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界定权利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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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无需精确地算定，它是从何时开始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不经意间已经置身于“权利爆炸”之中。如同任何一件物什发生这种强烈的化学反应一样，作为整体性概念的“权利”裂开之后，我们真切地经验到如雪花般飞舞的碎片。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隐私权、受教育权、安宁权、社会保障权……，这些以前更多地静静生活在法律文本或者学术话语之中的权利概念，正在形成一种沁入平民现实生活的物质力量，一种在沁入的同时对社会关系起着分割、厘定作用的物质力量。
然而，瞬间的爆炸以后，一片片曼妙飞扬、绚丽夺目的权利之花，在一定的时空，形成了一种混沌的世界。随新年钟声悄然逝去的2002年，在所谓的“二奶继承”、“黄碟风波”、“女大学生怀孕”、“邻居同意方能养犬”等一系列事例的纷纷扰扰之中，目睹和昭告了这样的混沌，预示着一个时代的莅临：“界定权利的时代”。
对这些事例略加回顾，许能助我们体味权利的冲撞和激射出来的迷惘。
在四川泸州，一位发妻与一位情人（以“二奶”这样一种鄙夷的符号称呼之，有着强烈的道德倾向）对簿公堂，因为过逝的丈夫立下遗嘱、将财产给予情人。法院以民法公序良俗原则，认定遗嘱违反社会公德，否认了其有效性。个中，情人对已逝男人生前的关怀以及发妻截然相反的为人，皆被存有先验偏见的“二奶”一词遮蔽了，也进而被“公序良俗”忽略了。于是，对于那位男人而言，个人自由处分财产权遭遇了公序良俗的限制；而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公序良俗对于不善待先夫的发妻的财产继承权不发一言？
在陕西延安，一对夫妇在家中看所谓的“黄碟”。警察接到举报，于晚上11点左右骗开夫妇家门，未出示任何警察身份证件和搜查证。经过一番暴力纠葛，把丈夫带到派出所。之后，当事人不仅在派出所饱受拳打脚踢，而且在暂时放出后又被公安机关以涉嫌妨碍公务刑事拘留。只是在2002年的最后一天，公安机关方才对当事人赔礼道歉、给予一次性补偿。一出闹剧又是悲剧的帷幕，就在精神大受刺激的当事人呆滞目光的注视下，徐徐落定。可是，公安机关的道歉、补偿其实针对的是暴力伤害行为，而不是为出警本身。在舆论大多认为在家中看黄碟实属个人隐私权、个人自主权的时候，警察以及为警察着想的人，尖锐地喊出让我们沉思的话：“举报电话说有人看黄色影碟，警察接到举报就得出警，警察能不管吗？”言外之意，既然有人举报，看黄碟就不再是个人之事了。由此，抛开警察在出警过程中是否存在严重违法不论，在个人隐私权、个人自主权与公共道德秩序以及维护公共道德秩序的警察权之间，似乎横亘着一条有待明定的界线。
无独有偶，在西南的重庆，一位因为怀孕而被学校开除的女大学生及其父亲，也诉诸个人隐私权、个人自主权，向学校的管理权、处分权和有关学生品行道德的校纪校规提出了挑战。这位女生与她相爱的男生，在旅游时发生性关系，因女生在校医院检查出身孕而被学校以“品行恶劣、道德败坏”为由除名。在世人用较为自由的眼光来看待爱情和婚前性行为的时代背景之下，学校此举无意间掀起了轩然大波。在校成年学生，究竟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出于两情相悦而自主地发生性行为？学校究竟当如何管理，才可以既尊重学生的自主权和隐私权以及间接涉及的受教育权，又不会鼓励性自由、引发性泛滥和学校秩序的混乱呢？
养狗需要邻居的同意，这是江苏苏州新近出台的规定。本意为了协调邻居与养狗人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冲突，维护公共秩序，却给了邻居决定他人生活方式的权利。邻居并不是一丝一毫地不能干涉他人的生活方式，若养狗人不注意减少犬吠之声、不注意保持环境卫生等，邻居完全可以凭借法律赋予的相邻权，要求养狗人不得扰邻。然而，养不养狗是一回事，如何养狗不扰邻是另一回事。把前者交由邻居决定，似乎过度地侵入了个人自主的权利。
事例是不胜枚举的，其中透露出来的信号则是一个：“权利的边界”在人们日益关注自身正当利益的时代，逐步提升为凸显的问题。然而，饶有趣味的是，框定权利边界本来似乎应该是立法者的事情。在一个奠基于民主理论（即大多数人的统治）和间接民主原理（即人民选出代表制定表达多数人意志的法律）之上的国度，普通民众早已在理论上把许多“立规矩”的事情交给人民代表机关了。实践中，无论人民代表机关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地代表民意，他们毕竟在做着大量的制定规则的工作。而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法律，无不是在界分权利、明定义务（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以调整纷繁复杂、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那么，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代表、我们的立法者工作做得不好，致使立法不完善，进而出现了如此多的权利边界模糊不清、冲突层出不穷、纷争廖无定论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