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海滨 | 父亲的抗战

历史老师

蔡廷锴。
他曾为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南征北战，屡建功勋；
也曾为了维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而东征西讨，特别是在中原大战中立下汗马功劳；
还在“围剿”红军的战场上和红军“打过仗”。
蒋介石对他颇为倚重，毛泽东称他为“风头一时的抗日人物”。
蔡廷锴将军育有七个儿女，1932年出生的蔡绍芝是他的第六个孩子，也是这位将军现在惟一健在的孩子。蔡绍芝说，“我是在淞沪抗战刚刚结束后的1932年7月出生的。”
蔡廷锴将军的抗战故事即从那场打响抗日第一枪的淞沪抗战开始。
子弹击穿父亲的左胁下军服
1932年1月28日深夜，日本海陆空战队在北四川路底、通天庵车站一带集合。日军一千余人在装甲车的掩护下，突然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阵地发动袭击。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伯伯和时任军长的父亲立即下令守军“为自卫计，应迎头痛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淞沪抗战由此爆发。
美国记者斯诺开战第二天就在十九路军指挥所——一所茅屋里采访了父亲。
斯诺写道：“他朴素、热情、平易近人，面孔黝黑而带点土气，个子很高，估计在六英尺以上，四十岁年纪，但看上去像三十岁的样子；如果细心观察，还会发现在他的眉宇间、神态上，显示出一种刚强自信、无坚不摧的铁将军的威势，因而也就格外地令人信赖有加。”
早在战争爆发前，日军就不断派兵来沪，并进一步制造事端，甚至还无理要求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及张静江先后劝蒋伯和父亲撤兵。父亲表示反对，气愤地说：“十九路军驻地是中国领土，殊无撤退之理，我十九路军守土有责，万一日军胆敢来犯，决定迎头痛击。”
1月23日，蒋伯和父亲召集十九路军驻沪营以上干部开紧急军事会议，向全军各部发出“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等密令。
九一八事变是父亲思想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在此之前，父亲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但“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三省全境迅速沦陷的事实，不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也使父亲认识到连年内战，枪口不能对外，是造成日本帝国主义想灭亡我国的主要原因。他决心从此不再反共，主张一致对外。1932年１月28日深夜，被日军袭击的当晚，父亲和蒋光鼐伯伯、戴戟司令三人步行到上海真如车站，在真如建立临时指挥部，就近指挥战斗。这天，他们三人还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了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的决心。
日军凭借陆海空三军的优势，根本不把脚穿草鞋，武器装备落后，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的十九路军放在眼里。
1月31日上午，父亲对来访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说：“我深知我们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敌人，但我全体官兵都有高度的爱国热情，士气高昂，抱着牺牲的决心，可以同敌人拼命。”
出于对中国军队的蔑视，日军指挥官少将盐泽幸一扬言要在四个小时之内占领上海。但是他低估了十九路军抗日的决心。
开战后，日军在中国士兵的英勇抗击之下，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一边提出停火要求，一边增派援军，于31日晚再次发起进攻。
在31日的战斗中，父亲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前往距敌只有四五十米的闸北守军防线指挥。敌人的机枪对准父亲射击，子弹穿破他左胁下的军服。官兵们担心他的安全，恳请他离开前沿阵地。父亲说：“指挥怎么能离开战场！”
日军再次猛攻，再次被守军奋勇击退。战至２月４日，父亲率部经过几小时的战斗，重创敌人，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盐泽幸一因此被免职回国。
与此同时，何应钦却指责十九路军违命抵抗，不服从军令，并制止其他部队对十九路军支援。
２月６日那天，何应钦下严令要第十九路军撤退，并责问父亲：“谁叫你打仗？”但是，父亲没有理睬这个命令。所幸这天父亲还有件高兴的事情。第二天，他对来访的媒体记者说：“昨天(6日)上午，孙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亲临军部慰问，还带来了不少慰问品，这对我们全军将士是莫大的激励和支援。孙夫人还告诉我们，她与廖夫人何香凝及杨杏佛等正在筹备成立国民伤兵医院，专门救护并治疗十九路军受伤的弟兄。”
父亲说：“沉睡的中国人民，在敌人的炮火声中觉醒了!”
接下来，父亲猜到不久肯定有一场大战，就冒着敌机的扫射，前往吴淞炮台慰问守军官兵。他还特意赠了两瓶白兰地给第七十八师副师长谭启秀和第一五六旅旅长翁照桓，说：“此酒是人民对你们英勇抗战的表示，你们不要辜负人民，应尽责任，死守阵地。” 由于我守军的顽强抵抗，东京不得不多次改派指挥官
父亲请南京政府军政部速派两师增援，然而，一直得不到回复。浏河失陷后，后方都受到严重威胁。蒋伯和父亲、张治中同往南翔共商下一步的行动方案。在会上，张治中沉痛至极，一言不发；父亲怒目圆睁，对卖国谄媚之流痛骂不已。当晚11时，蒋伯不得含泪下达了全线撤退的命令。全军秩序井然地退守嘉定、黄渡等地的第二道防线。
3月2日，十九路军通电全国，表示“本军决定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中日双方停战。蒋介石决定和日方和谈。父亲对蒋伯说，如果不是平等的和平，他个人表示反对，并说：“吾人身为军人，本以为服从为天职，假如有人甘心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则势不两立。”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族人民、港澳同胞、海外华侨，空前热烈支援第十九路军，捐款共计千余万银元。父亲说：“沉睡的中国人民，在敌人的炮火声中觉醒了!”
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对第十九路军却大不一样，对在作战中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和医用器材“一概不予补给”；父亲和蒋伯等人屡次函电请援，南京政府也按兵不动。何应钦甚至通令各部：“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抗日请求，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仍须受抗命处分。”经过三十三天血战退守第二道防线后，蒋介石决心整肃“违令”的十九路军。
建立福建新政府
淞沪抗战结束后，蒋介石下令十九路军一个师调往江西，一个师调往安徽。父亲与蒋伯据理力争，坚决不服从蒋介石肢解十九路军的命令。5月21日，蒋介石下密令将十九路军调驻福建。
调福建的目的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作战，蒋介石的意思是让十九路军和红军两方互相残杀。父亲和蒋光鼐伯伯认清了蒋介石的面目，他们都觉得跟着蒋介石这么走，是没有出路的。
父亲曾说：“有人自己不抗日，还要千方百计来消灭抗日的十九路军，甚至还派了特务企图暗杀我和蒋光鼐，强令我军调到江西、福建去打‘自相残杀’的内战。我全军上下都从亲身经历中得到深刻教训，所谓“剿共”实际上是一种借刀杀人之计。我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是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陈铭枢考察苏联与欧洲各国后回国，立即同父亲等筹划反蒋抗日事宜，他奔走于香港、广州与福州之间，联合第三党同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加紧进行反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活动。父亲当时并不赞成陈铭枢“抓紧时机，马上举事反蒋”的主张，认为这个时期公开反蒋势必会将十九路军毁于一旦，但在蒋伯伯的极力劝说下，父亲最后表示同意。
陈铭枢几次入闽， 到机关部队演讲、训话，活动频繁。父亲与蒋伯得知陈铭枢几次派代表与中共联系之事未有结果，心中十分着急，决定派陈公培火速赴苏区直接与红军联系，蒋伯用绸子给红军写了一封信，表示和谈愿望，主张双方先停止战争行动，以联合抗日。陈公培将信藏于衣领内，父亲给他开了一张放行的便条，派人将陈送到前沿阵地。
陈公培于9月间在红三军团总部所在地王台见到了彭德怀、袁国平等人，并带回了彭的复信。彭在信中对十九路军响应共产党的宣言与红军合作表示欢迎。从此闽北前线进入休战状态。 和共产党取得联系后，10月26日，十九路军代表、原十九路军七十八师秘书长徐名鸿与苏区红军代表潘汉年在江西瑞金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在11月的福州军事会议上，父亲指出：十九路军要革命，决心反蒋抗日，不反蒋抗日，十九路军就会被南京政府消灭。还宣布了十九路军扩军计划，将该军称为人民革命军。
在十九路军中，蒋介石派有特务坐探，对福建发生的一切了如指掌，由于父亲重兵在握，蒋介石对他格外重视，更是力图收买拉拢他，立即致电父亲，并派飞机到福州接父亲到庐山会晤。父亲托病不往。几天后，蒋介石又来电说如果不能离开军中，可以派亲信代表晤谈。父亲派黄和春随宋子文赴庐山面蒋，蒋召见后，要宋拨五十万元交黄转父亲，以图重金收买。未成功。
11月中旬，蒋介石和父亲几次通长途电话之后，亲笔专函，派徐康良驾机来福州接父亲前往南昌。此函极力挑拨父亲和陈铭枢的关系，企图动摇父亲的革命信念，父亲随即将此飞机扣留。
11月18日，父亲和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等人在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成立人民政府的时间和修正政纲政策问题，以及废弃国民党旗和军事、财政等问题。
1933年11月20日，父亲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选出政府委员会委员十二人，公推李济深为主席。22日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改元为“中华共和国元年”，废除原来的青天白日党国旗，使用公历。军队改组为“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但保留十九路军番号，父亲出任总司令，蒋光鼐伯伯则担任财政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派代表张云逸、潘汉年等，驻福州人民政府内办公。
在福建事变发生当晚，南京政府立即派十五个嫡系师，兵分三路，合围福建。第二年1月，陷入重围的父亲率部队撤出福州，成立不到两个月的“人民革命政府”，宣告解体。
后来，蒋介石就把父亲他们几个开除出国民党了，还发出通缉令。十九路军也被蒋介石彻底改编。父亲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行，就回香港去了。”
父亲忘了家中的电话号码
1934年4月19日，父亲踏上了出国考察、答谢侨胞、宣传抗日爱国的行程，遍访近二十个国家的六十多座城市，历时整整一年。他访问美国期间，受邀参观西点军校，发表演讲讲述淞沪抗战的经过和自己的带兵之道。在意大利罗马，在意大利还受到首相墨索里尼的尊敬，墨氏亲致欢迎词说：“我为何要欢迎您?因为我从未见过有中国人敢和日本抗战者，有之，惟蔡将军耳。所以，不特中国人要崇拜您，即使外国人也要崇拜您，欢迎您!”
1935年７月，父亲回到香港，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伯伯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即大同盟）。父亲为代理主席，大同盟每月费用均由他们几个担负，为此父亲卖掉了他在香港的住房。
七七事变后的整个抗战期间，父亲和蒋伯从一开始就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号召，很快回到国内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一致抗日。
后来听说家乡罗定县城被敌人攻陷，乡亲们拥戴当时在国内的父亲出来指挥民团保卫家乡。父亲当即挺身而出，以集团军总司令的才能指挥着十乡民团。父亲还拿出了家藏的八挺轻重机枪，近百支步枪，来加强民团装备。那时敌人不敢向罗镜、太平一带进犯。
父亲当时还在罗镜泷水中学大操场对各校的师生发表了演说，鼓励学生现在要努力学习，将来要报效祖国。他说：“有人以为因为我蔡某人在罗定，日军才会侵犯罗定。这是糊涂的。日本侵略者是要灭亡中国，这是人尽皆知的事，不管我在不在罗定，只要他侵略野心不死，何止想来罗定，他还想上广西、贵州，想打到重庆，灭亡全中国。但是，我们中国地大人多，只要中国人团结一致，人人拿起枪来抵抗，我们就一定可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去。”
记得一天深夜12点左右，我们忽然接到蒋光鼐伯伯的电话，说是我父亲已到香港，让我们给他留门，因为他忘记了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才特请蒋伯伯转告。挂断电话，兄长绍昌忙牵了我家的大狼狗去接父亲。
三年没有见，父亲连自己家中的电话号码都忘记了，但却记得蒋光鼐伯伯家的电话号码。
父亲和在抗战中结交的亲密战友蒋光鼐
蒋伯伯的个子瘦瘦小小，我父亲的个子却很高，同辈人中有称他 “高佬蔡”的。他们两人一起合作了很多年。他们两人同为广东人，父亲是罗定人，高大而挺拔，眼神坚定，身上一股骁勇善战之气；东莞虎门人的蒋光鼐伯伯身材瘦小、相貌清俊，有儒将风范。父亲性格刚烈，勇武坚毅，一往无前；蒋伯则沉静寡言而思维敏捷，顾全大局。有人说正是这种性格的互补性，使他们能长期合作而无间。
1930年8月，蒋伯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晋升上将军衔。父亲被委任为第十九路军军长，授中将衔。
之后在多年抗战中，父亲和蒋伯一道南征北战，在长期合作中结下了深厚情意，并没有因蒋介石职务的调动而变化，更没有因为工作的调动而疏远。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蒋伯都被安排在很高的职位上。
那时我们家和蒋光鼐伯伯家同住北京东单沟沿头十八号内，院子里有两排东西向的房子，蒋伯伯在后排住，我们家在前排。那时候，真是拆了墙是一家，不拆墙也是一家。后来，两家的孩子陆续从香港来到北京，住不下了，我们家才搬到西城区石碑胡同二十七号去。但是几十年间，两家人频繁来往，并没有因为住处分开而间断。
1966年“文革”开始。8月27日，蒋伯家首当其冲被红卫兵抄了，蒋伯也无端受到打骂。因为太了解父亲刚烈的性子，红卫兵刚走，蒋伯就急命妻子给我家挂电话，嘱咐父亲不要轻易动火。
后来，周总理就起草了一个十三人的保护名单，其中就有我父亲和蒋光鼐伯伯。
1967年5月初的一天，我陪父亲一起到蒋伯伯家看望蒋伯伯，当时蒋伯伯已经患胃癌很久了。蒋伯伯躺在床上，用手遮光，闭目养神。父亲轻轻走到病床前，端详着蒋伯伯的面容。看着看着，他突然转过身，掏出手帕来擦拭眼泪，这时蒋伯伯开口说话了：“大丈夫视死如归，有什么好难过的！”父亲说：“是啊，我们几十年来身经百战，要死早就死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能活到现在早就够本了……”
1967年6月8日，蒋伯伯被癌症夺去了生命。父亲在我的继母罗西欧的搀扶下沉痛地到北京医院向蒋伯的遗体告别
父亲整整哭了三天三夜，精神从此变得很差。不到一年，1968年4月25日，在没什么明显病症的情况下，父亲也溘然长逝，时年76岁。他晚年患白内障，临终前我们前往北京看望他时，他已经看不见我们。父亲一生都没有怎么和我们多谈当年带兵打仗的事情，但是在临终昏迷时候，却问起我们台湾什么时候回归的问题。
父亲平时对我们要求十分严格，自从定居北京以后，便嘱咐在香港读书的年龄较大的四个侄儿们转到北京上学，以便接受党的教育、接受新思想。我至今还保留着父亲1957年11月2日给我写的信，信中写道：“你们从小娇生惯养，希望你们大家都要放弃资产阶级思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才不愧是我的后代。”
本文由周海滨微说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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