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山大学天文台的筹建与发展过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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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学天文台多次代表中国参与经度联测、日食观测等大型国际科学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下面是小编搜集的一篇相关论文范文，欢迎阅读借鉴。
　　中国近代较早出现的天文台大多由外国人修建，如徐家汇观象台、青岛观象台等。这些天文台站极少吸纳中国职员，其观测结果也不为中国所有。民国成立后，这些天文台先后被收回，成为中国现代化天文台的一部分;同时中国人开始自主筹办天文台，其中建设时间较早的有中山大学(以下简称中大)天文台(封二)和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紫金山天文台的前身，1928年筹建，1934年竣工).后者被认为是我国现代天文学的开端，并已有专著详细记述[1].然而对于稍早筹建和建成的中大天文台，学界的重视程度却明显不足。作为地方上的科研机构，中大天文台未能获得如天文研究所一般充裕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支持，然而在困难重重当中，其创始人张云(1896~1958年)根据有限的条件，建成可供教学实习的天文台，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较为先进的设备有计划地开展了变星观测、太阳黑子观测、气象观测等多项常规观测工作，并多次代表中国参与经度联测、日食观测等大型国际科学活动，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联系，从国际学术界获得了一定的专业支援，逐渐成长为当时天文学界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外，中大天文台还定期出版台刊，对天文学学术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该校天文专业的毕业生，因为在校期间获得了大量实践训练的机会，多数成为优秀的天文学人才，如邹仪新(1911~1997年)、叶叔华(1927~)、席泽宗(1927~2008年)等，为当时和后来的天文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前人关于中大天文台介绍和研究比较简略[2~5],或未对其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评价([6],347~349页;[7]).本文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和整理史料，包括新近发现的一些海外档案资料，试图厘清中大天文台的筹建与发展过程，详细考察其仪器设备与工作成果，并将之与当时国内其他自主天文台比较，以分析中大天文台的发展特点及其历史贡献。
　　1张云与中大天文台的创建
　　中大天文台得以建成，其首任台长张云可谓居功至伟。张云(封二①),字子春，广东开平人，1917年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数理部[8],1921年赴法国里昂大学留学，1926年获得天文学国家博士学位。[9]
　　留学期间，张云便十分关心国内的天文事业。他曾受中国天文学会创始人高鲁(1877~1947年)派遣，出席1925年在英国剑桥召开的第2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10],28~29页),并因此结识了一批当时国际知名的天文学家，包括美国哈佛大学的沙普利(HarlowShapley,1885~1972),为后来他执掌中大天文台时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打下了基础。[11]
　　作为该会中国唯一的代表，张云目睹当时天文学发达国家取得的成就①，深感吾国斯学急待振兴之逼切([12],51页).他还曾与徐家汇观象台在上海郊区所设佘山天文台保持通讯联系，关注佘山天文台的仪器设备和研究情况，感慨中国在天文台建设方面的不足。[13]
　　1926年7月，张云受聘至中大担任天文学教授。留学期间的见闻，使他对中国天文学面临的艰难状况深有体会;而在教学实践中，他也很快意识到天文学作为一门观测的科学，没有天文台以供实习而仅依靠理论讲述，难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于是他开始积极筹建天文台([12],50~52页).最初张云认为应在当时的国府广州设立一个大规模的国立天文台，并得到了中大校长戴季陶(1891~1949年)、副校长朱家骅(1893~1963年)、以及国民政府大学委员丁惟汾(1874~1954年)等人的支持。12月，张云正式将筹建国立天文台的建议书与预算计划上呈国民党中央党部。他的这篇呈文情辞恳切，充分阐述了天文台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方面的功能，在末尾附有详细的预算计划，其中一次性支出的项目包括仪器设备费约港币10万元、建筑安装费约广州洋毫②10万元，建成后每年的运作经费约4万元洋毫([12],53~55页).当时国民政府忙于北伐，不久政府北迁，张云兴建国立天文台的愿望亦随之东流([12],55页).
　　无奈之下，张云只得转变计划、缩减开支，拟先在校内筹办一个规模较小的天文台，仅保留最基本的配置，以供天文专业的教学，其余部分则等待时机合适再行扩充。张云校办天文台的计划博得了戴季陶、朱家骅二人的同情和支持，最终校方决定从学校经费中先行拨款建设天文台。1927年2月，中大校办天文台开始动工建设。此时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尚未成立，天文台的筹建更无正式方案([1],26~28页);而国内其他高校或有筹建天文台的打算①，但并未付诸实行。
　　尽管天文台的规模已经缩小，但其建设并非一帆风顺，而经费来源仍然是主要的问题。校方领导因为学校财政支绌，转而向广东省政府请求拨款赞助。经副校长兼民政厅长及省政府委员朱家骅帮助下获得的3万元省府拨款[14],迟迟未到学校。张云多方奔走游说，校方再次催促政府提前拨款。[15]
　　直到6月17日，第一笔拨款1万元才下发到学校。而剩下的2万元款项，政府仍旧以各种借口拖延[16],经校方再三催促，方于1927年10月、1928年5月和6月分3次下发学校。
　　由于反复的请款与等待，中大天文台的建筑工程被迫时停时续。加之北伐之后广州的政治环境极不安定，学校的雇工常常罢工，工程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甚至连工程师也先后换了3个②。1927年12月，广州爆发起义，整个城市陷入混乱，纸币贬值、物价飞涨，本就经费见绌的中大天文台建设几乎走到尽头。等到局势较为安定，张云重新与负责工程的建筑公司接洽，协商减价，使天文台得以重新开始建设。由于工程曾出现过质量问题，张云对建筑质量尤其关心，常常亲自督工，因此建成后的天文台异常坚固，抗战时还曾被用作防空设施([17],42页).
　　1928年夏天，中大天文台的主体建筑基本完工，订购的仪器设备也相继运抵广州。
　　但由于工匠对于装配天文仪器缺乏经验，遇到了不少困难([11],60页),直到1929年上半年，各种仪器才陆续安置调试妥当，开始进行实际观测。是年6月29日，中大天文台举行了正式的开幕典礼(封二④).出席开幕式并参观天文台的中大理科主任何衍璇(1901~1971年),盛赞张云具有穿石成针的毅力，几乎以一己之力促成了天文台的建设。[18]
　　张云后来谈及此事时，也感慨今国人皆知学术之落伍矣，亦复感学术之需要矣，然空论居多，实施殊少([12],60页).然而他的苦心孤诣没有白费，中大天文台成为中国人在本土自主建成的第一个现代化天文台，在当时被寄予厚望：本台规模虽小，但实际工作，不无足述。查本台为南中国国人自办之唯一天文台，其所负使命，至为重大，将来继续进展，未始非为我国学术界之曙光也。
　　2中大天文台的配置规模
　　中大天文台从教学需要出发，购置有15cm的赤道仪和6cm的子午仪两具主要仪器，修筑有专门的赤道仪室和子午仪室。其中赤道仪室有圆形铜顶，用电机控制自动开合，并附有电力自动旋转机，随日周运动速度，以方便跟踪观测各种天体。而子午仪室通过室内电时钟与地窖层时计室之天文标准时钟连接，二者节奏一致，且装有电话，传达灵便[20].
　　值得一提的是中大天文台的子午仪(封二②)附有超人差测微器和电行计时器，能够最大程度地避免人为误差;而时计室又位于天文台地窖下之地窖([17],42页;[21])中，四面密封，冷热空气不易对流，确保天文钟的精度不受温度湿度影响。两处配置双管齐下，使观测精度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中大天文台还拥有诸多其他仪器，包括20cm的反射望远镜、13.5cm的折光望远镜、天体摄影机、分光仪、六分仪、经纬仪、坐标仪、双眼望远镜、天球、火星球、大铜球、平均时表、自动开止表等;另外还有一台德制幻灯放影机，可以播放各种天文教学影片，也可用于检查天体摄影机拍摄的各类天体照片。([20],21页)不仅如此，天文台建成时学校还将物理系的气象仪器并入天文台，以方便管理。这批仪器包括地震仪、自记雨量计、气压自记计、湿度自记计、蒸发计、寒暖计等18件。([22];[23],5~6页)可见，中大天文台的这些设备虽然不能和天文研究所斥巨资购置的大赤道仪①相比，但也基本齐全，能够确保基本的教学和科研，和同时期地方上的天文机构②相比，还是颇为可观的。例如：齐鲁大学建有大小两座天文台③用于实际观测的仪器主要有：10英寸反射镜就因为底座损坏以致观测时不能保证稳定;4英寸的望远镜可用做太阳黑子的观测，偶尔也可用于观测其他星体(如变星)([24],82~83页).即便与从外国人手中收回的青岛观象台④相比，中大天文台的仪器设备也丝毫不显逊色。1924年中国接管青岛观象台后，为准备参加1926年的国际经度联测，添购了等高仪、无线电发报机、电钟、时辰计等设备。([6],283页)1928年又购置了赤道仪、子午仪、经纬仪、六分仪和各类天文钟表等。青岛观象台这两次购置仪器的种类和数量与中大天文台大致相当。
　　图书资料方面，由于经费缩减，筹集面临困境。自1928年3月始，台长张云积极向包括哈佛大学天文台在内的世界各地重要天文台低价求购、募捐图书资料。10月，该台发布致世界各地天文台的公开信(图1),以天文学研究唯有通过国际合作和互助才能取得更大进步为由，请求捐赠图书、杂志和图表或以最低折扣购买相关资料⑤。通过这种方式，中大天文台先后与世界各地不下300个天文台取得联系，其中多达279个天文台做出了积极回应，共收到寄赠的天文气象书籍共46种463册，杂志15种共340册，此外还有摄影天图等图表上千幅。([12],63~66页;[20],21~22页)哈佛大学天文台特将其列入免费接收研究通讯的名单中，并主动询问需要哪些方面的资料[25].另外，中大天文台成立后，接收了原数学天文系研究室内的约4百余册天文图书与2百余册杂志。([20],19页)其藏书量和青岛观象台1930年设立的图书室不相上下([6],280页).此外，自1930年开始出版《国立中大天文台两月刊》(图2,以下简称《两月刊》),主要报道本台职员的观测成果以及国内外天文界的最新发现，是我国三四十年代仅有的3种天文学术刊物之一。([6],348页)
　　相比之下，齐鲁大学天文台因为与外界的交流十分有限而影响到自身发展。该台早期由该校毕业生王锡恩(1872~1932年)主持天文教学和研究，虽然他本人在天文学上造诣颇深，但却不通英文。[26]
　　王锡恩离世之后，天文课程难以开设，选修天文的学生也极少。后来继任的台长英国籍数学家斐礼伯(E.L.Phillips)不通天文，尽管后期还有天算系毕业生程庭芳(1911~1968年)勉力维持，但终究势单力薄，以至于天文台一度停办。([6],345~346)中大天文台在研究人员的安排和后备力量的培养方面则具有突出优势。成立之初，该台即设主任、助理、技助、技术员兼书记等职务。[27]
　　后来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天文台将工作分为教育和研究两个方面，增设了专门负责学生实习的助教。台内各项职务分工专理:如属于研究问题，属员或有未甚明了者由主任指示其研究方法与途径完成后，再由主任审查，始分别执行或公布[28].这种人事安排是保证其正常运转并且取得观测成果的重要条件之一。事实上，除了在某些特殊时期(如抗战胜利后复原时期)([29],112页),天文台的职员都至少保持了4~5人的规模，最为关键的是，第一任台长张云之后，始终有继任不惧艰难，挑起重担，勤耕不辍，这在民国时期的天文机构中也是不多见的①。
　　而中大数学天文系选修天文专业的学生数量在成立初期就已达到32②人[27],并成为后备力量的重要来源，如邹仪新从天文专业毕业后就留在天文台工作，并成长为知名的天文学家。
　　总之，中大天文台无论从仪器设备、图书图表还是人员配置方面，都将教学和科研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是在当时有限的条件下做出的比较合理安排;同时它也积极努力的建立国际联系，借此获得了更多有效的外援，这对于中大天文台在天文学基础薄弱的近代中国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3中大天文台的工作成果
　　中大天文台的工作，可以以抗战为界划分为两个部分：从天文台落成的1929年到1938年搬迁为前期，从撤离广州到1952年院系调整合并到南京大学为后期。因为前期环境较为安定，常规性的观测从未间断，因此中大天文台获得了不少连续性的观测成果。
　　而此间参加的两次大型国际联合观测，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后期则因各方面条件所限，基本只能维持学生的实习，难以展开有效观测。尽管如此，中大天文系的学生自始至终都获得了很好的培养，尤其是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初毕业的学生，成为了新中国天文事业的中坚力量，这与他们在天文台得到的实践训练不无关系。而台长张云本人则充分利用1947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访问的机会，发现一颗位于鹿豹座南端之新变星，为变星研究领域所瞩目。[30~31]
　　下文将主要围绕变星观测、气象观测、经度联测和日食观测四个方面来介绍中大天文台的主要工作成果。
　　3.1变星观测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工作
　　变星观测③是中大天文台的特色之一，这与张云本人的研究兴趣以及他一贯的振兴中国天文学的民族意识有关。早在法国里昂天文台实习的时候，他就开始了司父变星的研究，其研究成果，受到导师、里昂天文台台长马萨卡(JeanMascart,1872~1935)的高度赞扬[32].在1926年出版的专著《变星研究法》中，张云曾明确指出星象研究，无有能比变星容易者;仪器设备，无有比变星观测简单([33],4页).正因如此，张云选择了变星领域作为天学无继的中国做迎头赶上去的突破口[34].再加上欧美各国的变星研究协会也刚成立不久①，张云认为此时开展变星研究还能够尽快加入国际合作，与世界各地共享研究资料和成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力谋划、积极活动，希望借助中国天文学会的力量来壮大变星观测和研究工作。最终，在张云的倡议下，1930年3月8日中国天文学会成立了变星观测委员会，并移交给中大天文台办理(封二⑥).②变星观测委员会采取会员制，会员们购买中大天文台绘制的变星图，按照天文台提供的变星光度增减预报自行选星观测，并将观测结果寄往天文台;中大天文台负责管理会员的观测，预报变星光度的增减，对会员的观测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并将结果发表在《两月刊》上。这种做法与法、美等国的变星观测组织类似，是一种业余和专业相结合的做法。
　　但是在当时的中国有条件有能力(要交会费、购置仪器和星图)做变星观测的业余爱好者少之又少。所以成立之初，变星观测委员会的成绩并不理想，实际上能做观测工作的，只有在中大天文台工作的六七个人，这是张云事前没有料到的。
　　针对这种情况，张云也提出了一些对策③。渐渐的，加入变星观测的人数有所增加，然而张云仿照法、美等国的变星观测组织、想要通过大量的业余观测来辅助专业的观测的愿望没有实现，参与变星观测的仍然以中大天文台的工作人员为主。面对国外变星观测的迅速发展，张云不禁忧心感慨道：吾人其欲与人竞十年后之优胜乎，非自今日努力始不可.
　　尽管如此，张云仍然在困境中率领中大天文台坚持观测和研究变星，天文台的职员则成为了变星观测委员会的主力。他们利用天文台15cm的赤道仪，采用阿格兰德法进行观测。曾有人质疑这种19世纪的方法用在20世纪专业天文台稍嫌过时([10],128~129页),但是根据当时的条件和设备且此方法比较可靠，中大天文台采用这个方法也是有一定理由的。而天文研究所用变星仪对造父变星作摄影观测，条件虽比中大天文台优越，但也没有取得有价值的成果.因为变星仪物镜口径只有10.5厘米，许多暗星拍不出，不容易产生新的发现。([10],129页)况且该所的罗氏变星仪配套的显像设备损坏，所拍摄的照片无法显示，观测结果无法得到及时的归算和整理。([6],323~324页)通过多年的坚持和努力，中大天文台在变星观测中较为容易的长期变星和无规则变星两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从1930~1937年，该台共观测变星3425次①，对4897颗长周期变星做了光度增减预报，由表1可以看出，该台在观测总次数和人均观测星数、人均观测次数等几项指标上都有明显增加。
　　天文台的观测结果不仅发表在《两月刊》上以供国内变星爱好者参考讨论，并通报给法国天文台，是较早与国际取得联系的观测项目。除此之外，张云本人应邀[38]对13颗短周期变星做了跟踪观测[39],观测结果也向国际变星观测委员会通报[40].
　　3.2气象观测
　　中大天文台的气象观测从1930年到1937年共持续了7年，其间每天观测4次，分别为午前6时、10时，午后2时、6时，观测结果则由广州市播音台分两次报告。同时，中大天文台职员还将详细的观测报告整理登载于《两月刊》。报告分逐月的天气状况总结和逐日的观测记录两类，主要项目包括气压、气温、雨、湿度、蒸发、风、地温等，这些报告为了解当时广州地区的天气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此外，1933年，天文台还编著出版了《中国气象谚语集》，在当时我国气象事业幼稚时期中，固为预测气象参考观的极好资料[41].
　　然而中大天文台更大的贡献是孕育了广州市立气象台。在中大天文台之前，广州地区虽然已有中山大学农林科的测候所和私立岭南大学的裴文气象站[42],但是并没有形成一个市一级的气象观测机构。1930年，中大天文台建立的次年即藉第一届全国气象会议召开之时，积极和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以下简称气象所)联络，希望参与到全国气象事业的发展中。[43].此后，中大天文台不仅及时与气象所交流气象工作的信息，请求寄赠刊物[44],而且询问、工作仪器和方法[45],并通过气象所取得和全国其他地方气象站的联系方式[46].1932年底，张云台长响应气象所的号召，建议广东省政府设立广东气象台，并且在各市县设立分部。在建议书中，张云特别提到中央气象研究所复邀请各省速自筹设气象台以为测候之用，查各省之已遵办者计有江苏、湖北、山东等省且已实行通报，今吾粤所处地理上之位置如是其重要，事业之需要如是共急切，是气象台之筹设实刻不容缓也[47].1933年，广州市立气象台筹备处在中大天文台设立，张云任筹备主任[48].
　　1935年8月，广州市气象台正式建立，虽然没有设立省市县多级的气象观测站，但和以往仅有观测的测候所不同，同时进行气象预报工作。[49]这时中大天文台的气象观测工作仍在继续，但已有规划在搬迁新校时分立出去，并且已于白云山上另择合适地点，做高空气象观测[50].与气象所联系、气象发报等任务则逐渐由广州市立气象台承担。在校办性质的气象测候所和专业的气象台之间，中大天文台担任了过渡时期的重要角色。
　　3.3中大天文台参与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
　　1926年和1933年进行的两次国际经度联测是大型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①。因首次联测时中国仅有青岛观象台参加②，故当第二次联测的消息传到中国时，中国天文学会决定发动各家单位尽早开始筹备。[51]
　　1931年，天文学会联合天文研究所和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召开全国经度测量会议，经会议讨论决定，派天文研究所、全国陆地测量总局、青岛观象台、中大天文台、东北大学天文系、华北水利委员会、北平研究院、浙江陆地测量局8家单位[52]参与第二次国际经度联测。尽管提前两年做了动员和安排，除中大天文台和青岛观象台外，其他6家单位均没有及时达到国际经度委员会规定的观测条件③。中大天文台在建成时就配备了超人差子午仪以及与此相连的天文时钟，并且已经开始利用子午仪做实际观测。该子午仪附有等高装置，达到了国际经度委员会规定的条件。此次，天文台又添置了一台无线电短波收音机。而华北水利委员会因为经费问题迟迟没有购置合适的设备[53],天文研究所虽然已有子午却没有及时安排合适的人员进行观测训练，因而错过了测量期([10],115~120页).
　　1933年11月，中大天文台进行了为时一个月的测量，白天记录无线电信号到达本地的恒星时，夜晚用子午仪测定本地的恒星时。因11月内广州天晴日数占十之七八，所以该月内观星数量颇多[54];至于接收无线电时号，中大天文台采用马拉巴尔(Malabar)、东京(Tokyo)、蒙特卡洛(MonteGrande)以及火奴鲁鲁(Honolulu)4个天文台发出的信号，每天收两台。由于新添置的短波收音机没有自记功能，收报时必须先开(电行)计时器，使恒星时钟摆动，自记于纸卷上，然后耳听信号，手按电建，使计时器另一笔画点于纸卷上，这样一来，把接收到的时号和天文台恒星钟钟摆的秒脉动记录在同一张纸上，通过比较可以求得两地的经度差，从而推算本地经度。这种耳听手按的方法在青岛观象台参加第一次测量没有自记无线电收报装置时也曾采用过[55].
　　在具体推算过程中，中大天文台采取了以下几个步骤方法减少误差。首先，计算子午仪的仪器误差以及平均时钟差，得到本地恒星时更加精确的修正值;其次，将接收到的时号统一换算成对应的格林威治民用时，又将民用时换算成格林威治恒星时，以便直接用本地恒星时与之做减法;最后，对于电波在两台之间运行的波行差也做了相应处理。经过反复的观测和计算，中大天文台得到的最终结果是东经1131532。250。30([56],42页).这个结果与中大天文台初建成时所测的近似值东经1125352[57]有一定差别，但是与现在的数值东经1131622.51①更为接近。
　　参加国际经度联测对中大天文台来说不仅能够为国为校争得荣誉，也是近距离与国际天文界交流的良好机会。通过此次活动，天文台充分体会到自身在台址选择、建筑规模、仪器设备、人才培养等各方面的不足，对于国际学术互助之需要犹有愧色[58].活动结束后，台长张云向校长建议在新校址重建一更大规模的天文台，添置更加精良的设备。其实张云早有迁址扩容的计划，可惜没有合适的机会正式上书，参与此次活动的经验使张云有充足的理由打动校方，最终同意在石牌新校新建天文台(见下文).
　　3.4中大天文台与两次日全食观测
　　民国时期在中国境内发生了两次日全食，一次是1936年6月19日在中国东北部、日本和苏俄可见的日全食，另一次是1941年9月21日全食带穿越中国中部大部分地区，是难得一次的观测机会，我国忝居地主，义难旁观[59].中国天文界对1941年日全食的尤为重视，提前数年就开始筹备观测事宜，并成立了专门的日食观测委员会。中大天文台作为南中国唯一研究天文之机构([60],46页),受邀成为日食观测委员会成员。
　　中大天文台的助教邹仪新1936年时恰好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并于东京天文台实习，而且曾参与日食委员会前期的筹备会议，所以中大天文台派遣邹仪新因利乘便([61],92页)参与北海道队的观测。负责北海道队天文观测的是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的余青松(1897~1978年)和陈遵妫(1901~1991年),分配给邹仪新的工作包括日食前一切野外工作之整理计算，日食发生时以望远镜顶初亏和复圆时刻，摄全食始末之活动电影([60],47页).全食时间非常短暂，仅三分钟左右，成功的观测有赖于队员之间的配合。邹仪新和余青松、陈遵妫密切配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成功拍摄了日冕照片(图3).照片清晰、完整，被日本天文界《快报》突出报道[62].因其出色表现，邹仪新本人也被日本的《朝日新闻》、《妇女公论》连篇报道，称她为惟一成功的女性观测者、东亚第一女天文学家[63].此外，邹仪新等人还注意与欧美国家交流关于仪器设置、地点选取的方法，积极向日本学习组织筹办经验。这些为后来她率队参加1941年的日全食观测奠定了基础。
　　1941年的中国日全食观测团队分为西北组和东南组，中大天文台为东南组的领队。中大天文台提前一年就拟定了观测计划并开始了观测训练。原定计划由张云率队赴福建观测，但因张云当年8月出任中大校长，故改由已经具备一定观测经验的邹仪新领队，另有天文台两位职员和天文系两名高年级学生组成了观测队。到达观测地点后，邹仪新带领队员成功改装了仪器(图4),组织其他观测队伍统一进行演习([60],60~61页).一切准备就绪，可惜日食当天阴云密布，邹仪新又率队奔赴邻近的江西省希望能找到好的地点，结果当天能够见到全食的赣闽两省均为阴天，观测队也只好作罢([60],64页).虽然没有取得实际的观测结果，但中大天文台的师生通过此次活动得到了很好的锻炼，积累了参与国际活动的经验。
　　4结语
　　中大天文台在近代中国天文台数量极少的情况下坚持开展工作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尤其是在抗战爆发之前，天文台的常规工作及其所取得的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近代天文学的发展状况。然而天文台的职员并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断谋求机会扩充发展([19],12页),希望能随中大迁址石牌新校新建一更大更完备的天文台。
　　1933年参加万国经度测量后，新建天文台正式纳入学校的预算规划[64].按规划这个新台不仅建筑更为阔大宏伟，而且远离城市中。1936年11月11日新台奠基修建，抗战之前主体建筑基本完成。张云还将拟添置的仪器列好估价单并申请拨款。这些仪器不仅规模更大，而且主要用于天体物理的分光和摄影方面，如大号太阳摄影机、日珥分光仪等等①。但是因抗战骤然爆发，广州遭到轰炸，只能仍在旧台开展工作，拟购的仪器设备也没有着落([17],43页).
　　在此后长达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大天文台虽然配置未再增加，但对已有的设备进行了很好的维护和利用;在不得不随学校搬迁时，几乎所有设备都得到妥善保管。第一次随迁到云南澄江，除了赤道仪笨重的底座外，其他设备都运抵云南，张云等组织学生通过简易观测法测定当地经纬度并做太阳黑子的观测。([65],137~138页)第二次随迁到了粤北坪石，天文台仍旧未损失重要仪器，并且得到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支持，搭建了战时天文台，安装大小仪器，一切学生实习，与在广州无异。([65],138页)这个在战火中维持的天文台，连电钟需要更换电池都要辗转筹款再三申请，其中艰辛，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中大天文台不仅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保存着天文教育的火种，而且还率队参加了1941年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日食观测活动，并担任东南组的领队，实属难得。
　　不幸的是，在抗战胜利前夕最后一次从粤北撤离时，天文台丢失和损毁了一批图书和仪器，职员也四处离散，遭受了巨大的损失。([29],109页)直到抗战之后回迁广州，天文台才得以积极组织复原工作。所幸广州战前新建的台址虽然屡遭轰炸，但基本还能沿用。而战时寄存在昆明的一部分仪器也成功寄回，于是天文台全体迁入这个新台，并重新聘请吸纳新的人员入台。([29],110页)为了节省开支并最大限度复原天文台设备，台长邹仪新亲自组织对损坏的仪器重新组装修复，将尚可以工作的仪器互相拼凑改装，甚至由同学捕蜘蛛吐丝以修复其中一项重要的仪器蛛丝测微器([29],110页).张云1947年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募集到哈佛大学天文台曾经使用过的一台大赤道仪(封二③①),弥补了战时缺失的一种最重要的仪器([29],112页).总之，中大天文台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已有的配置，保证基本工作进行。
　　1949年10月，广州解放，中大由军管会接管，张云因其在国民政府的任职经历，顾虑自身安危，转而移居香港[67].在香港期间，张云仍心系中大天文台的近况以及天文研究的进展，在与沙普利的通信中，他附上由广州师生寄来的天文台照片及哈佛所赠仪器照片(封二⑤、③),告知仪器状况良好，只可惜他赴港之后暂无人组织操作使用，不过相信未来会得到重用[68].此外，他还曾两度致信朱家骅希望台湾中研院派人出席罗马的天文学大会。朱家骅表示中研院天文所正准备重组，希望张云能赴台就职[69].张云因身体以及家庭状况未去台湾，于1958年病逝于香港。
　　1952年院系调整，中大天文系与齐鲁大学天算系合并为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天文系。中大天文系毕业生、也是当时随迁的主要教师李春生、容寿铿等人，负责将中大诸多天文仪器和观测资料转移到南大，并主持创办了南大天文台。1956年，南大天文台落成，原来在中大天文台使用过的13.5cm折射望远镜，以及经过改造的15cm赤道仪镜头，还有从哈佛大学来的11寸赤道仪均被安装在南大天文台。而根据南大天文系一些老教授的回忆，这批仪器占了当时其所有仪器资料的99%.[70]后来，南大天文台陆续又添置了其他重要仪器，成为我国屈指可数并颇具规模的教学型天文台。
　　毋庸置疑，中大天文台不仅在当时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中国天文学处境艰难的大环境下，欲寻一设备较为齐全、能够开展工作的天文台少之又少，中大天文台的创建和坚持显得弥足珍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中大天文台的部分工作(如变星观测等)能够与国际同行接轨，其他工作(如气象观测)也能够做到长期坚持并推动地方学科的建设。除此之外，在几次大型的国际活动当中，中大天文台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这些都表明，中大天文台是中国现代化天文台建设中的一个里程碑。
　　中大天文台的历史也可作为民国时期科研机构发展的一个案例。当时科学基础薄弱，军政局势不安定，内部环境阻碍重重，科研机构通过开展广泛的交流，寻求国际合作和支援，来获取资源;同时他们将科研与教育结合起来，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人力、物力的作用。中大天文台的历史说明，这种尝试是成功的，虽然受到很多限制，但是许多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也在积极主动地探索和选择适合现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路径，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促进中国科学体系向现代化转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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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汉文。张云校长与天文教育[J].中大教工，2011,(3).
　　杜升云，崔振华，黄永宽，肖耐园(主编).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转轨和近代天文学[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