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管理模式在文化背景上的相同点:日本民族文化历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早在古代,中国的儒学,包括孔子、孟子、朱子等人提倡的礼教和为人哲学就已经传到了日本,而且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公元645年,由留唐学生和僧侣发动的“大化革新”,给日本文化注射了儒家文化的强心剂;与此同时,日本的左藤王子颁布了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十七款”宪法。德川幕府时期,朱子的儒学被作为社会的行为准则,而且针对不同的年龄、性别、出身、社会地位的人规定了不同的行为准则。光辉灿烂的中国儒家文化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由于日本吸收唐文化时,儒学文化正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日本有幸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华。当然,日本对儒家文化的吸收也不是盲目的,而是有针对性的。 中日管理模式在文化背景上的不同点: 日本:19世纪中叶,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全面吸收成为日本管理变革的新开端。1853年美国人首先用舰炮轰开了日本的大门,此时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日本武士首先采取武力拒外的策略,但遭到了失败。日本明智的进行倒幕开国运动,全盘西化,以“集万国之能长”为兴国宗旨。进入20世纪中叶,日本吸收了先进的西方管理思想,如X理论、Y理论、超Y理论、现代科学管理理论等。 由此决定了日本企业文化的如下特点: (1)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对其进行了实用主义的改造。(2)信奉家族主义和资历主义。(3)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处理的比较好。 中国:我国的管理思想主要是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1)中庸之道和集体主义 中庸之道的“中”,是指为人处世要有一个“度”,要适应,超过这个“度”,就是“过”,过犹不及。而“庸”则是一种经久不渝、永恒的力量,只有做到适应一切事物本身的规律与要求,才会产生一种强大而永恒的力量,这就是中庸之道的内在根源。随着传统的演变,中庸之道已经发展成不偏不倚、允当适度的意思。 与中庸之道密切相关,中国社会的理想人格不是强烈的自我表现,而是一种温和谦让的君子风度和方式。他们以群体利益为个人利益的参照系,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养提升思想境界,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和价值以群体的欲望和价值为转移。同时这种中庸之道受中国社会宗法制和小农经济的影响,更加关心维护群体利益,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2)集权主义 中国传统社会就是一个中央高度集权的社会,先秦思想家韩非就曾设计过“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的政权形式;东方的专制主义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的秦汉时期就已经在中国确立,并且一直影响到当代。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体现了这种高度集权的特点,但实践证明,权力的过分集中并不能把事情办的更好,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就要下放相应的权力。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市场调节的比重应该占主要方面。 (3)天人合一与知足常乐 作为农业社会的典型特征,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一种“乐天知命”和“知足常乐”的价值观和行为趋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天”象征的客观世界的规律被看的极为重要,“顺应天命”、“安贫乐道”成为一种理想的行为准则。对客观世界的过分重视造成对人自身能力的认识不足,而且对客观世界的变化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这使得中国人倾向以自身的良好行为来顺应自然。同时,中国人注重追求协调与和谐、安稳、平和而节奏较慢的社会生活。 (4)阳刚与阴柔 中国传统文化的哲学底蕴是儒道两家不同的价值系统。儒家和道家,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心理模式,它们相互刺激,相互影响,推动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前进,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具有阳刚的特征,道家则具有阴柔的特征。儒道两家的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之间是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补充的关系。儒道互补,阴阳交错,刚柔相济,便使进退取守皆可从容对待,使中国人无论在得意和失意时不仅可在心理上保持平衡,而且皆可从这一文化背景中寻找到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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