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两个时间点说起，在思考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重新定位的基础上，提出竞技体育改革，说到底就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改革的观点，并通过由政府办向社会办转轨、改革赛制、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回归学校体育等改革路径的探索，管窥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中竞技体育改革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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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中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7）05-0027-04
Abstract： Starting with two times in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on the basis of their thinking about the re-orient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uthors put forward such a viewpoint as that competitive sports reform is the reform of the nationwide competitive sports system after all， and had a glimpse of the trend of competitive sports reform in the big picture of sports development in China by exploring reform ways in such aspects as transition from management by the government to management by society， competition system reform， and returning the cultivation of competitive sports backup talents to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competitive sports；nationwide system；China
燃烧了16天的第31届里约奥运圣火，终于在北京时间2016年8月22日于马拉卡纳体育场缓缓熄灭，中国体育代表团以26金、18银、26铜的成绩位居英国之后列金牌榜第三。2016年10月31日原北京市委副书记、教育工委书记苟仲文接替刘鹏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从北京的51金到伦敦的38金，再到里约的26金，中国竞技体育真的衰落了吗？新局长会为中国体育发展带来什么新的举措？里约之后，在实施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背景下，中国竞技体育向何处去？这或许将会成为体育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1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两个时间点
1.1 1956年开始：确立优先发展竞技体育的方针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千疮百孔、社会百废待兴，国际列强虎视眈眈，形势非常严峻。体育设施匮乏等群众体育发展受到了限制，城市以广播操、劳卫制和运动会为代表的单位职工体育为主，而城市社区体育和农村体育尚未大规模兴起。学校体育同样受到设施和师资条件的制约。在这一背景下，为尽快洗刷“东亚病夫”的耻辱，振奋民族精神，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随着1956年陈镜开第一个世界记录（举重）的诞生，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的方针[1]。此后，世界冠军、世界记录不断涌现……在那个历史年代，竞技体育的振兴之路，也就是民族复兴之路，是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平民百姓的共同社会心理，同时也由此揭开了未来中国竞技体育不断辉煌的序幕[2]。
1.2 1978年以来：举国体制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和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可以说，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又一次凝聚了中国领导人和人民大众寻求富强、追求现代化的共识，中国要在包括体育在内的各个领域全面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实现“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未竟理想[2]。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的竞技体育以强劲的势头持续发展，1982年称霸亚洲体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了金牌零的突破，并以15枚金牌跃居金牌榜第4位。为了总结我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经验和制定发展战略，在1985年体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首次提出了“举国体制”的概念，并以“三个一”加以高度概括，即“全国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进而又被解释为“国家实施以政府管理为主导，以行政手段管理体育事物，以计划手段配置资源，形成包括以体育行政部门为中心的管理体制、专业运动队为中心的训练体制、全运会为中心的竞赛体制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3]。举国体制是政府的强力作用发挥于体育领域，意图实现政府意志的一种治理行为，这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适应的。在此仅以奥运会为例来说明举国体制的成绩，自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实现金牌零的突破至2008北京奥运会，中国在奥运会上共获得163金牌、115银牌、106铜牌的好成绩，特别是北京奥运会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功，并以51金?s登金牌榜首，充分证明了举国体制在特定国情条件下，提高竞技水平、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国际地位和展示改革开放成果的历史功绩。
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重新定位的思考
我国从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的发展方针，到举国体制的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金牌惯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国家发展的需要和民众社会心理的需要。但是，从北京奥运到伦敦奥运、再到里约奥运，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体育部门的官员和民众对金牌期待的转变，因为国家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已不再需要再用金牌来证明了。“东亚病夫”的耻辱早已洗刷干净，竞技体育引领群众体育的发展已成为历史，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志着长期向竞技体育的倾斜正在转向群众体育，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与发展的举国体制面临着改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紧紧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发展的新理念、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关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三严三实”的治党风格、“四个全面”的战略方针和“五位一体”的发展思路，开创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局面。当前，我国GDP总量世界第二，人均GDP排名由1986年的第127位上升至2015年的第76位（7990美元）[4]。特别是在这一大好形势下出台的健康中国2030国家战略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标志着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开始转轨。展望未来，“唯金牌论”将退出历史舞台，全民健身将成为健康中国的有力支撑，将成为小康社会的国家名片，中国体育将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实现以全民健身为根本，以竞技体育为标志，以学校体育为基础“三位一体”的协调发展。在这一新的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中，竞技体育只是体育发展的一个部分、一种标志，而不再是一枝独秀，忽略其他。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5]。 3 近在眼前的2020东京奥运会形势逼人
重新定位竞技体育，并不是不重视竞技体育，更不是不要竞技体育，而是要在新的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中寻求竞技体育发展的新思路。在里约奥运开赛前，“西乌旗视窗”曾就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金牌成绩做过预测：6个金牌大户项目乒乓球、羽毛球、跳水、举重、射击、体操（含蹦床）可获27金，田径、游泳、三大球可获10金，女子柔道、自行车、跆拳道、击剑、拳击等可获5金，合计42金[6]。结果中国体育代表团只取得了26金的成绩，体操（含蹦床）全军覆没，羽毛球只有2金，射击、游泳各1金，就连跳水也痛失?Q霸8年的男子双人三米板金牌……展望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实力强劲的美国或将继续保持金牌霸主的地位，但第二位的争夺仍将会在中、英之间展开，日本则想紧随其后实现重回奥运金牌榜第三的梦想。如果日本实现了梦想，升居金牌榜第三位，中、英必有其一降至第四位。历史上，英、日的奥运竞技成绩由于受本国体育发展政策导向的制约，都曾有过辉煌与衰落，但近两届奥运会英、日的成绩上升态势明显。在第30届伦敦奥运会上，英国以29金的成绩位列金牌榜第三，这是自1908年第4届伦敦奥运会（英国以56金居榜首）以后的百年来取得的最好成绩，英国为之振奋，认为伦敦奥运会的成功将会给经济、社会和体育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在这一背景下，英国体育协会（Uksport）制定了以优势项目为重点，落实项目、落实人头的2016里约奥运投资计划，预计资助金额将达到283 600 989英镑（残奥会为71 335 617英镑），以期使英国运动员再创佳绩[7]。可以说，该计划为里约奥运英国升至金牌榜第二位奠定了重要基础。预计英国绝不会放弃为2020东京奥运会的继续努力。在里约奥运会上，日本涌现出一批不到20岁的年轻运动员，为4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增添了新生力量。而且，2020年东京奥运会将增加棒垒球、空手道、冲浪、滑板和竞技攀岩等5个大项18个小项[8]，这5个大项在日本有着良好的基础，在世界上有较强的竞技实力。为了再一次实现“东京走向世界，世界来到东京”的梦想，日本已将2020年东京奥运作为振奋民心、振兴经济的又一个里程碑，日本必定会强化训练，加大投入，举国为之，再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日本重回奥运金牌榜第三的实力和条件绝不可小觑。
4 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中的竞技体育改革走向
在我国，探讨竞技体育的发展很难绕开举国体制。国内对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解释多达46种[9]。那么，举国体制的基本构成要素是什么呢？卢元镇教授[10]认为是四大要素，即政府办、奥运战略、专业队、全运会。政府办是这一体制的基本性质，奥运战略是它的理想追求，专业队、全运会是前两者的操作，分别落实在运动训练和运动竞赛领域。政府在其中扮演着决策者、组织者、投资者、经营者、受益者和风险承担者的角色。
举国体制的历史功绩无可置疑，但它毕竟是典型计划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关于举国体制存在的弊端，体育学术界有过许多论述，这里不再一一分析，仅以卢元镇教授[10]的两个观点稍加概括：一是举国体制对三大球、田径项目的效率是很低的，基本是不成功的；二是举国体制“不利于发挥市场的积极性，不利于社会组织成长与发育，不利于社会来分担竞技体育的责任，于是就制约了竞技体育资源来源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限制了其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
2016年12月5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召开第30次会议。3年30次会议体现了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清晰走势。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地指出：“没有坚定的制度自信就不可能有全面深化改革的勇气，同样，离开不断改革，制度自信也不可能彻底、不可能久远”[11]。
在不断改革、深化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体育的改革势在必行，竞技体育概莫能外。从举国体制构成的四大要素来看，竞技体育的改革，说到底就是举国体制的改革。
4.1 改革路径一：由政府办逐步向社会办转轨
竞技体育由政府办逐步向社会办转轨，学术界呼吁已久。由政府办逐步向社会办转轨，就是要改变由政府扮演多重角色、独家投资包揽竞技体育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政府办和社会办相结合，最终到交由社会去办。所谓改变政府独家投资（包揽全部资金），即是在资金来源方面开放竞技体育的投资渠道，除政府投资外，部分有市场化潜力的项目，可以通过商业化运作融资，不具备市场化的项目可考虑接受社会赞助等的形式。所谓社会办，即是由政府管理竞技体育（投入政策和一定的资金），协会操作竞技体育（将政府对具体事宜的操作移交给协会），社会办竞技体育（实施俱乐部化，以社会资金为主，政府给予一定的资助）。所谓过渡（政府办和社会办相结合），就是说专业队要逐步向企业和高校转移，当然，这需要相当的时间和必要的条件，可能会经由试点，将现有各运动项目的专业队以“高水平运动队俱乐部”模式，分期、分批逐步下放到体育学院、重点高校和规模化的大企业。让高校发挥科技优势，让企业发挥经济优势，可以说，当今中国的一些高校和企业已经基本具备了接纳高水平运动队的条件。
4.2 改革路径二：赛制改革
1）新赛制的构想。
全运会是举国体制的重要要素之一。竞技体育的发展，举国体制的历史功绩，离不开全运会的支撑。1956年我国确立了优先发展竞技体育带动群众体育发展的方针后，1959年即召开了第一届全运会，并逐步形成了以全运会为最高竞赛组织形式的竞赛体制。可以说，这两大举措奠定了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卢元镇教授[10]指出，中国是全世界全国性竞赛活动最多的国家，不算单项的比赛，形成传统的全国性运动会就有10个，如果要加上全国性的单项比赛，这个数字要翻倍，如果再加上与其相对应的地方性赛事，可能要翻好多倍。近些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竞技体育在国际体坛的不断辉煌，不仅大型综合性赛事举办的频率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档次越来越高，花费越来越多，动辄就上百个亿，如果再加上为办好赛事的城市建设就是上千个亿。不仅如此，全运会与奥运会的矛盾日益突出，特别是全运会安排在奥运会之后举办，使其失去了选拔奥运精英的价值，把奥运会和全运会的计分捆绑在一起的作法则更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大发明。为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赛制改革都势在必行，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全运会。全运会如何改？学术界有过讨论，并基本形成了两种意见：少数学者主张取消，多数学者主张留而求其变，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改革措施。但是，当中国的日益强大和国际地位已不再需要用金牌来证明自己的时候；在健康中国战略和全民健身战略引领下新的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中对竞技体育重新定位的时候，特别是在改革举国体制的背景下来讨论赛制改革，全运会就失去了它的必要性和作用，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与新的中国体育发展大格局相对应的竞赛体制。就全国性赛事而言，改革后的赛制原则上可包括三大层次：推动全民健身发展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刺激竞技水平提高的全国单项运动会，选拔、培养后备人才的全国中小学生运动会。 2）新赛制要重视市场化运作。
办赛事是要花钱的，赛事的规模越大，支出就相应越多。目前，国内诸如全运会、农运会等大型综合性运动会主要是由政府买单的，被称作“中国式办赛模式”。随着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改革的深入，新赛制应努力改变这种办赛模式，顺应国际潮流而逐步走向市场化运作。在我国，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办赛形式也不乏先例。比如，2005年5月，广州市承办的“汤尤杯”羽毛球世锦赛，赛事经费预算1 200万元以上，政府财政拨款只有350万元，而市场化运作筹资却得到1 440万元。再比如，2003年2月广州举办的“中巴国际足球赛”和广州连续6年举办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都采用了市场化运作的办赛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4.3 改革路径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回归学校体育
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基地应该是学校体育，发达国家大多是这样的。但是，由于管理体制（竞技体育归属体育行政部门管辖，学校体育归属教育行政部门管辖）等的原因，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自成体系。但有很多数据表明，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断档，严重萎缩，持续乏力，相对3亿多的少年儿童，参加业余训练的只有31.7万人[12]。而历经几十年发展的学校体育在应试教育中仍处于弱势地位，学生体质下降，数以亿计的青少年并未真正成为竞技体育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后备人才。为此，在健康中国国家战略引领下，实现以全民健身为根本，以竞技体育为标志，以学校体育为基础“三位一体”协调发展的大格局中，学校体育必须重新审视如何培养与体育终身结缘的社会成员，更好地服务于全民健身；必须重新审视如何谋求与竞技体育的契合，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回归学校体育，形成以学校体育为主、社会力量为辅，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可以说，让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回归学校体育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和可参照的强化路径（校园足球发展战略）。为此，建议将学校体育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重点放到田径（基础）、三大球（标志）、乒乓球（国球）、羽毛球（普及程度高的奥运强项）、南方游泳、北方冰上运动（气候特?c）等项目上，重新调整体育传统项目学校，也可考虑根据当地学校的各方面条件分别命名田径、篮球、乒乓球、游泳等定点学校，统筹布局，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此外，提倡社会力量办一些低年龄的项目（体操、跳水）和高消费项目（射击、射箭、赛艇）的俱乐部或学校。当然，这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办其它项目的俱乐部或学校，事实上有些社会力量办的俱乐部或学校是客观存在的（如恒大皇马、富力切尔西足球学校等），问题是如何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培养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积极性，逐步形成多元化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新格局。
中国的体育改革、特别是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改革，或许还需要相当的时日，但在改革中探索、在改革中发展，却是历史的必然。本研究所提出的竞技体育改革走向还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描述，也可以说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色彩的主观期望。由此，其主观性、片面性、甚至是谬误在所难免。但期望我们的一点粗浅之见，能引发出体育学术界更多富有远见卓识的思考，从而为推动中国竞技体育的改革与发展献策、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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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8-16 15:3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