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我国精神卫生法基本原则的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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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以下简称《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起生效实施。有人认为，它填补了我国精神卫生领域的法律空白。[1]更有人申言，我国自此进入了精神卫生法治时代。[2]诚然，该法颁布实施的标志性意义和里程碑式的进步不容否认，但一部法典的作用毕竟有限，且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难自不待言[专业提供代写论文和论文代写的服务，欢迎光临]，法律实施亦殊非易事。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作为贯穿其全部条文之中、体现其基本精神和根本价值、用以指导其制定和实施的基本法律准则，其基本原则的基础指引，漏洞补充，例外创制[3]等功能不容忽视。我国精神卫生法对其基本原则虽有规定，但并不系统，也不完善。笔者拟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之后，以基本原则检讨法律规则之缺失。
　　一、精神卫生法关于基本原则的现有规定及其不足
　　在精神卫生法文本中直接规定原则的仅有第3条：精神卫生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预防、治疗和康复相结合的原则。此外，在总则中载明了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个人隐私等秘密受保护，不受歧视，以及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等原则性指导性条款。从这些条款的规定来分析，主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对基本原则的重视不够，没有充分认识到基本原则之于精神卫生法的重要意义，对基本原则条款的设定缺乏高屋建瓴总揽全局的考虑，表现在条文规定上就是对基本原则的规定不明确、不系统、不完善。不明确主要是指文本中仅有个别条款专门规定基本原则，其他原则性指导性条文无论是就其字面含义，还是就其普遍性、概括性而言，更像是总则中的通用性规定和倡导性条款，而不能毫无疑义地认定为是该法的基本原则。不系统，主要是指文本中与基本原则相关的规定较为零散，不成体系，大部分是保障精神障碍患者基本权利的条款，且即便有关于基本权利保障的规定也不能自成体系，更多地是针对立法前的实际问题做出的就事论事的回应。不完善主要是指文本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不全面，不完整，很多应该作为基本原则的内容没有体现在条款中，也不能通过对现有条文的体系解释或逻辑推演而得出。二是没有为基本原则的确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缺乏理论指导的立法，在结构设计上不尽合理，在条文拟定上亦难免草率唐突。这一点从总则中花大量篇幅规定的对精神障碍患者一系列基本人权的保障中就可略见一斑，如将人格尊严这一基础性权利与人身和财产安全权等具体权利等量齐观地规定在同一条款，将作为自由权的劳动权与作为受助权的受教育权、获得物质帮助权等杂糅地规定在一起，而对现代民主社会基本人权体系中重要一环的参与权则根本未曾提及。三是对精神疾患防治规律认识不到位，对精神卫生法的特殊性把握不够，精神卫生法调整的对象具有特殊性，精神障碍具有不同于躯体疾病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大多病因和发病机理未明，在诊断和治疗上有一定难度，导致社会功能残疾的比例较高，一些患者客观上存在对自身和他人的危险性等等。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不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就决定了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基本原则应有别于其他法的基本原则，体现出其独特的价值。然而，在现有文本中这一点体现得并不明显。四是对世界精神卫生立法的时代潮流缺乏认识，不能充分吸收世界精神卫生立法的先进理念。精神卫生问题是一项世界性难题，西方国家从较早时期便关注到精神疾病的危害性，并制定多项公共政策加以应对，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逐步摈弃了传统的借助于精神病院体制将患者与社会隔离开来的思维，转而以融入哲学为指导，以恢复患者健康和正常生活为目的，其精神卫生法也相应地被按照正常化生活、最小限制替代原则、自主决定等新的理念进行了修订，从而逐步走向完善。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的基本原则也要有国际视野，应顺应世界精神卫生立法潮流，坚持国际立法基本准则，吸收其先进理念。对照现行的我国精神卫生法文本，这些先进理念还未能作为法律原则而作明确规定，即便在具体条文中有所体现但也不够充分。
　　二、构建我国精神卫生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
　　现行精神卫生法对于基本原则规定的缺失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没有坚实的理论作基础，没有先进的理念作指导，就不可能诞生体系完善、结构合理、原则性与灵活性兼备、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基本原则。周佑勇教授独辟蹊径，他以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为基础来构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认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基本性主要来源于它是行政法根本价值的体现；而其特殊性则主要来源于其是行政法基本矛盾的反映。[4]如果将这一研究成果导入精神卫生法领域，则可一言以蔽之：精神卫生法基本原则决定于精神卫生法的根本价值和基本矛盾。
　　1909年，世界上第一个精神卫生团体康涅狄克州精神卫生协会成立，其主要目标就是为维护人类的精神健康而努力，即旨在防止神经精神障碍和精神缺陷，提高对精神障碍患者的保护水平。[5]然则，如果仅仅把精神卫生法看成是保护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法，就难免犯下盲人摸象式的错误。精神病学专家曾提出过一个灰色理论：在精神正常（白色）区域与精神不正常（黑色）区域之间还存在着一个巨大的缓冲区域（灰色）。[6]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精神病是整个人类社会必然要面对的特殊风险，防范和抵御这些风险，是人类需要共同努力的事宜。[7]因为，个体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面对未知的世界，未卜的命运，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会显得无力和无助。尤其是现代社会，诸多因素都可能对精神发育、功能及疾患带来很大影响。[8]可以预见，白色、灰色和黑色仍将是未来人类精神领域不可磨灭的底色。更为重要的是，这三大区域是不断变化的，任何一个个体都可能在这三大区域之间游移，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讲，你永远也不知道下一刻自己将身处何一区域。正因为如此，《残疾人权利公约》重申，一切人权和基本自由都是普遍、不可分割、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