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迅驰经济时代的刑法困惑——刑法滞后的现状及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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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令世界为之惊叹。统计显示，从1978-2001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3%，为同期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3倍。200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更超过10万亿元，经济总量排名跃居世界第六位。正如温家宝总理在博鳌亚洲论坛2003年会上所做的主旨演讲中提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也使亚洲和世界各国人民从中受益。”但换个角度思考，经济腾飞给社会带来的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机遇，也是对尚未完善的法律机制的巨大挑战。以刑法为例，作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最终保障，刑法滞后问题的切实解决已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当务之急。
　　刑法目前所面临的两难是：一方面，受着实务界的非议，认为其一些规定，特别是经济犯罪的相关规定已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无法起到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的作用。例如争议颇多的刑法关于金融犯罪概念和分类规定，计算机犯罪规定滞后问题，环境污染犯罪处罚不力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它又受到学界这样的指责，“现行刑法修订才短短六年，就已被一部单行刑法、4部刑法修正案、6件刑法立法解释、130余件刑法司法解释（含解释性文件）所包围。刑法典有可能被数量庞杂的立法文件与司法解释所淹没。届时，姑且不论刑法典的中心地位可能被动摇，就是刑法典本身也有被虚置、架空的危险。”①可见，刑法现在的处境确实很难，如果不与时俱进，难免会被迅驰的社会经济形势远远抛到身后，但如果紧跟社会经济形势“亦步亦趋”，那刑法作为最重要之基本法律的尊严何存？也就是说，如果“朝令夕改”，刑法固有的稳定性将难以维系，那刑法的“可预见性”如何保证，“罪刑法定”何以落实？
　　实务界的非议不是无依据的，现行刑法确在有些方面存在严重滞后，以下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力陈刑法滞后的现状及危害，希引起公众和立法机关的重视。
　　反洗钱——;“洗钱罪”的无奈和困惑②
　　现行刑法的规定不能起到打击和惩处某些特定犯罪的作用。刑法的规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状，在刑法未做相应修正前，虽有行政法规或规章先行做犯罪规定，但阃于“罪刑法定”，无法落实相关人的刑事责任，放纵了犯罪。以“洗钱罪”为例：
　　根据刑法规定，“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而有洗钱行为的构成洗钱罪。之后在2001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对《刑法》第191条所规定的“洗钱罪”进行了修订。在原第191条的基础上，将“恐怖活动犯罪”明确规定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
　　《刑法》规定洗钱罪的主观方面以“明知”为构成要件，即要求证明嫌疑人事先“明确知道或有合理根据应当知道”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在客观方面要求违法所得仅能来源于上述四种上游犯罪。显然由于其上游犯罪规定的范围过窄，无法发挥“洗钱罪”应有的作用——打击隐瞒、掩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的犯罪行为。
　　于是，行政立法便先行一步：2003年1月中国人民银行相继颁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人民币大额和可疑支付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和《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其中《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洗钱，是指将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或者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通过各种手段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使其在形式上合法化的行为。”可见《规定》突破了《刑法》有关洗钱犯罪的相关规定，认为“洗钱”也可以是“洗”除上述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个规定、两个办法”是中国反洗钱体系初具规模的奠基。但是根据罪行法定这一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该条款未得修正之前，如果“洗”的是除四种犯罪外的其他犯罪的非法所得及其收益，无论数额多么巨大都是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所以在这个规定出台后，刑法未作相关修正前，再出现如“成克杰案”中商人张静海在收受1150万元的巨额洗钱费后将成克杰受贿所得的4109万元转移到香港的大案，刑法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追究洗钱人的刑事责任，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犯罪对经济领域中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是巨大的。
　　窃钩者诛？——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③
　　科技的发展对刑事立法提出更高要求，在无线通信、计算机网络、电子商务活动领域中的犯罪需要超前立法。现行刑法对此类犯罪的立法相对薄弱且问题较多，特别表现在罪状的描述上，未能预见到高科技条件下犯罪方式的多样化，因此遗漏了某些危害社会情节严重的犯罪行为。以“东方”传呼台诉“北辰”传呼台侵占频点案为例：
　　2000年2月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方”传呼台侵占“北辰”传呼台频点，17小时不间断发射无线电干扰波，致使“北辰”台6;万条寻呼信息丢失，众用户纷纷索赔，案件发生后，已有200多用户向“北辰”台提出退机或退服务费的要求。“北辰”台用户流失率由过去的3%猛增到30%，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由此，“北辰”台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依据我国“刑法”第288条的规定，查出责任人，追究其刑事责任。二、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50万元。三、被告公开向原告赔礼道歉。但据报载，当年3月28日，牡丹江市无线电管理委员会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对“东方”台作出了的处罚决定却仅是：没收案发现场缴获的发射机，罚款5000;元人民币。而根据信息产业部电信服务标准的有关规定，一万用户中断10小时，两万用户中断5小时，即为严重事故。在本案中“东方”台恶意干扰“北辰”台，致使“北辰”通讯连续中断17小时，累计30小时。造成“北辰”6万多条信息丢失，给上万“北辰”用户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情节不可谓不严重。为什么不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呢？
　　根据刑法第124条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危害公共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七年以上徒刑。”刑法第288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擅自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或者擅自占用频率，经责令停止使用后拒不停止使用，干扰无线电通讯正常进行，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分析刑法288条对本罪罪状的描述，干扰无线通讯，只要没有“责令停止、没有拒不停止”就不构成犯罪。而据报道，本案中的被告人是在行为时“被抓个正着”，;并没有刑法288条规定的“责令停止、拒不停止”的犯罪客观构成要件。而分析刑法第124条的规定，其只对故意破坏广播电台、电视台设备、公用电报、电话设备或其他广电设备这类有体物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对于本案中利用高科技手段“盗割”无线通信，即便实际危害更大，刑法也鞭长莫及。前后比较，公众难免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盗割有线，有罪；盗“割”“无线”，无罪。“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曾是对古代刑法不公的莫大讽刺，而如今刑法对某些高科技犯罪的无可奈何莫非也要导致这样的难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