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情绪背景和社会预期对社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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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探讨不同情绪背景对社会经济决策中社会预期效应的影响。以90名大学生为被试，利用不同效价的电影片段（正性、负性和中性）诱发相应的目标情绪。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公平性的不同预期。结果发现：在负性和中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更倾向于拒绝接受不公平分配，在正性情绪背景下，高预期组和低预期组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接受率没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正性情绪背景使社会预期效应发生改变，回应者对分配方案的高预期不再对决策结果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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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预期，情绪背景，最后通牒博弈，决策。
　　分类号 B842
　　1问题提出
　　复杂的社会情境往往会使人们的行为偏离经济人假设，令理性决策公理解释乏力（Gath，Schmit-tberger，&Schwarze，1982）。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出发提出了多种理论和模型，试图揭示特定社会情境对行为决策产生影响的内在心理机制。其中社会预期最初是从认知层面关注社会互动过程中的预期判断对决策的影响。社会预期来自社会文化背景下，群体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社会习俗的内化。在特定社会情境下，他人会对我们的行为做出符合社会规范的预期，而我们对自身行为是否适宜的判定也源于该行为是否符合他人预期的认知。可见，预期在社会互动中会对个人的决策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研究者发现在特定社会情境中，基于决策背景信息的预期会改变个体的决策结果。例如，有研究（Van Kleef，De Dreu，&Manstead，2004）发现，在谈判任务中，如果被试发现对手表现出气愤的情绪，那么他更愿意做出让步，因为气愤让被试预期到这就是对手的底线。在另外一项研究中（Delgado，Frank，&Phelps，2005），被试在信任博弈前获知同伴积极或者消极的个人道德描述信息，结果发现这种前导社会性信息会影响被试的信任行为。被试的决策不再由同伴的实际行为决定，对同伴行为的预期使其决策发生偏差。
　　近期一项脑成像研究（Chang&Sanfev，2013）发现，预期违背可能被大脑加工为一种情绪性信号，促使个体的行为遵从社会规范。研究采用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UG）范式，被试设定为回应者一方。通过为被试提供“典型”提议方案的信息，使其形成对提议方案不同的预期。这种典型提议方案反映了大多数人在这种特定情境下如何做的社会规范。在这种社会规范影响下，被试会形成一种特定的信念（即社会预期）作为行为的参照点，从而影响其决策行为。研究结果发现被试更倾向于拒绝与预期相违背的不公平分配。脑成像结果显示，违背预期激活的脑区包括前脑岛（ante-rior insula）、背外侧前额叶（dorsolateral prefrontalcortex，DLPFC）和前扣带回（anterior cineulatecortex，ACC），其中ACC在预期违背中起到关键的作用。还有研究者（Chang，Smith，Dufwenberg，&Sanfey，2011）发现，在决策任务中。被试选择合作的原因是为了不让合作伙伴失望，也就是说，内疚情绪驱使被试选择合作行为。脑成像结果显示，这一决策过程激活的脑区同样涉及ACC。在之前的研究中发现，ACC参与负性情绪和认知控制加工过程，此区域与很多其它预期效应相联系，如安慰剂效应（Wager，et a1.，2004）、顺从他人的期望（Klucharev，Hytonen，Rijpkema，Smidts，&Fernan-dez，2009）等。Chang等人（2013）基于上述两项脑成像研究结果，提出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神经生物学机制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在此之前，有研究者（Giner-Sorolla&Esoinosa，2011）提出他人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生气：自己违反社会规范，会使人感到内疚。Chang等人（2011，2013）用fMRI的研究为此观点提供脑神经机制的依据。
　　社会预期效应对于深入理解个体在社会互动情境下的决策行为具有重要意义。根据Chang等人（2013）的研究结果，预期违背引发的负性情绪是社会预期效应发挥作用的基础，表明情绪在经济决策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人际互动情境中，决策者的情绪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其中，个体原有的情绪状态（即情绪背景）对其在决策任务中的情绪和行为有重要的调节作用（Pham，2007；张光楠，周仁来，2013）。情绪背景使个体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估出现情绪一致性效应（Albarracin&Kumkale，2003）。而在正性情绪状态下会对事物做出更加乐观积极的判断，个体在负性情绪状态下会倾向于做出更加悲观消极的判断。此外。有研究还发现，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倾向于对当前感受到的情绪状态进行错误归因（Gore，Pham，&Sin，2001），即认为自己当前的情绪感受完全由当前的事件唤起，导致对当前事件的评估出现偏差，继而影响决策行为（Ekman，1999）。
　　根据现有情绪背景对决策任务产生影响的研究结论，如果社会预期发生作用的心理机制是如Chang等人（2013）提出的与情绪加工密切相关，那么社会预期对个体社会经济决策的影响很可能受到原有情绪状态的调节。基于此，本研究采用UG范式，通过操作社会规范性信息来启动被试对分配方案的公平性产生不同预期：同时，在进行博弈任务前，用情绪影片来诱发被试产生正性、负性和中性情绪，以探讨不同情绪背景下社会预期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
　　基于前人研究，做出如下推测：（1）在正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乐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减少，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表现出更加倾向于接受不公平分配方案；（2）在负性情绪背景下，个体将更加悲观，使预期违背引起的负性情绪影响增加，导致被试的决策发生变化，即他们更倾向于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
　　2实验方法
　　2.1被试
　　大学生90名，男生45名，女生45名，平均年龄为20.42±0.37岁，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色盲，均为右利手。在实验之前将存在心理疾患、药物滥用和皮肤过敏史的被试剔除。   　　2.2实验材料
　　情绪电影是以往研究中筛选出的电影片段（李芳，2008）。正性情绪电影选择的是《摩登时代》片段。时间是3分20秒；负性情绪电影是《我的兄弟姐妹》片段，时间是3分27秒。中性情绪采用一段介绍景物的纪录片，时间是3分24秒。这些影片片段的情绪诱发效果已经过检验，结果显示能分别诱发出高兴、悲伤或者中性的目标情绪。诱发效果良好（李芳，朱昭红，白学军，2008）。
　　情绪自评量表：情绪评定量表选取了5个情绪形容词为主观报告内容，涉及愉快、悲伤、厌恶、恐惧和愤怒5种基本情绪，采用5级评定（1根本没有，5非常强烈）。
　　采用UG实验任务，被试作为博弈中回应者一方。共有24轮试验。提议者的性别根据分配方案平均分配，每轮试验和不同博弈对手配对完成，每次分配金额均为10元钱。本研究参考非实验控制下，提议者在博弈中自然真实的分配情况，将提议方案设为公平和不公平两种水平，本实验重点考虑不公平分配条件，将24次分配提议设计为，8次为公平的分配（￥5：￥5），16次为不公平分配（6次￥9：￥1，6次￥8：￥2，4次￥7：￥3）。24个分配提议顺序随机呈现。
　　2.3实验程序
　　实验采用个别施测，具体实验程序如下：
　　第一步：连接生理记录仪传感器，要求被试保持平静和放松。
　　第二步：向被试详细说明UG的实验操作方法，指导语为：“每轮试验中，随机选出的一位提议者将和你分配一笔10元的资金。提议者给出一种资金分配的方案，你要做出接受或者拒绝的决策。如果你做出接受的决策，则资金就按照分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你做出拒绝的决策，则你和对方都得不到任何资金。实验共包括24次分配，每次面对的提议者都是不同的人。你的决策结果会被保密。全部实验结束后，会根据24次分配的最终结果发放不同价值的纪念品。”每个被试在正式实验前都进行练习任务，使其熟悉实验程序，确保完全掌握实验要求，
　　第三步：情绪诱发任务。向被试说明在UG前要观看一段影片。情绪诱发任务的具体流程如下：
　　开始一保持平静和放松（120s）一填写情绪自评表1（30s）一指导语1（下面准备观看影片。开始前请保持平静与放松）（5s）→空屏（30s）放映影片（约210s）→空屏（30s）→填写情绪自评表2（30s）。
　　第四步：社会预期启动任务。通过不同指导语，将被试分为高预期组、低预期组。具体指导语如下：
　　高预期组：“在实验开始前，另外提供给你一个信息，在之前以大学生为提议者进行的最后通牒
　　2.4实验设计
　　本实验为3（情绪背景：正性、负性、中性）×2（社会预期：高、低）X4（分配方案：￥5：￥5、￥7：￥3、￥8：￥2、￥9：￥1）的混合设计，其中情绪背景和社会预期为被试间因素，分配方案为被试内因素。因变量为回应者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接受率。
　　2.5实验仪器
　　实验采用Superlab系统呈现博弈任务，该系统可以同时记录被试的决策结果和反应时间，该系统的精度达到1ms。利用戴尔17寸电脑显示屏呈现刺激。分辨率为1024x768。被试坐在距离电脑屏幕60cm处。刺激呈现的背景颜色为白色。
　　生理数据采集使用16导生理记录仪系统（BIOPAC MP150）记录被试在实验阶段的皮肤电活动、手指温度和血氧饱和度。
　　2.6数据采集与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Gross&Levenson，1993；王芹，白学军，2010；王芹，白学军，郭龙健，沈德立，2012），本研究选择以下3项生理指标用于分析情绪唤醒状态：
　　（1）血氧饱和度。将TSD光敏传感器连接于左手拇指，电极连接在生理记录仪的光电容描记放大器PPG模块上，采样率为200Hz。
　　（2）皮肤电。实验开始前，用75%医用酒精擦拭安电极处，将Ag/AgCl传感器分别连接在被试左手食指以及无名指的末端指腹上，电极连接在博弈中，他们做出的提议基本上是趋向平均分配的。也就是说给对方分配的钱数为4或5元。”
　　低预期组：“在实验开始前，另外提供给你一个信息，在之前以大学生为提议者进行的最后通牒博弈中。他们做出的提议基本上是趋向不平均分配的，也就是说给对方分配的钱数为1或2元。”
　　第五步：开始UG实验。在实验过程中持续采集心理生理指标，直至实验结束。
　　UG实验的具体实验程序如图1所示。生理记录仪的皮肤电反应放大器GSR100C模块上，采样率为200Hz。
　　（3）手指温度。将TSD102热敏电阻传感器连接于左手中指的末端指腹上记录皮肤表层温度，电极连接在生理记录仪的皮肤温度放大器SKTl00C模块上，采样率为200Hz。
　　生理采集数据采用Acqknowledge 4.0软件进行编辑处理。计算出情绪诱发操作中前测阶段（电影放映前的空屏30s）、后测阶段（电影结束后空屏30s）的皮电反应、指温、血氧饱和度的均值。后期数据用SPSS13.0进行分析。
　　3结果
　　3.1情绪诱发效果检验
　　结合主观情绪体验报告和自主神经活动监测两种方式对情绪诱发的有效性进行考察。
　　3.1.1情绪的主观体验
　　被试观看情绪影片之前和之后的情绪自评结果如表1所示。首先对观看影片前5种自评情绪感受在3个情绪组间是否存在差异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结果显示5种情绪均未产生显著差异。愉快情绪体验：F（2，89）=0.90，p>O.05；悲伤情绪体验：F（2，89）=1.61，p>0.05；恐惧情绪体验：F（2，89）=1.46，p>0.05；厌恶情绪体验：F（2，89）=1.24，p>0.05；愤怒情绪体验：F（2，89）=0.61，p>O.05。说明被试情绪的初始状态一致。可认为被试来源于相同的总体。   　　为了检验影片的情绪诱发效果，对被试观看影片前后的主观评价各维度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正性情绪组被试观看影片后，愉快得分显著提高，F（1，29）=27.20，p0.05）。
　　3.1.2情绪诱发的生理数据
　　3组被试生理反应的基线水平和观看影片后的生理数据如表2所示。首先对3组被试在观看影片前生理基线水平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以3个生理指标在基线阶段的均值为因变量。结果显示，3个生理数据基线值差异都不显著。血氧饱和度：F（2，89）=0.31，p>0.05；皮电：F（2，89）=1.04，p>0.05；指温：F（2，89）=1.00，p>0.05。说明了3组被试在生理基础值上存在等组性。
　　为了检验情绪的诱发效果。分别对正性、中性以及负性情绪组在观看影片前后的生理指标均值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正性情绪组被试在观看影片后3个生理指标显著升高，血氧饱和度：F（1，29）=10.62，p0.05）。
　　3.2回应者的行为决策结果
　　3组被试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接受率如表3所示。
　　对被试在UG中的接受率进行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其中社会预期和情绪背景为被试间因素，提议方案为被试内因素。由于被试在公平分配条件下（￥5：￥5）的接受率接近100%，本研究着重考虑不公平提议下（￥7：￥3、￥8：￥2、￥9：￥1）被试的决策行为。统计结果显示：（1）分配方案的主效应显著，F（3，252）=323.78，p  　　正性情绪背景下UG的行为数据结果支持了研究假设。背景性高兴情绪使社会预期效应消失，即对分配结果不同的预期没有影响被试的决策结果。本研究显示，高兴的情绪背景对预期违背引发的负性情绪似乎存在抵消作用，表现为即使与预期相违背，被试也倾向于接受不公平提议。进一步数据分析显示，正性情绪背景仅对高预期条件下的接受率产生作用。在低预期条件下，不同情绪背景之间的接受率差异不显著。我们认为，此结果可能源于不公平分配的接受率存在天花板效应。在Sanfev（2009）的研究中，无预期组和低预期组的接受率没有出现显著差异。研究者认为预期效应只在一定范围内发挥作用，无论回应者对分配提议的预期有多低，一些不公平分配还是无法被接受。其它一些研究也显示，在UG中，决策因素的改变，例如增大分配钱数等，很难使回应者面对不公平提议时的接受率显著高于50%的平均水平（Henrich，et a1.，2001）。本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了这一观点，在低预期条件下，正性情绪背景对不公平提议的接受率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从研究结果上看，悲伤情绪背景似乎没有对社会预期效应造成显著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不同。按照逻辑从情绪体验上推测，悲伤的背景性情绪会使预期违背引发的生气情绪加剧，从而造成UG的接受率降低。但实验结果显示。与中性情绪背景相比较，在悲伤情绪背景下对分配提议的高预期并没有引起被试更多地做出拒绝的决策。本文认为第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悲伤的情绪可能使被试对分配提议做出偏低的估计。有研究显示，抑郁个体对UG分配提议的估计更加理性，认为提议者做出公平分配的可能性不大。因此他们在面对不公平提议时更加倾向于做出接受的决策（Harl6，Allen，&Sanfev，2010）。在本研究中，虽然通过实验操作引发被试形成了不同水平的预期，但是相对而言，悲伤的个体还是可能对自己面对的分配提议做比较悲观的估计，致使在高预期条件下，与中性情绪组相比，接受率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悲伤情绪引发的特定评价倾向在决策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根据评价倾向理论（Lemer&Kehner，2000）。情绪产生于并且能够唤起特定的评价，这种评价具有动机属性，即评价倾向，会影响个体信息加工的内容、深度以及方式。悲伤情绪源于丧失和无助（Kehner，Ellsworth，&Edwards，1993），会引发个体形成潜在的改变环境的目标。例如。一个人在感到悲伤的时候往往会给自己买礼物作为补偿（Mick&Demoss，1990）。因此推测，悲伤的背景性情绪与预期违背引发的生气情绪并没有发生简单的累加效应，接受分配者的提议以便获得金钱的回报，可能在被试的决策心理加工中起到一定的作用。当然。要更加清晰的认识在此期间认知、情绪与决策之间的作用关系，需要未来更多的研究做出进一步探索。
　　5结论
　　本研究条件下可得如下结论：（1）在正性情绪背景下。面对不公平提议时，对分配方案的高预期不再使被试更多地做出拒绝决策。（2）在中性情绪背景和负性情绪背景下，被试在UG中表现出显著的社会预期效应，即面对不公平提议时，对分配方案的高预期使被试的接受率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