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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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已是秘书学界的共识。然而，秘书理论研究如何适应秘书学科的这一重要特质，并在理论研究中始终具有明确的实践意识？这一问题学界鲜有论及，颇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秘书理论研究的实践性源于秘书学科的实践性。这里的实践性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随着秘书工作实践的变化而变化，保证秘书理论的前沿性；另一方面，秘书理论研究要对秘书工作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解读，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秘书理论要跟上秘书工作的新变化，及时关注秘书工作的新内容。
　　这一点已在秘书学教材中得到广泛体现。比如，杨树森所著《秘书学概论教程》直接将“秘书工作内容的变化”写入教材，诸如改革开放后，随着西方信息科学的引入，信息工作成为秘书部门最为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谈判事务、公共关系成为秘书工作的新内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网页（站）管理成为秘书工作内容之一等[1]，对秘书工作具体内容的变化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概括。
　　另一方面，针对秘书制度建设、国家秘书职业标准的变化等，秘书理论研究者也从理论角度进行了解读，客观地评价了其理论地位和作用。比如，关于《国家秘书职业标准》中的“秘书”定义，何宝梅持肯定态度[2]，常崇宜和杨树森持批评态度[3]，就是研究者们对秘书实践的新变化所作出的反应。
　　2、以秘书学研究对象和秘书工作内容的新变化为契机，及时发展秘书理论。
　　这一点在“秘书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秘书学初创时期，秘书是“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名称之一”[4]，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并且有了国家职业标准。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是在占有了有关秘书工作内容的新材料之后来不断发展秘书学基础理论的，但并不是说有了新材料，秘书学基础理论就要全面翻新。新材料到底带来基础理论的哪些变化，还要看现有理论是不是对新材料依然有解释力。随着秘书学科的不断成熟，基础理论翻新的空间日益缩小，充分发挥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就显得尤为重要。
　　同时，我们也应及时审视和调整现有的秘书学基础理论。比如，把文字的出现作为秘书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是许多学者依然坚持的观点。其推理过程是：文字的出现是文书出现的前提条件，而公务文书处理是远古时期典型的、重要的秘书工作，所以，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产生的必要条件之一。之所以有这种论断，是因为秘书学初创时期，文书工作确实是党政机关秘书工作的重中之重，把文书的出现作为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当时的认识水平来看确有其合理性。但是，今天的秘书工作已有了很大变化，虽然学界关于秘书的定义和秘书工作的具体内容还没有完全形成共识，但在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调查研究等与文书工作一样，也是典型的秘书工作这一点上是没有疑义的。然而，上传下达、会务工作、接待工作等并非必须借助文字进行，则“文字的出现是秘书工作起源的必要条件之一”的论断就需要改进了，所以不少论者提出了新的见解[5]。说来似乎很简单，但树立这种反省意识，尤其是要根据秘书工作实际去反省基础理论，甚至把自己以前坚持的观点推倒重来，就需要一定的学术勇气。
　　3、秘书学的实践性也要求秘书理论研究者关注当下秘书工作中的新问题。
　　用秘书理论指导秘书工作实践，提出可行性建议，本来就是秘书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秘书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就是社会向秘书理论研究者提出的新课题，但是学界对此似乎不很敏感。比如，2008年9月15日上午10时，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消息瞬间传遍世界各地，但10分钟之后，德国国家发展银行居然仍依循以前达成的协议，通过计算机自动付款系统向这家公司即将冻结的银行账户转入3亿欧元，德国发展银行因此被媒体称为“最愚蠢的银行”。一家奉命调查此事的法律事务所递交的调查报告，详细记录了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之后的10分钟里这家银行的职员都在干什么，其中包括董事会秘书和负责处理这项业务的高级经理手下的文员。如果秘书理论研究者能以此为个案和契机，就结构复杂的组织面临突发事件时其秘书该如何迅速作出反应这一问题，从秘书学角度进行深入探究，那么不仅是给秘书上了一堂课，也会为秘书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但时至今日未看到有分量的论文，当前秘书理论界的敏感程度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