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及其文学史意义分析

7827597

　　分布地理研究是历史文化地理研究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方法，用来研究某种类型的人、事、物的地理分布，通过地理分布的分析，去发现事物背后某些带有本质性或者规律性的东西。分布地理也是一种定量分析，但它又与纯粹的定量分析有所不同，定量分析重在以数字说明问题，而分布地理则将数字与地理结合起来，通过地理分布上的数量、范围以及结构、关系等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分析，去研究文化地理问题。本文尝试用地理分布理论来研究北宋诗人，主要想解决如下一些问题：了解北宋诗人的地理分布状况，并通过诗人地理分布的分析，了解北宋诗歌发展与地理之关系，研究北宋各地区文学之状况，亦欲借此来研究宋代文学发展中的某些问题。
  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就诗人的占籍来进行统计，但占籍并非对所有诗人都具有同样的意义，而且占籍本身就有许多难以确定处，比如依据惯例，“籍”是指祖居之地，但究竟某氏于某地居住几代称之为某籍才比较合适呢？是父、祖，还是曾祖、高祖？本文统计虽然以祖居之地为准，但考虑到地域文化对作家的影响，所以也兼顾到父辈的情况，比如韩淲(1159-1224)，祖籍开封雍丘，其父韩元吉(1118-?)南渡后已徙居信州上饶，很显然，信州上饶对于出生于南渡三十余年后的韩淲来说，其意义要远比开封雍丘大得多。职是之故，将韩淲划入信州上饶似更合理些。同时，由于统计上的困难，本文暂时只能以今日之省份来统计北宋时代诗人之占籍，而未能恢复到宋时的路、州、军、县的状态，这无形中又给分析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不过从所做的分析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和说明一些问题的。对于人文学科来说，定量化的分析永远只具有参考价值，这也是本文讨论的起点和基础。
  一
  先从动态化的地理分布说起。
  为分析之需要，试将北宋分为四个时间段：第一期：太祖、太宗、真宗时期(960-1022)；第二期：仁宗时期(1023-1063)；第三期：英宗、神宗、哲宗时期(1064-1100)；第四时期：徽宗、钦宗时期(1101-1126)。各期时间大体保持均衡。但诗人的时期归属仍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很难整齐划一。本文则略依诗人及第之年为界，自及第后或稍晚，为其人所属之时代。这是划分时代的一个重要依据，但因具体情况又不得不略有调整，比如各期交替之际可能会有交叉，情形也比较复杂一些；再如北宋开国之初，许多诗人原由五代十国入宋，而北宋末则又有相当大的一批诗人跨入南宋，这都是难以处理的。诗人之分期不易，此处统计仅存其大者，因而表中所列数字亦可有上下浮动之余地。  
  太祖、太宗及真宗时期(960-1022)为唐、宋诗过渡时期，诗风和前代相比变化不大，至真宗后期，宋诗始变。试将本时期诗人之地理分布作一统计如下（见表1）：
  ;【说明】表中所列仅为可以考知占籍的诗人，无可考者均未列入，这后一部分人数亦相当可观，四个时期分别为：193人（±）、234人（±）、291人（±）、257人（±），总数约为975人。此外，表中所列“科第”一类范围较宽，除进士外，还包括诸科；除常选之外，还包括制科以及三舍赐及第出身者。
  据表1所计，依其数字所形成的自然群，可将此二十个省份分为五组：第一组为河南、福建、浙江，人数约在60-75人之间；第二组为江西、山东、河北、江苏、四川、安徽，人数约在30-40人之间；第三组为陕西、山西、湖南、广东，人数约在15-25人之间；第四组为湖北、甘肃、广西、天津、北京、上海、辽宁，人数约在10人以下。
  本期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诗人地理分布之范围相当广，共涉及二十个省份，这差不多就是北宋时诗人分布的最大范围（据《全宋诗》统计，整个北宋时期诗人分布共及二十二个省份），而且各地诗人数亦相差无几。尤其是北方几个省份，如西北的甘肃，北方或东北的天津、北京、辽宁，这些地区在此前的中国诗歌史中很少有诗人出现，而今这里却出了诗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其意义却不可忽视。造成这一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晚唐五代以来动荡不安的时局。自唐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势力日盛一日，至唐末五代，遂演变成一分裂格局，不仅中原地区不能幸免，即使一些边远之地或少数民族聚居之地亦被卷入这场争战中，成为此一时期各不同地域之主角。比如北方之五代，其中后唐李氏（李克用、李存勖）、后汉刘氏（刘知远），均为沙陀人；后晋石敬瑭出身不详，或说为西域石国之后裔。政治上的这种碰撞和“沟通”也同时意味着文化上的碰撞和沟通，于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边缘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也同时参与到“文化主流”中来，比如《全宋诗》中收录的一些边缘地区诗人或少数民族诗人，也说明这一情景的普遍存在，如郭从义(909-971)，其先本沙陀部人，后家太原（今属山西），《宋史》卷二五二有传；窦仪(914-966)，蓟州渔阳（今天津蓟县）人，后晋天福中进士，《宋史》卷二六三有传；赵文度(914-974)，蓟州渔阳人，《宋史》卷四八二有传；马文斌，敦煌（今属甘肃）人，太祖开宝三年(970)前后为沙州归义军节度押衙知司书手（见《全宋诗》第一册）等。这些人的身份可能不一样，动机和背景也有所不同，但都因为特殊之政局而与中原文化有了接触。这是从边缘文化汇入主流文化来说。另一方面，又有主流文化之分流。由于分裂和争战，往日之政治中心已不复存在，一元化走向了多元化，文化或文学之中心也被打破，原本集中于两京（唐代都城长安和洛阳）之士子亦不得不离开曾令其神往、依恋的都城，为生存计而奔走四方，比如晚唐著名诗人韩偓，京兆万年人，挈家入闽往依王审知；崔道融，荆州人，避乱来闽；韦庄，京兆杜陵人，入蜀受聘于王建；诗僧贯休，婺州兰溪人，初献诗吴越王，又投荆南成汭，后入蜀依王建；欧阳彬，衡山人，初投楚王马殷，不遇，复投蜀。据《八闽通志》记载，福建之建宁“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①。又如四川，在五代蜀国时期，“帝（前蜀高祖王建）虽目不知书，而好与儒生谈论，颇解其理。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②。可见诗人之分流是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情况。由政治中心的被打破，进而是文化中心的被打破，遂令唐代三百年来之一统文化逐渐为多元化文化所取代。从晚唐五代文人之处境看，这自然是一种悲剧，但当这些文士远走他乡时，在寂寞孤独的漂泊中，也同时将文学的种子撒在了异域，在经历过多年与“异质文化”相碰撞相融合之后，新的文学生命也正在孕育之中。宋代文学承五代之后，也自然承继了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从这一点来看，未必不可以说是宋代文学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