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早期摄影的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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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茨摄影理论奖学金”是为了缅怀一个在摄影研究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的学者―林茨（原名张谦），用其部分遗产设立的一个民间的公益性的摄影理论研究项目奖，意在鼓励和资助更多有志于从事摄影理论研究的学者完成学位论文和研究课题。林茨奖评选两年一届，2013年为首届，它旨在发现、支持和培育优秀摄影理论人才，推动本土摄影理论和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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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29日，意大利青年学者朱馨芽（Giulia Pra Floriani）凭借研究课题《中国早期摄影的本土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接受摄影技术的历程以及摄影跟其他媒体的对接》荣获第三届林茨摄影理论奖学金大奖。本篇文章介绍了朱馨芽对于此课题的准备、实施和书写的系列过程。  米勒（Milton Miller），广州的官员出行，蛋白印象法，广州，1861-1864年  
　　从殖民者手中带到中国的相机，张开了一种对世界的新视野。它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给文化层面上也带来了新的概念，深刻地改变了本土的视觉文化。这种媒介通过什么样的过程被中国本土的视觉文化慢慢地吸收并且在这个环境当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这是论文分析的主题。该论文描述了西方商人和传教士让带着相机进入中国大陆和港口的历史过程，逐渐地被当地人民所接受，并且通过不断的操纵和重新适应，重新被当地的视觉文化吸收，摄影慢慢地也适应清末的视觉文化规律。摄影在清末民初的画报中和其他媒体同时被印刷传播，展开了多元性的图像语境，跟其他的媒介发生联系和冲突。这一点导致摄影渐渐地走上独立，在辛亥革命和民国初期前后的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广泛传播的影响下，终于开始按照自己特殊媒介的内在规律与方法来创造具有力量的图像。  比特（Felice Beato），圆明园，蛋白印象法，北京，1860年  
　　理论和方法
　　为了进行摄影在这个时期对中国图像史发展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和研究，作者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学术领域交叉和美术史（或摄影史）写作方法。  比特（Felice Beato），圆明园，蛋白印象法，北京，1860年  
　　进行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学者面临的一个较大的问题是学术领域的交叉：分析照片的时候不能是从一个纯粹的美?g史的视角去进行。原因在于：20世纪美术史研究从根本上为两种不同的趋势，也就是形式主义和图像学；尽管两种方法完全不一样，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它们思考的对象仅包括被认为是“艺术品”的图像，而基本上不包括任何其他的图像材料（照片、版画、杂志的插图、广告等），所以笔者在这一篇论文中分析的物质材料经常被那种研究所忽略。  桑德斯（William Thomas Saunders），移动饭馆，上海，蛋白印象法，1864-1865年  
　　所以笔者选择从另一种角度出发去思考摄影在中国的本土化。在理论层面，这种分析需要利用不同的人文学科提供的方法，包括视觉研究、作为技术和物品的历史的美术史、中国近代历史、人类学、并且还包括文化学、性别研究、后殖民研究、语言学提供的思想起点。视觉研究这个学科本身也非常复杂，主要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评论家和理论家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àzs），包豪斯的老师莫里?纳吉（Làszlò Moholy-Nagy）和导演让?爱泼斯坦（Jean Epstein）最初开始使用这个词；他们主要的目的是探索摄影和电影的快速发展对他们的文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并且研究光学媒体如何进行视觉领域的变化。在这些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两种传统，也就是英美视觉文化研究和德国的图像科学（Bildwissenshaft），并且引导法国哲学家对图像的广泛反思。尽管这三种研究的方法和系统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同意――在过去二十年里，在各种人文科学和理工科学领域里面都发生了一个图像的转变（Iconic或Pictorial turn），其特点是对图像和其他视觉材料的新也重视。  米勒（Milton Miller），怀孕的女人，蛋白印象法，澳门，1861-1864年  
　　研究的基础
　　为了完整这个研究，笔者利用一种定性的研究方法（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也就是说主要采用归纳过程（Inductive process）来形成论点，主要基于几个文本案例传达的信息的深入分析。  汤姆逊（John Thomson），中国妇女和仆人，蛋白印象法，1868年      
　　视觉文化研究强调文化层面的元素，所以进行这一方面的研究，笔者通过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多学科视角来观察摄影在中国的到来。这种跨学科的状态导致写作的过程当中经常引用来源于不同学科的理念，包括人类学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提出的整体人类学概念（Holistic Anthropology），爱德华?萨希德（Edward Sahid）所理解的东方主义等，同时也包括美术史家巫鸿、中国摄影史的专业研究者陈申和泰瑞?贝内特、英文世界的Regine Thiriez、Yi Gu、Rosalind C. Morris等人的著作和论文。除此之外，论文还引用许多清末民初的画报，主要包括《点石斋画报》、《真相画报》、《小孩月报》等，目的是说明摄影通过怎么样的历程进入到一个更广的视觉文化背景当中。对这一方面的问题来说，作者认为画报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把带有丰富叙述和新闻内容的图像终于达到了相对来说非常普及广泛的传播，让它们走上公共的空间，增加了视觉材料在现代中国的不断发展，直到图像从文字材料的配合物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件。整个论文除了把别的学者获得的成果作为研究的基础以外，把照片本身看成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通过图像学的方法来分析它的结构、内容和社会背景。为了更好地理解材料本身的状况，作者2017年7月份访问罗马的中央文献和材料研究所（意大利语：Istituto Centrale per il catalogo e la documentazione，Roma）考察贝凯蒂收藏（Collezione Becchetti）中的Grazioli家族馈赠的中国早期照片，获得到许多关于材料本身、照片原作尺寸、收藏历程等信息。  汤姆逊（John Thomson），中国的画家画西洋画，香港，蛋白印象法，1871年   汤姆逊（John Thomson），中国妇女的小脚，蛋白印象法，1905年左右  
　　摄影本身需要经过一定的改造以后才能被中国原有的视觉文化所纳入，同样国外的摄影理论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发展的历程，所以只能作为一个参考者：因为中国的特殊语言、历史、艺术、文化、政治状况跟产生理论本身的语境有很大的区别，所以需要不断地按照当地当时的情况来思考它们的可用性。这种有深入思考的改造外来的理论也是整个中国美术史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调整：怎么样让以欧洲中心主义产生的美术史研究很好地适应后殖民国家的艺术史研究？全世界的学者，怎么样从欧洲中心主义的视角转到一个比较主义的观念？符合欧洲艺术史的理论，怎么样适应其他文化领域的美术史研究？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学者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世界美术史”？本论文只是顺便提出这一方面的思考，希望以后的研究会有更多的成果。  比特（Felice Beato），奕?D签南京条约以后，蛋白印象法，南京，1860年  
　　论文内容
　　摄影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媒介，也就是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年到1830年左右以后。在那个时期欧洲已经创造了许多新的技术，如机械织布机、蒸汽发动机等，他们的共同基础是以机器代替人的力量，这样生产的速度快，少数工人产生的数量产品多。随着经济的发展，英国和法国进行殖民地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利用硬实力和软实力来侵略他国。1839年相机（最初是银板照相――Daguerrotype）的发明离不开这个特定的历史背景。但是殖民者把相机拿到中国以后，这个媒介需要面临当地的历史和文化，进行多年的调整、适应和改造后才能纳入到中国本土的背景中。  时报图画周刊，第五期第一页，版画和摄影，1920年  
　　整体的论文分四章，每章分又五个小节。第一章除了讨论上文提到的中国早期摄影的研究基础和方法，笔者强调媒介的重要性并且分析清末民初参与建立视觉文化的不同媒介的特征（主要的对象是绘画、版画和摄影）。从“摄影”的古希腊语和汉语的词源出发，介绍摄影在两个领域的不同语言和观念上的特征，怎么理解《真》的观念，并且强调最初中西民众共同认为摄影有能力偷走被拍摄者的灵魂。
　　第二章开始进入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描述相机最早是如何被带入到中国，为什么跟中国原有的视觉语言发生了冲突。照相馆最早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大巷口建立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所以论文介绍十九世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文化和历史背景并且强调摄影最初属于一个商业活动。在人像的具体范畴之内，笔者的注意力集中到建立一个标准化、东方化、他者化的中国人肖像的摄影师Milton Miller（米勒），尤其是从构图的特征和被拍摄者的表情、姿势和服装来进行当时社会、性别、权利、不同方面的分析。接着照相馆地位的描述，论文特意强调这个空间最早让摄影和绘画对接起来。跟历史背景不可脱离的有Felice Beato（比特）第二次鸦片战争在中国大陆拍的照片。他跟着英国军队来到北京等中国城市利用一个殖民地主义的暴力视角来拍摄战场，同时也对拍摄中国传统建筑感兴趣，他的照片经常在国外的杂志以版画的形式发表。  真相画报封面，第二期，上海，1912年  
　　第三章描绘被笔者叫做过渡时刻中的案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影像。通过这一节，我们理解到摄影从商业活动层面已经走上了宫廷层面。第四章分析画报在中国慢慢让图像走上公共空?g的历程，尤其强调中国摄影技术通过《真像画报》进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民众接受它作为一个传达信息和表达“真实”的能力。论文最后表达的是经过几十年的经历，摄影在中国走上了独立，再也不会盲目地服从绘画或版画的规则，而找到了它自己的发展路程。这种转变，跟民初知识分子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主要由他们把照片纳入到大众文化的范畴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再次使用一个外来的平台，也就是画报，把它彻底改造，让它适应中国的语境，最终把它当作一个宣传新思想的媒介，包含着后来五四运动提出来的新美术概念的萌芽。
　　结语
　　因为视觉文化的材料非常多，笔者有选择的提供几个案例的分析，通过它们的描述给清末民初的中国摄影本土化的历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跨学科跨文化跨语言的领域比较复杂混乱，但是也许正是这种混乱性造就了它的丰富性，就是因为它没有明确唯一的解读方式，它才能变成广沃的田地。笔者提供的论文只是整个领域的一个小的板块，等待别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重新思考这一方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