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公共管理的狮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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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5月，新加坡国父、前总理李光耀宣布正式离任新加坡内阁，引发各国智库对新加坡模式的争相讨论。其中与政府关系密切的美国智库新美国基金会对此颇为关注，其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特地为《外交政策》杂志撰文，称在21世纪管理模式竞赛中，新加坡共识可能比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更具优势。 上世纪70年代迅速崛起后，新加坡一直以来都受到来自于亚洲、中东以及其他新兴市场取经者的追捧，这其中也包括中国。除了经济发展外，这些国家更加关注新加坡的政府管理经验。以新兴城市国家阿布扎比为例，大到长远城市规划，小到电子政务协议，都在一一效仿新加坡。而对于正处于转型关口的中国来说，无论是文化传统的同根同源，还是实际执政体系的相似性，近邻新加坡无疑都是政府管理的良好典范。
　　9月21日，2012中新社会管理高层论坛在新加坡召开，主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管理，此次论坛进一步深化了中新两国在公共治理和社会管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会议前夕，新加坡公共治理研究领军者之一南洋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吴伟先生，在京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向国内读者系统介绍公共管理领域的新加坡模式及其对中国政府管理特殊的借鉴意义。
　　公共管理理论演化
　　传统的公共管理理论分为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两个时期。前期的公共行政理论以韦伯的层级官僚体系为基础，表现出层级制、官僚、缺乏弹性等特点。随着层级官僚体系遭受越来越多的诟病，管理学中的效率观念逐渐得到重视，公共行政开始向公共管理过渡。这一时期的公共管理理论奉行效率至上原则，强调政府效率，试图通过调整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内部结构，以此来节约管理成本。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为应对财政危机和政府信任赤字、绩效赤字，开始大规模政府改革。政府管理开始要求市场导向和因应而变，由此促使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要求以市场需求改造政府机构设置，强调政府管理借鉴私营企业管理经验，从单纯追求效率的一个E(Efficiency，即效率)向三个E(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Economy，即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转变。
　　吴伟总结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四个方面。首先，从强调政府管理效率最大化向兼顾效率、效果和经济性转变。其次，加强政府服务意识，强调政府管理过程中要提高公众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再次，从大政府向小政府过渡，政府由从前的大包大揽开始逐步放权，在可以利用市场完成的领域允许民间力量进入。最后是主体的多元化，允许营利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参与政府管理。
　　新加坡模式
　　新加坡见证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并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特殊的新加坡模式。新加坡管理国家有如经营公司，有报道称国父李光耀曾刻意按照荷兰皇家壳牌公司模式设立政府机关、行政部门以及激励体制。这使得新加坡政府管理可以较好地兼顾三个E，其制定的经济策略似乎与商务计划具有某些相似性，其公务员享有全球最高的薪水，并一直被赞许为世界上最为清廉的国家。
　　新加坡政府管理在很多领域都与营利组织、非营利组织合作。这一方面节省了政府的管理成本，避免政府负担过重;一方面也充分发挥了市场优势，提高管理效率。吴伟说道。新加坡的小政府理念和多元化管理主体、外包公共服务策略，在高等教育领域可见一斑。
　　新加坡两所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均是企业化经营，成为公共服务机构民营化的缩影。虽然二者70%的经费来源于政府拨款，但却均以公司名义注册，运作形式依照现代公司的管理体系。大学采用专家治校方略，而非行政方式管理学校，给予学者足够的学术自由，我想这是南洋理工大学在短时间内跃居世界领先院校的原因之一。吴伟说道。
　　精英战略
　　以精英治理为特色的新加坡公共管理模式有别于西方高福利国家的保姆式管理，其既不鼓励希腊人那种懒散的行事方式，也不提倡西班牙式的肆意挥霍，但也能够提供优质的低成本教育等公共服务。新加坡的方式是通过一系列激励方案培养市民的良好行为，而这些方案又能使人们无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中都保持稳定，专心工作。其失业率一直保持低位;几乎没有人是无所事事的。
　　吴伟认为，新加坡之所以能够保持长期的人力资本优势，得益于长久以来所坚持实行的精英战略。虽然精英战略竞争激烈而残酷，但却颇具实用意义。从小学四年级起，新加坡学生便开始被区
　　分对待。他们中成绩最优秀的3%将接受精英课程，由专门教师授课。小学六年级会考后，学生开始分流，将按照国立大学、理工学院和公益学院三种高等教育模式来进行定向培养。 国立大学培养国家精英，将来为政府和社会建设服务;理工学院培养传媒、护理等高等职业技术人员;公益学院则作为技工教育机构，培养高技术工人、熟练工人。为保证精英阶层质量，国立大学坚持多年保持30%左右的入取比率，重视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不是盲目地扩大规模。理工学院和公益学院则保证了没能进入精英层级的学生也可以在社会上立足。
　　中新合作交流
　　中国和新加坡不仅在政府管理理念上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政治体系上也较为相近，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领导人民独立后一直执政至今，新加坡经验对于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最早的中新合作始于政府，随后两国政府自上而下推动了企业合作不断发展;当前两国企业间合作很多都已是自发开展，如两江工业区、广州都市城、天津生产城等，政府仅提供支持和服务的职能。
　　事实上，中国和新加坡在公共治理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由来已久。 2004年时任中组部干教局局长的李培元就曾做过这样的评价：目前中国政府海外培训主要有两个基地：一个是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另一个是美国的哈佛大学。新加坡的中国政府官员培训主要集中在南洋理工大学，而具体实施培训的则是公共管理学院。从1992年首批河北省高级干部赴新接受系统培训开始，截至2008年底，南大公共管理学院为中国各级政府培养了765名公共管理硕士，短期培训课程结业人数突破8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