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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海外学者是一支重要的研究力量。这些学者主要集中在北美和英国，鉴于香港学者研究比较活跃，与海外学者有相似的研究风格，本文也包括了他们的部分研究成果。这些学者，对中国的情况较为熟悉，研究方法能与国际接轨，具有良好的英语写作能力，在国际的主流地理期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论文，取得了“印想深刻的研究成果”，“一些方面取得了优秀的研究成果”[1]，尤其是近20多年来，伴随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的改革开放，许多海外学者到中国进行考察，收集资料，与国内进行合作研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2]。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大大提高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在国际地理学界的地位，扩大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的国际影响，结束了外国人抱怨中国地理文献少得可怜的时代[3]；另一方面，促进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提高，由单纯的描述、经验性研究，向概念化、模型化、理论化方向发展，拉近了与主流人文地理研究的距离。本文对海外学者在中国城市地理研究方面的观点作一概括，目的是促进海外学者与中国内地学者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发展中国的城市地理学。鉴于海外学者论著盛多，遗漏在所难免，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
2 经济发展与城市化
近年来，在人文地理学界尤其是城市地理研究中强调“文化转向”、“制度转向”或“关系转向”。这些因素在解释城市化中虽然不可能完全替代经济因素，但其对重新解释经济因素对城市化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中国的政治经济因素在城市化中起重要的作用，海外学者在解释中国的城市化时大都强调要有政治经济的观点[4,5,6]。海外学者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力图使其概念化，有些理论与概念的提炼在国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
工业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世界许多地区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建国后，中国工业发展与城镇化是不相协调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城市是资本主义的温床，是资本主义的消费地和寄生地，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决心要实现城市由消费地向生产地的转变。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上限制了城市化，背离了城市化过程。Ma和Hansen在题为“现代中国城市发展”一书中对这一现象概括为“在城市化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实现工业化。”事实就是“减少城市化成本，来扩大工业化的发展”[7]。Ma认为中国以农民和农村为根据地，反对修正主义，其意识中存在反城市化的倾向，提出了反城市化的概念（Antiurbanism and Counterurbanization）[8]。
这一概念提出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控制城市化，发展工业化的真正动机是出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考虑，还是从城市管理和国防考虑[9,10]。虽然仅是一家之言，但平均主义及意识形态对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及方针的确有较大的影响[11,12]。Lin将其概括为“有限城市化下的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 with Limited Urbanization）[13]。Zhou和Ma，针对大跃进时期城市“人口过剩”，城市人口超过城市经济发展的现象，概括出“表象城市化”的概念（Spurious Urbanization）[14]。Ma和Wei认为，指导中国发展考虑的是均衡、 国防和经济三大原则[15]。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中国乡镇企业的大发展，乡村人口由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但这些人口进入工厂并未进入城市，出现离土不离乡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发展中地区和国家并不多见。这一现象被称为隐性城市化（Hidden Urbanization）。传统的经济决定与城乡分割的城市化分析方法也受到了挑战。围绕着MCGee的Desakota概念，有关学者进行了对中国城乡发展的分析[16]。
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的路径从根本上来讲，主要有两条：一是从1949年到1978年以前，以计划经济和以城市作为增长极的发展路径；另一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自发产生的，以小城镇为基础的城镇化。第一条发展路径是至上而下的发展路径，与第二条发展路径相对应，Ma及其他学者[17] 分析了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路径，揭示了随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遍布全国的城镇在中国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成为一条特色鲜明的城市化模式。虽然这一模式仍存在争论，但在主流地理学界，强调制度、私有化、地方化的大背景下，他代表了中国城市地理研究者的声音，以及与主流地理界的争辩。
随着外资流入及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城镇化进一步加速[18]，有的学者又提出了外向城市化（Exourbanization）[19] 及外向驱动工业化（Externally Driven）及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理论[20]。也提出了“二元城市化”的概念，认为一方面存在政府引导下的针对非农人口的城市化，另一方面存在农业人口自发的城市化[21]。国际化及外资促进了苏南经济转型，传统以乡镇企业为核心的苏南模式，被外资企业及外向型经济所替代[22]。 3 全球化与城市发展
全球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化，是多种因素、多种机制作用的结果。全球化使资本、人口、技术、信息等要素跨国流动加剧，形成了许多跨国经济、政治、社会组织，促进了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空间结构重组。全球化突破了传统国界的限制，使得中外人文地理和城市研究找到了共同的理论基础。
全球化对城市与区域发展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城市发展受制于其在全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社会空间结构受全球化的影响明显。全球化在不同层次的表现被认为是重塑城市的要素之一[23]。全球化对城市发展影响的研究集中于作为全球化战略的全球资本和产业的重组及空间结构的变化。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全球市场力的运作与世界城市、全球化城市，全球化城市与区域的关系。城市地理研究跨越空间限制，成为一个新的学派，其强调从全球经济重组到跨国资本的流动性和建立全球城市网络及城市空间的变化。
外资是全球范围内城市结构变化的重要动力。2003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在中国的投资区位选择成为国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与一般的公司区位选择不同，外资区位具有一些独特性，如对地区环境较为敏感，尤其是政府政策及中国的转型经济。Leung 指出中国外资分布不均衡主要是由于现存的亲缘关系的不平衡[24]。Eng和Lin进一步指出新建立和已建立的社会网络的重要性。社会网络不仅有利于接近市场，也有利于处理与地方的关系[20]。Hsing强调台湾生产厂商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文化亲近的重要性。共同的文化因素在最初区域全球化阶段尤为重要，如香港资本向珠江三角洲流动，台湾资本向福建的厦门和漳州流动都是明显的例证[25]。但是，随着地区全球化的深化及各种形式、水平的竞争的发展，这种文化联系对外资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 市场和公司的作用加强。 如在2000—2001年，大量的台湾资本由珠江三角洲、福建流向长江三角洲[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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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23 12:2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