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乾隆挺岳飞为英雄 史官贬岳为军阀

历史老师

吕思勉：岳飞是军阀割据?吕思勉所著《白话本国史》于1923年9月出版，系我国第一部由白话文写就的中国通史，其叙述模式成为之后各类史学教科书的范本。在该书的“南宋和金朝的和战”一章中，吕氏写道：于是和议开始了。和议的在当时，本是件必不能免的事。然而主持和议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当议割三镇的时候，集百官议延和殿，主张割让的七十人，反对的三十六人。
秦桧也在三十六人之内……我(指吕思勉)说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人之处。能看得出挞懒这个人，可用手段对付，是他眼力过人之处。能解除韩(韩世忠)、岳(岳飞)的兵柄，是他手段过人之处。后世的人，却把他唾骂到如此，中国的学术界，真堪浩叹了。真冤枉极了。
当时诸将的主战，不过是利于久握兵柄，真个国事败坏下来，就都一哄而散，没一个人肯负其责任了。所以秦桧不得不坚决主和。于是召回诸将。其中最倔强的是岳飞，乃先把各路的兵召还;然后一日发十二金字牌，把他召回。这种条件，诚然是屈辱的。
所以读史的人，都痛骂秦桧，不该杀岳飞，成和议。然而凡事要论事实的，单大言壮语无用。吕氏将和议的成就归功于秦桧，而将岳飞、韩世忠等人称为割据之军阀，大有暗讽民初军阀混战之乱象。他进一步澄清道“岳飞的兵，合前后的公文算起来，总在二万人左右，苦战半日，然后获胜，并不算什么稀奇”。
《白话本国史》于1933年4月再版，称国难后第一版，因该书对宋金和战所持意见大反常理，很快便遭查禁。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发布训令，强调“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呈请教育部在未删正“贬岳崇秦”论之前，禁止吕思勉著《白话本国史》在本市销售。
并通饬各级学校，严禁学生阅读，以正视听(《南京市政府公报》，公牍，1935年3月5日)。训令一出，即有南京《朝报》主笔赵超构起草《从秦桧说起》一文，为吕氏鸣冤，后遭《救国日报》主笔龚德柏兴师问罪，痛斥其为汉奸。一场围绕《白话本国史》以及岳飞秦桧功罪的讼案拉开大幕。岳飞及其精忠报国的形象，成为民族主义高涨时代下的一个话语权柄。
作为教科书风波的当事人，吕氏始终未表态，直到建国初期的一份自述中，方简短回应：“此书在当时，有一部分有参考之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此书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论》，《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4期)
胡适：“秦桧有大功”
1924年，33岁的胡适在《南宋初年的军费》一文中写道：“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周密《齐东野语》曾略说此意，其言颇平允。今读庄绰《鸡肋篇》，中有记南渡军费二条，可供参考。”耿云志在《胡适研究论稿》中认为胡适“有为秦桧投降政策辩护之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85页)。胡适指出行军途中“米粮草料”之开销，无兵可用、且军费不足乃“南宋不能不议和的主要原因”，方称“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是冤枉”。这番言论成为后人攻击其为秦桧伸冤，走亡国路线之滥觞。
周作人：吕思勉并不全错
周作人在《岳飞与秦桧》一文中，回应了南京市政府呈请教育部查禁吕著一事：“(吕思勉)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有人听了要不喜欢，原是当然的。鄙人也不免觉得他(指吕思勉)笔锋稍带情感，在字句上不无可以商酌之处，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有前人说过。”(《华北日报》1935年3月21日)
周作人附议俞正燮《癸巳存稿·岳武穆狱论》中的观点，并以《朱子语类》所云“建炎间勤王之师所过恣行掳掠，公私苦之”强调朱子时代对岳飞的评价不过尔尔。后来，崇岳贬秦之风乃受《精忠岳传》的影响，后者又称《说岳全传》([清]钱彩著)，对有清一代岳飞形象的塑造与定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周作人认为赵翼《廿二史札记》对宋金和议的评价颇为中肯、平实：“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宋之南渡，秦桧主和议，以成偏安之局，当时议者无不以反颜事仇为桧罪，而后之力主恢复者，张德远一出而辄败，韩侂胄再出而又败，卒之仍以和议保疆。”
邓广铭：从阶级对立到民族英雄
自1944年出版《岳飞》(重庆：胜利出版社)一书后，邓广铭对于岳飞多有关注。1950年代，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再论岳飞，在《岳飞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10月第1版)中高度评价岳飞的戎马一生，该书第三章以“民族战场上的忠勇斗士”为题，赞扬岳飞直捣中原、再援淮西，坚决反对屈膝求和。
受到时代阶级话语的影响，岳飞及岳家军被塑造为以武力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典范，邓氏说道：“对此，我们不能不替岳飞把罪过承认下来。”他在后记(页285-286)中强调岳飞所处的时代，中华民族和女真侵略者矛盾极端尖锐，在民族矛盾的冲突下还包含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派系斗争。岳飞叙事陷入阶级与民族对立的怪圈中。
在邓氏的笔下，岳飞形象于1980年前后被再塑，彼时《岳飞传》增订本问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这次增订本与前述版本相比，做了大幅度的修订，按邓氏自己的话说，改写的部分至少占全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岳飞由此回归“民族英雄”的话语体系。
邓氏指出，不论是汉族或女真，都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岳飞则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从汉文化扩展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视域中，这也暗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叙述模式。(按：1988年费孝通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学发表名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讲。)
龚延明：岳飞精神与民族文化遗产
当下，对岳飞功绩及其精神的研究，已逐渐成为显学。岳飞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龚延明指出：“呜呼!公之功勋，难以诉完。公之精神，代代相传。中国之大，谁不识公!民族英雄，谁不歌颂!”(龚延明：《公祭岳鄂王文》，载《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龚延明将国人心中的岳飞形象进一步拔高，岳飞成为爱国爱民、廉洁奉公的楷模，以及宁死不屈、义无反顾的正人，由此形成的“岳飞精神”，与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密切相关，这亦契合当下多数民众对岳飞的认知(龚延明：《岳飞精神与民族文化遗产》，载《岳飞研究论文集汇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孙江：岳飞形象的定型与乾隆帝有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孙江则指出岳飞形象的定型与乾隆帝有关。历来关于岳飞“愚忠”形象的争论中，论者都将岳飞“愚忠”形象的形成归因于清代钱彩的《说岳全传》，殊不知乾隆的南巡题词，为后世留下了“钦定”的岳飞形象宣传大纲(《岳飞叙述、公共记忆与国族认同》，载《岳飞研究》第5辑，中华书局，2004年)。
在君臣之义的上下关系、忠奸之分的平行关系、华夷之辨的内外关系中，乾隆更强调君臣关系的尊卑分明：“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构，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分疆之外。”(乾隆《岳武穆论》)乾隆话语的翻版影响了清代关于岳飞形象的叙述，在儒家君臣之义的尊卑解读中，岳飞被塑造为绝对尽忠的形象。
在承袭了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孙江以反历史的笔调梳理了岳飞叙述的谱系，作为民族英雄的岳飞不仅成为公共记忆的对象，更成为国族认同的象征。他强调岳飞叙述是表象化的岳飞历史，客观的岳飞历史只能是历史学者追寻的一个可以接近而永难到达的高远目标，在“岳飞是谁?谁的岳飞”的发问中，意识形态的制约成为岳飞叙述不断变化的根本原因。因此，“岳飞属于过去，岳飞信仰永远属于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