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创新政府监管 促进新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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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成都作为地处西部的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应当积极推动要素市场改革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以抓住科技革命与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切实增强“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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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经济
　　理论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供给侧劳动力、土地与自然资源、资本、科技创新、制度五大要素之间的数量、质量、组合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综合效益。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结构是否先进、效益是否明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吸引流入要素的数量与质量。
　　在《成都市产业发展白皮书》中，提出要加强要素市场建设，降低土地资源、能源、资金、技术转化、物流运输等要素交易成本，优化要素流动环境等加快促进资本、技术、人力、数据、管理等要素聚集。这是准确把握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与关键，扎实有力推动改革，为经济转型夯实基础、创造条件的具体举措。
　　在讨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人们常常会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目标是什么，成功与否的标志是什么？笔者认为，从要素运动规律出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在通过改革破除了要素流动的重重约束之后，要素按市场规律自由流动、优化重组后所形成的新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之上。结合当前正日新月异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大力发展新经济。
　　什么是新经济？当下我国所称的新经济，主要是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如电子商务、互联网金融、云计算、大数据应用、分享经济等，还有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对原有国民经济各个门类所进行的改革和升级，覆盖一、二、三各个产业级次和国民经济各个部门。
　　我国的互联网经济已经举世瞩目。目前，世界上十大互联网企业中，我国占了四家。有国际组织预测，到2020年中国零售市场的线上渗透率将攀升至22%，市场规模总计将达10万亿元。再以当下正处于“成长的烦恼”中的分享经济为例，其发展势头更是令人啧啧称奇。据《中国分享经济发展报告》显示，中国分享经济发展迅猛，对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引领创新、扩大就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报告估算，2016年我国分享经济市场交易额约为34520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共有6亿人参与，比上年增加1亿人。预计未来几年，我国分享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在40%左右，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10%以上。
　　新经济展示出的不可思议的潜力与空间，指明了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转型升级的大方向，当然也是未来财政收入的主要源泉。放眼全球，当前世界正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入口”上，我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基本处于同一起跑线上，能否抓住新经济这一历史机遇，是中华民族能否实现伟大复兴、重回世界之巅的关键一招。
　　成都在“产业新政50条”中，已经将创新信息要素作为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提升信息基础设施能级、强化信息集成应用、推动信息与产业深度融合等方面都有明确要求与具体举措。这正是准确认识到新经济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的重要作用所做出的前瞻性的布置与安排，必将为成都经济发展培育出强劲的新动能，支持未来成都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创新政府监管，破除新经济发展障碍
　　新经济的广泛兴起和快速发展，一方面给经济增长注入了新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势必触动和影响既得利益格局而受到各种抵制。成都作为西部国家级中心城市，相对于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完全有条件对新经济持更加开放包容的态度，积极创新政府监管方式，后来居上，后发制人，率先为新经济的发展扫清路障。
　　其一，大道至简、底线监管。对于新经济，首先应当承认其“新”，承认其可能超出了政府已有的认知范围，承认现有的监管规则可能是不适用的，在此基础上再讨论如何监管。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首先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发展环境，因此，政府监管应当贯彻“大道至简”“底线监管”的原则，守住法律法规的底线，只要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就宜将广阔的空间留给各类市场主体，政府不要轻易出手。特别是对有些一时看不准的东西，可以先观察一段时间。当然，那些经过实践证明可能造成严重不良后果的，则要严格加强监管，果断出手。总之，烦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与贫困，简约治理则带来繁荣与富裕，大道必然至简，有权不可任性。
　　其二，从管理到治理，推动监管方式转型升级。即使是那些看得准的新生事物，比如基于“互联网+”和分享经济的新业态，也要探索新的监管之道。新经济不仅“新”，而且参与者众多。在新经济时代，政府?O管要取得实效，除了要有传统的、自下而上的政府层级结构的权力线之外，还必须与各类合作伙伴建立起横向的行动线，原来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垂直型管理需要转变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组织协同共治的扁平化治理。要十分重视平台、行业协会的作用，主动与它们合作，将平台、协会运行中一些具有普适性的规则上升到国家法律法规的层面，对于一时看不准的东西，则可以由平台、协会为主，继续在各方互动中逐渐探索清晰。
　　其三，创新政府监管的技术手段。国务院《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大数据已成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新途径”。在对新经济的政府监管创新中，要十分重视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构建起一套“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机制。一要争取全面实现政务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二要逐步实现计算机对数据的自动流程化管理，在数据汇集的基础上发现规律，发现风险点和薄弱环节，增强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三是要努力打破各类“信息孤岛”，实现数据按需、契约、有序、安全式开放，形成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总之，大数据既是政府监管所必须倚重的一种技术手段，更是激发政府创新监管制度的重大机遇，要善加利用。
　　其四，继续深化政府监管体制改革。一是积极推进综合监管，建立健全跨部门、跨区域执法联动响应和协作机制。二是推广“双随机、一公开”的新型监管方式。力争实现全覆盖。三是促进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更好地激发非公经济和民间投资的活力，对内资、外资、国资一视同仁，同时坚决维护公正、公开、公平的市场环境，为新经济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