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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死刑(death penalty) ,又称生命刑或极刑(great punishment) ,是刑罚体系中最严厉的一种刑罚,是通过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从肉体上消灭犯罪分子来实现一定的刑罚目的。 随着法律制度和人权制度的发展,死刑的适用已成为现代国际社会、各国政府、人权组织乃至广大民众关注的焦点问题。考虑我国具体的国情、社会的整体状况以及历史发展趋势等因素来进行综合分析, 关于死刑存废问题可以说已经提出殆尽了! 所剩的只是关于存续或者废除的法律信念而已 。但是刑法学者乃至高层次的实务专家却几乎趋于一致地认为，我国应当限制死刑的适用。但是我认为在当前实体法未修改的前提下，不应该大规模的过分的限制死刑的适用。
关键词： 限制适用死刑 实体法 现实制约
一、从法理上看
首先，这是由程序法和实体法的关系决定的。在历史中揭示,程序法和实体法共同脱胎于诉讼法,此时的诉讼法是诉未分解时的诉讼法,而现今之诉讼法虽名为诉讼法,实则程序法而已 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归根到底是手段和目的的关系，程序法是审判方式，实体法是价值评判标准，程序法服务于实体法。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法的一种，在惩治犯罪方面，虽然不能说它的服务对象是刑法，但无论审判方式如何改变，在罪与非罪之间，必须以程序法为准。
的确，主张大规模限制适用死刑的出发点是好的，符合国际文明的发展潮流，但法律的进步不应当是程序法突破实体法的适用，这好像和良性违宪一样，“良性违宪”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 但由此不能推出“良性违宪”应予肯定。否定“恶法”须极其慎重, 否则比无“良法”更糟。 法律的局限性不能以违法的代价来克服。同时，这也不符合依法治国的精神。
其次，尤其在大陆法系中，这违背了法律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前提（大陆法系）即合法性优先的原则。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力犯罪也被判无期。自由裁量权的“自由”应该和法律的自由一样，不应当是绝对的自由，而是相对的自由。这是因为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必须依法进行,这是对法官自由裁量的法律约束和限制,也是对自由裁量的引导和指导。具体表现在,在司法过程中,法官必须依据已有的证据法规则审查和运用证据,必须依据足够的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认定事实。如果背离了法律的指引，法官任意的裁量便成了滥用权力。 就如同林老师曾经讲过的一个案例，19岁的崔英杰和未满17岁的宋宁(化名)，在几个小时内，两次抢劫和强奸17岁的王江兰，并尝试溺死她不成后，又用石块将她砸死。贵州省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犯有抢劫、强奸、故意杀人罪的崔英杰死刑、宋宁无期徒刑。然而，2005年11月23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却改判崔英杰死缓。在这个案件中，罪犯两次抢劫同一人，两次强奸同一人，两种方式去杀害同一人，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手段极其残忍的暴力犯罪，我认为这里就摆脱不了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的嫌疑。
二、现实制约着我们大规模的限制适用死刑。
首先，老百姓的感情接受不了。一些非暴力的犯罪，如贪污受贿，按照刑法该适用死刑的，我们却因为要限制死刑而给犯罪分子处以了其他刑罚，老百姓是不会同意的，也是讲不通的，他们会说我们的法官有法不依，徇私枉法。这会极大地损害人民法院在老百姓心中坚持公平、正义的美好形象。尤其在一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早已是天经地义的事了，在刑法条文未修改的前提下，情况可能就会变得更加复杂。
其次，如果实体法不予以修改，我国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的堪忧的现状是不能胜任公平、公正审判的。虽然在死刑案件的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后，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是我国最高i的审判机关，法官都拥有较高的业务素质，但是死刑案件的一审、二审程序大多还在各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在“宜粗不宜细”、“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的立法指导思想下,我国法律规范不详、弹性极大、可操作性差的问题比比皆是,法律空白、法律规则之间的冲突也时有出现,这使得我们的法官实际上拥有着西方诸国法官所无法比拟的自由裁量权。过大的自由裁量权可由法官的随意性拓展为司法专横,滋生以权谋私、枉法裁判等腐败现象,使“权力游离了实质主体的意志,而成为形式主体牟取私利的商品”。 而我们法官的业务水平的现状却是堪忧的，尤其是没有经过司法考试的法官，很多都是半路出家，专业知识的驾驭和运用水平较低，这是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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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6 17: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