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方欲逃脱裁决 称南京大屠杀责任在中国

历史老师

1946年5月3日，举世瞩目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正式开庭。200个记者席上挤满了各国记者，300个盟国旁听席、200个日本旁听席上座无虚席。
首席法官韦伯宣布开庭。
随后，首席检察官基南宣读起诉书。起诉书很长，经过两天才宣读完。
法庭上，这些昔日张牙舞爪、涂炭各国人民的战争贩子自知罪孽深重，为逃避罪责，他们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继续宣扬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理论。当被问及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同胞投入战火与灾难时，几乎所有的被告人都站在荒诞的立场上，异口同声地阐释着一个邪恶的道理。他们说：“日本有8000万人口，而领土狭小，缺乏一切物质资源，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能向满洲、中国、朝鲜和东南亚扩展‘呼吸空间’。”
东条英机说：如果不进行战争，“我们的民族将等待毁灭。与其坐守待毙，还不如铤而走险冲出包围，去寻找生存的手段”。第二，这些战争罪人，顽固地用抵赖的手法否认罪行，辩解自己“无罪”。他们先是矢口否认日本的侵略和犯罪事实，接着在证据和事实面前，虽然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犯罪事实，但却装聋作哑，千方百计地推卸他们个人的责任。东条英机口气最硬：“对一切诉因，我声明无罪。”企图逃避法律和正义的制裁。第三，美化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他们狡辩说：“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大东亚共荣圈”不是侵略，日本对外战争是“自卫自存”，是为了“解放东亚民族”。
审讯之初，这些战争罪犯气焰颇为嚣张。如：曾任日本内阁陆相的坂垣征四郎扬言要和中国检察官大战三百回合;东条英机准备了长达220页的口供书，为自己和日本军国主义辩护;土肥原贤二、荒木贞夫、松井石根等无不态度强硬地与法庭对抗。
为了逃脱正义的裁决，这些战犯聘请了庞大的律师团，日、美籍辩护律师达90多人。日籍律师中有不少人本身就是军国主义分子。辩护团的总辩护人清濑一郎原系专为侵略者出谋划策的“国策研究会”成员;而美籍律师中也有不少人挖空心思地替战犯开脱，有的律师甚至蔑视法庭。他们煞有介事地召来许多证人，这些证人多是在战争期间活跃的政客、军人、官僚、财界要员、右翼分子乃至日本皇族。他们串通一气，颠倒黑白，向法庭挑战。其中尤以清濑一郎为甚。
1947年2月，辩护方的反证阶段开始后，清濑一郎等人说：“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挑起的，成立“满洲国”是民族独立运动，“上海事变”、七七事变、南京大屠杀的责任都在中方，经济掠夺是帮助中国“恢复”和“开发”经济，“大东亚共荣圈”是世界主义的口号，珍珠港事件的责任在于美国，等等。
因此，东京审判充满了斗争，是一场艰苦的斗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智慧与阴谋的激烈较量。
为证实日本战犯的罪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局传419名证人出庭作证，779名证人提出书面证词。最后，法庭认定4336件证据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