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特点、成因及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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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以下简称三项案件），是公安司法人员在执行职务过程中，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一种职务性违法犯罪行为。“三项案件”的存在，不仅严重败坏公安机关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长期以来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设业已取得的成果，诋毁了广大公安民警用鲜血乃至生命赢得的荣誉，而且直接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声誉，影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巩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安机关深刻认识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问题的严重性、顽固性和加强治理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对党对人民对公安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从对民警真正关心爱护出发，把“三项案件”的治理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大工作力度，强化工作措施，巩固“三项教育”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特 点
　　在通常情况下，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案件主要有五个特点：
　　（一）对象的特定性。从公安机关来讲，“三项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都是犯罪嫌疑人，由于他们的行为触犯了法律法规，心存侥幸，既惧怕法律的惩处又想逃避法律的惩处，在审讯过程中存在狡辩、抵赖的现象，甚至会口出恶语、伤及审讯人员，以此来抗拒审讯，这种现象是犯罪嫌疑人惯用的一道心理防线，而对办案人员则是审讯中的一个心理障碍，是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的重要诱因。
　　（二）主体的确定性。大凡产生“三项案件”，无不涉及身份特定、职务特定、事由确定的人员，这种人员就是具有公安司法人员特定身份和职务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并且是在司警过程中的一种职务违法行为。
　　（三）产生的突发性。在众多“三项案件”的产生过程中，大都没有预谋过程，没有准备阶段，往往都是由工作人员心情急躁、心胸狭窄，缺乏沉着、冷静应战的心理素质，没有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经验，缺乏工作常识和法律法规的熟悉程度。“三项案件”的产生一般都具有突发性和偶然性。
　　（四）目的的“正当性”。在“三项案件”中，特别是刑讯逼供和滥用强制措施尽管是违法的，但在个别民警看来，目的是为了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是为了更好是打击违法犯罪，认为对犯罪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犯罪分子不打不老实，不打不招供，对犯罪分子不能心慈手软等。
　　（五）行为的效果性。在实际工作中，常能听到民警反映：“某某案犯罪嫌疑人，现场抓获，证据确凿，就是拒不认罪，不给点颜色就是不认罪”。“有的犯罪嫌疑人，审了几天几夜，就是只字不吐，稍加拳脚，便供认不讳。”普遍错误认为审讯犯罪嫌疑人靠单纯的思想工作、政策攻心不能奏效，施以拳脚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原 因
　　客观地讲，产生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案件的原因是复杂的，也是多样的，要公正、科学地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既有公安机关制度管理、人员管理方面的弊端，又有执法环境方面的影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队伍的整体素质差，民警的执法水平低，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公安工作的需要。从队伍的现状看，一是政治素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不少民警缺乏大局意识，自私自利，沽名钓誉，争功邀赏心切，责任心不强。二是业务素质明显偏低，不少民警不学无术，整天沉浸在无聊的时空中，得过且过，敷衍度日，忙于应酬交往，对跳舞打牌蹲发廊感兴趣，对公安工作的大政方针、法律法规不闻不问。造成办案程序不规范、不合法、违法行政，滥用职权，侵犯公民的合法权利。
　　（二）荣辱心、自尊心作崇。在实践中，违法违纪主体的心理特点与案件发生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造成“三项案件”顽症的重要因素。许多基层民警缘于荣辱心理、自尊心理，看到其他单位、其他同志案件破了，自己负责的案件久攻不下，觉得脸上无光。或者是在办理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拒不交待，甚至故意挑衅激怒民警，如果办案民警稍有冲动，最易动手动脚。
　　（三）执法环境的影响。一是取证难度太大，在实践中发现，有的群众认为公安机关是服务部门，专政职能是在服务的前提下实施。甚至看不到人家的长处，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凭直觉、凭意气行事是为了更好地保护自己，不愿意为公安机关作证，不支持公安工作；二是犯罪嫌疑人特别是有前科的人员，专门进行研究法律和反侦查、反审讯的伎俩，钻法律的空子，拣审讯人员的弱点，反戈一击，侥幸逃罪，侦查人员一旦忍耐不住，极易造成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和滥用强制措施；三是法定羁押期限太短，客观上制约了公安机关侦查办案的时间，增加了办案期限上的压力。《人民警察法》规定，盘问留置的时间必须在24小时以内，最长不超过 48小时，在实际的工作中，犯罪嫌疑人完全能在48小时以内不开口，故意拖延时间。而侦查人员又必须在48小时内把问题搞清楚，如果在48小时以内搞不清楚，特别是一些疑难案件，民警久攻不下，容易感情用事，急于求成，容易超出法定办案原则违法乱纪。
　　（四）查禁的力度不够。首先是思想重视程度和采取措施力度不够。一些业务单位片面强调业务，对在工作中出现的一些带倾向性、苗头性的行为不加重视，缺乏“ 真抓、早抓、主动抓”的认识和行动，不想动真格；其次是缺乏有效的诫勉性制度。公安机关原有的一些制约性措施，比较原则化，缺乏操作性，导致审讯人员职责分工不清；第三是督察的力度不够，往往流于开会强调、发文要求，没能将监督机制运用于事前要求，事中介入，事后监督之中，“关口”没能有效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