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优化第三部门与政府关系促进第三部门发展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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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深刻变革，以承担社会公共服务项目形式活跃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部门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第三部门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有序推进、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位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生社会力量。党的十八大要求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1]再一次把第三部门的发展提到战略的高度。为此，本文以西方经济学资源依赖理论为视角，着眼于第三部门与政府之间的微观策略互动，探索了促进我国第三部门健康发展的途径。
　　一、从资源依赖理论看我国第三部门与政府间的资源互依关系
　　（一）第三部门与政府的资源互依关系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组织只有从环境中获取资源才能维持生存和发展，其中最为关键的资源要素有资金、人员[专业提供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的服务，欢迎光临]、技术、信息、合法性支持等。而外部环境资源反过来也会对组织提出要求，继而产生组织的外部控制。在现实中，组织间的资源关系更多地是参与双方之间在资源上的相互依赖关系。因此，该资源对组织的重要性、组织获得以及利用该资源的效率、该资源的替代性来源多寡这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组织之间依赖程度的强弱。
　　对第三部门而言，它需要政府的资金援助、合法性、政策支持、垄断地位授予、政策参与渠道等资源。其中有两类资源极为重要，一是组织赖以运转的物质基础，主要包括资金、活动场所、人员、专业技术、管理者才能等；二是组织生存发展的制度基础，主要是合法性资源或符号性资源。
　　对政府而言，它需要第三部门的公共服务、合法性支持、政策参与等资源。政府依靠第三部门向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满足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维护其管理的合法性；另一方面，节约行政成本或提高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供给系统的效率。简言之，合法性支持、资金、公共服务是第三部门与政府资源互依关系的主要载体。
　　（二）第三部门与政府的资源互依关系严重不对称
　　政府与第三部门分别有着不同目标、结构和资源禀赋，在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过程中，二者互为环境，互相依赖。双方之间以目标序列匹配程度、关键资源控制强度、资源汲取渠道多元化程度以及相互施压的能力强度这四个变量互为转移，呈现出不同类型的关系模式。其中权责对等的合作是第三部门与政府都力图实现的理想模式。在这一理想模式下，第三部门能够获得政府的资金援助、合法性、政策支持等资源；政府则通过第三部门向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
　　在我国的政治体制下，第三部门对政府的依赖还较强。各类官办型广义的第三部门的资金几乎全部来自政府，自主性较弱。而各类纯民间组织资金相当匮乏，政府提供资金支持的力度有限。根据相关调查的数据显示， 41.4%的民间社团的发展瓶颈是资金匮乏。[2]湖南益阳市160个市级社团中至少100个社团的注册经费达不到3万元，40%的社团几年来几乎没有开展过任何活动。[3]可见，无法获得充足、持续的资金支持是第三部门发展的瓶颈。政府双重管理体制所形成的制度性壁垒以及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型管理思路，使得大部分第三部门基本是在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资源缺位的情况下求生存、谋发展的。
　　我国社会发展长期落后于经济发展，社会急需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严重短缺，单靠政府满足不了社会需求。而相对于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具有以下独特的优势：一是政府对外采购公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难以度量的软服务时，选择第三部门有利于克服选择营利组织存在的委托-代理问题。因为第三部门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具有非分配约束的特征。二是在对弱势群体或特殊人群如艾滋病易感人群、吸毒者、同性恋者、残弱者、青少年等提供服务时，第三部门因其分工细致、贴近服务对象等特点更具有效率。三是在提供服务时，能够有效地促进服务接受者和其他公众广泛参与，实行自我组织、自我治理。四是因第三部门具有较小的规模、扁平化的治理结构和灵活的运作方式等优势，使政府能够节约行政和管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然而，由于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要么因为官办而缺乏活力，要么因为缺少资金和合法性支持而能力不足，因此，就使得其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也使得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长期滞后。
　　二、非对称互依关系严重制约了我国第三部门的良性发展
　　（一）政府对第三部门的防范控制优先于扶持发展的策略
　　在第三部门与政府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政府是二者在序贯博弈过程中的先动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政府对第三部门存在、发展的理性策略选择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政府的政治偏好、工作目标或效用函数，另一个是政府对第三部门的工具性价值判断以及对民间组织策略反应的主观预期。
　改革开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成长起来的第三部门，尽管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公众参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基层民主、改善社会管理以及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处于发展初期的第三部门良莠不齐，存在着发展方向不明、管理失范、合法与非法、营利和非营利目的行为并存等问题。在上世纪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90年代初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演变，以及新世纪初许多发展中国家颜色革命等国内外重大政治事件中，各国激进民间组织或反政府组织的破坏性影响致使我国政府对第三部门始终抱有高度警惕的心态：即第三部门力量的壮大可能会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能力。这种对第三部门潜在消极作用的判断预期使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政府对第三部门所选择的策略是防范控制优先于扶持发展。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对第三部门进行控制，如颁布和修订第三部门登记注册、日常运转的管理法规条例，对其组建发展设置制度性壁垒；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全国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