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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首位农民工人大代表胡小燕公然自己的手机号码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几乎将她的手机打爆。现在她的手机基本处于关机状态,一个小时有上千个未接电话。(见4月2日新华社新闻) 3月19日高调公然手机号码,到今天才短短十数天,连手机也不敢开,这恐怕也是出乎胡小燕的意料之外吧。实在,说意外也不意外,即使不计其他阶层人士,单就农民工中国就数以亿计,一个手机号码对于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来说意味着什么,不是很明显吗?在人大代表没有实现专职化,缺乏其他行政资源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对胡小燕责备责备,究竟她是一位农民工,“代表”不是她的全部,但农民工代表手机被打爆,不敢开机却蕴含强烈的政治信息,值得社会关注。中国的农民工,固然群体庞大,但“边沿化”严重,他们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也不是城市工人,因此他们遭遇很多新困难,如工资题目、社会保障、子女进学、留守儿童,还有政治待遇题目,等等。这些与“三农”有关,但又不纯粹是“三农题目”,对于政府来说,都是一直解决不好的新题目。正由于是新题目,导致相关法律与政策的迟滞,导致农民工维权遭遇灰色甚至白色地带。就说农民工子女进学题目,现如农村实现免费义务教育,城市也已经开始,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进学就依然是坚冰一块。 在利益分化的政治时代,阶层都需要自己的利益代言人。而与农民工数目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政治代言人的稀缺。改革开放30年,新生代农民工都已经出现,而直至今年的两会才有真正以农民工身分出现的人大代表,而且只有区区的3位!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只有3位代表,其矛盾与困境已在这种比例中昭然若揭。中共十七大报告对此也有清醒熟悉,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希看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家政治殿堂上能够涌现更多工人、农民、小商贩、残疾人人大代表。胡小燕的遭遇,也折射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机制题目——人大代表专职化。时下的人大代表,像胡小燕一样,各有其本职工作,只是在开会期间应付几天,因此有政治俚语云:“代表代表,会完就了”、“开会报个到,视察挂个号”,在闭会期间根本没有时间与精力进行调研,因此也就难保参政质量。有的代表乱提一通,有的干脆什么也不提,据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所所长熊伟作的统计:在十届全国人大代表中,有1800多名在5年时间里没有领衔提交过一件议案。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呼吁中国实行人大代表的职业化。职业化使人大代表可以专心致志, 将议政作为自己的职业,听取***, 反映民情, 审议法案, 而不是忙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将参加进大会议作为一种学习甚至是休息;职业化,还可以使人大代表摆脱官僚化,避免把人代会开成干部会。可以预见,假如按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人大代表职业化,胡小燕的现象就不会出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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