而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要解大手，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抢位子。其次，要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手。因饮食中缺少油水、新鲜蔬菜及缺少活动，大便十分干燥如羊屎一粒粒的很费劲，这就要提前准备，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从上往下压……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就会臭气、骚气熏天，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一般都忍到放风。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水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我挨了看守一顿痛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工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10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30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但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被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看守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1969年5月19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籍的看守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看守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来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他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看守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看守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往乐观处想“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但实际上却受到严格的限制。书籍仅限于毛著，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学习，顶多隔上十天半个月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人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从未被提审过。
“释放证”上的日期
1969年5月20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6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的头头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3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以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毛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9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地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代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972年8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1969年5月。3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某些人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1973年底才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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