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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落榜生的出路:半工半读可靠相貌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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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科举落榜生的出路:半工半读可靠相貌入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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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5-27 10:5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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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考试,应试者如过江之鲫,然而中榜者寥寥。以光绪九年应会试考生1.6万多人来看,只“赐陈冕等三百八十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其录取率约为1.9%,是真正的“千军万马过独木桥”,98%的科举考生都成落榜生。那么,清代如此众多的落榜生除了继续攻读再考外,还有哪些出路呢?
第一种是“半工半读”,这是清代科举落第者所通行的方式。一边工作养家糊口,一边继续攻读,以待下届再考。譬如清朝官至左副都御史的吴大澂,早年经历乡试、会试两级考试落第之后,都有一段边教书边准备考试的时光。他34岁那年才中榜,继而成为大臣、著名金石考古家。
第二种是走捐纳之途。道光九年(1829年),34岁的魏源在连续参加会试落第之后,按例捐资得了个“内阁中书舍人候补”的职务。而后,他因职位之便得以系统阅读了内阁所藏的清朝开国以来的大量史事档案,开笔写《圣武记》,这是探索清朝盛衰的第一部史书。后来,怀抱忧国情怀的魏源还写成了《海国图志》五十卷。走捐纳之途的魏源,虽然落榜,但依然用所学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科举落榜生捐纳为官,这在清代尤其在晚清是很普遍的一件事,而这也是晚清吏治腐败萎靡的一个病灶所在。
第三种是落榜生放弃应试之路,改弦更张,从军从政。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即是科举失意、投笔从戎的一个著名例子。左宗棠于道光十二年(1832年)21岁中举后,“会试三次不第,即弃举业而专治经世之学,知交群推,有名于时”,而后,他凭着真才实学成了晚清重臣。另一个例子是近代名流梁启超,他17岁中举后,“屡应会试未捷”,但“以言论称雄,仍为政治活动”,而且自视极高,公然声称:除却做国务大臣外,终生决不做一官也。
第四种出路是所谓的“大挑”。“大挑”是清政府给会试落榜生设计的一个出路,是清代的创新。“清制,举人应会试三科不中后得赴大挑,亦入仕之一途也。”米脂人高照煦以同治癸酉举人应光绪庚辰大挑,被任为教职,后历官宜川训导、榆林教授。他在《闲谈笔记》中记载:“国朝定制,会试三次后,特设大挑一科。不试文艺,专看相貌。”
有意思的是,晚清还有个名臣叫阎敬铭的,会试落第后曾经想弄个教职干干算了,于是去应试“大挑”。令人沮丧的是,他才上场就被刷下来了,原因是他“状貌短小,二目一高一低,恂恂如乡老”。具有喜剧效果的是,“大挑”落选者阎敬铭此后发愤“补习”,竟然高中进士。与曾国藩齐名的胡林翼曾向朝廷夸赞他“阎敬铭其貌不扬,而心雄万夫”,并说他是国家少有的贤才,如做法官将会“弄律有准”,如做理财官则“必无欺伪”,典型的一专多能。历史上的阎敬铭的确为官清廉耿介,有“救时宰相”之称。清代的“大挑”看似给了落榜考生一个希望,但是以貌取人,实在是有失偏颇。此外,有些落榜生对于科举失望改而从事商业。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弃学从商,后成为有名的爱国实业家、教育家、文学家、慈善家。
古代公务员考试:为防考生作弊入场前沐浴更衣
核心提示:因检查太过分,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有臣僚建议让考生“沐浴更衣”。沐浴时,考生要脱光自己的衣服,然后换上官方准备的统一服装,才能进入考场。这实际上是一种考前“裸检”制度。
南宋洪迈《容斋四笔》卷八述人生四大得意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科举时代,各朝各代的读书人都削尖了脑袋参加科举以谋取功名,他们或追求经世济民,或追求光宗耀祖、封妻荫子,不管初衷是何,金榜题名、衣锦还乡,是寒窗苦读的士子们最美好的憧憬和梦想,而科举,如同现代的公考一样,是进入“官途”最重要的桥梁。5月5日,历史学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倪方六,及知名专栏作家李开周为我们讲述了古代科举考试中鲜为人知的趣事。
科举考试 资料图
考前先看考点,半夜入“鸽笼子”
当今临近大考时,像中考、高考、公考等,考生们为了熟悉考场环境,一般会提前一天或半天到达考场体验一番,以消除考试时自身的紧张感。这在古代也不例外,“考生考前也要看考场,而且更重视。”5月5日,历史学者、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兼职教授倪方六介绍道,但与现代不同的是,古代考生看了考场后,便不能再出来,而是要一直到全场考试结束才能出来,饭食则由官府安排的“号军”统一负责。
现代公务员考试,按规定考生一般可提前15分钟到达考场。古代的科考则可以提前几个小时进场。“一般乡试在开考前一天的子时开始开‘龙门’,允许考生进场,随身带一只装有考试必备用品的考篮。此时正值半夜时分,进场考生可以领到3支蜡烛。”
据倪方六介绍,乡试考场一般设在省府所在的省城,具体地点是贡院内。“贡院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大院子,里面又分割出许多有序排列的小院子,小院子里每排再隔出进深4尺、宽3尺的考室,称为‘号舍’,每舍一名考生。”号舍既是考试答题的地方,也是考生夜里住宿的地方。每舍有长4尺的两块木板,号舍两边墙体有砖托槽,上下两道。白天考试时,两块木板分置上下托槽上,搭出一副简易桌、凳;晚上则将上层的板拆下,与下层平拼成一张简易床铺。由于空间太小,考生晚上须曲膝而卧,民间戏称之为“鸽笼子”。
进士只是“文凭”,具有做官资格
在各种古装戏大行其道的今天,其中不乏有关科举考试、进士及第的场景,所以我们似乎也对此有所了解,尤其是古代书生考中状元的情景,状元得经过乡试、会试、殿试等三次考试,方有折此桂冠的机会。倪方六表示,古代状元多是货真价实的满腹经纶之士,绝对不是现代考试上出来的那种“考试型人才”,连皇帝也喜欢把女儿嫁给状元郎,要招之为驸马。
所以,在很多人的认知中,包括状元在内的进士们,好像就是板上钉钉的“官”无疑了,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倪方六介绍,举人和进士都不是官,古人叫“功名”,今人叫“文凭”。
知名专栏作家李开周也表示,虽然明清时期,考中进士之后肯定就会有官做,但在唐宋时期,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就能当官,只能说有了当官的资格。换作现代的说法,就是认可了该人具有报考公务员的资格。“进士之后还要通过吏部铨试。”李开周表示,铨试以“身、言、书、判”四事择人。身,指体貌伟岸;言,指言辞辩正;书,指书法遒美;判,指文理优长。四者皆可,则中选授官。
“铨试非常难考,10多年也不一定能考过。”李开周表示,“韩愈就考了好多年才考过。”据介绍,韩愈在第一次铨试失败之后,又连考两次,仍被淘汰,一直得不到官职,困顿长安近十年,29岁才进入董晋幕府,谋得一个小官职。“铨试是有针对性地选择有专业技能的人才,然后安排到相应的职位上。” 北宋之前,考官批卷可见考生名
现代中高考及公务员考试中,为保证考生信息不被泄露,试卷上的考生姓名、考号等信息都是写在装订线内的,以确保考官在批卷时不会徇私舞弊。但在北宋之前,试卷上的考生信息并未做任何保密措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不公平性。”李开周表示,但从另一个角度说,古代也会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考分高不一定适合当官。”所以,除了要考得好,考生们还得提前打点好各种官场关系,因为除了考官可以做“小动作”,在北宋初,除了考试通过,还需有两名以上在职官员联名举荐,才能有官做。“像李白、杜甫、白居易,他们为什么写了那么多诗歌、传奇、小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打动当时有实权的官员,好让他们举荐自己。”很多普通老百姓家的考生,在参加科举前三五年,都会外出走动官员,称为“宦游”或“状游”,其实就是写一些诗歌、传奇等作品献给官员,推销自己。
从宋太宗开始,科举实行“糊名制”,考官没有了之前那样大的权限,“这是为了打压士族的势力,因为很多士族世世代代做高官,势力很大,严重威胁到了中央集权。”李开周表示,“糊名制”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考官的权力,也限制了士族势力的扩张,“但官员举荐的制度还是存在的。”李开周称,官员举荐的士子被分派了官职后,若是犯了贪污等罪责,举荐该人的官员也会遭到降级或罢官的惩罚。
北士考不过南士,明代分卷录取
现代的公务员考试也会分全国统考或是各地自主命题。那古代的科举是不是全国统一试题呢?据倪方六介绍,古代的科举一开始是实行全国统考的,多数年代都是一榜取士,“但自古江南出才子,北方读书郎在科举场上,整体上显然是考不过江、浙秀才的。”后来出于公正、平衡和照顾起见,最后一轮的“总决赛”殿试,有的朝代,如明朝就出现南北卷之分。
《明史·选举》记载,“初制,礼闱取士,不分南北”。但“全国统一考试”的结果往往是南士(南方考生)讨巧,录取比例高,北士吃亏,甚至统统名落孙山。1397年洪武年间曾发生过一起“南北榜案”,因为录取对象不平衡,朱元璋把主考官刘三吾流放到了边疆,另一名主考官白信蹈、侍读张信则被砍了头,起因就是录取的51人全是南士,北士无一人进榜。后来明太祖朱元璋亲自阅卷,最后录取的61人则又全是北士,首开了大明王朝分南、北取士的先河。
倪方六表示,在随后的永乐年间,科举考试并没有分南北。朱棣死后,其长子朱高炽(仁宗)当了皇帝,录取工作有了明显变化,明确了南北二片各自的录取人数和比例:30个录取名额分配比例是,南士录16人,北士录14人。朱高炽死后,朱瞻基(宣宗)正式将试卷分为南、北、中三卷,并成为定制。
后来南北中三卷也有人说不公平,又合并成南北二卷,搞大平均,录取人数南北各半。而且进行“扩招”,增加录取人数。
为严防考生作弊入场前沐浴更衣
现代考试已无搜身检查的制度,仅有监考老师会在考场上提醒一下。在古代,参加考试可不是说说就能了事的,要进行多方面、详细的查检,搜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据倪方六介绍,古代考生作弊最常见的一招就是夹带参考材料进考场。夹带,又叫“怀挟”。“怀挟的手法也是五花八门,或藏于笔管,或置于砚底,或放于夹层鞋底……”在没有现代探测仪器的古代,这样手段防不胜防。
“早期的科举考试并不禁止怀挟。”倪方六称,唐朝时便允许考生夹带书本和其他物品。由于夹带对所有考生来说并不公平,五代时便开始禁止,并形成书面规定,并由此产生了形形色色的反怀挟手段。
宋真宗时,考生入场会由监门官进入一番搜身检查,如机场安检一样,甚至要把鞋子脱下来,查看鞋底是否有可疑物品。金国更夸张,检查时考生要主动把衣服解开,露出身子。还要把束紧的长发放下来,看头发结内是否藏有“蝇书”一类的作弊工具。甚至连鼻孔、耳朵也要扒开看看。因检查太过分,泰和元年(公元1201年),有臣僚建议让考生“沐浴更衣”。沐浴时,考生要脱光自己的衣服,然后换上官方准备的统一服装,才能进入考场。这实际上是一种考前“裸检”制度。
除了这些,明代作弊考生要进小牢房,清代出绝招重金赏搜检,甚至扒下考生裤子。各种手段,数不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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