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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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不但是民事诉讼的程序制度，而且是民事审判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审判工作的核心与关键。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并起到推动整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作用。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又暴露出不少问题和矛盾，成为改革向纵深发展的重大课题。为此，笔者试就当前民事证据制度改革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如何改革完善等问题，作如下粗浅的分析与探讨。
　　一;当前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现状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已有十多年的实践与尝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和经验。其特点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一是先范性。在审判方式改革中证据制度改的最早，动的最快，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二是突破性。证据制度改革率先打破了强职权主义审判模式，使我国的民事审判模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三是带动性。不但自身改革有独到之处，而且直接带动了其它各项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其突出成效可概括为三条：一是举证责任制的推行，使审判方式的模式结构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方向发展。二是当庭举证、质证、辩证的改革，使庭审方式由纠问式向辩论式转化，使公开审判制度由形式化，表面化向制度化、规范化转变。三是当庭核证、认证的试行，使审判职责由集体负责向法官及合议庭负责转变，使审判人员的责任与水平普遍得到提高。
　　但是，应当看到，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开展，证据制度的改革又暴露出许多疑点、难点问题，而且有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审判方式的纵深发展。这些问题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证制度尚不健全，举证责任无法落实。突出表现有三点：一是对当事人举证的指导和引导性工作认识不足，重视不够，未形成制度。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司法解释《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对“导引”工作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导引制度的具体内容和职责要求未作明确统一的规范，更未作出必须贯彻实施的要求，致使审判实践中有的法院执行，有的法院不执行。加之，民事案件类型繁多，情况复杂，尤其是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由于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和文化法律水平的制约，使当事人举证制度很难推行。二是对举证时效的问题争议较大，操作混乱。一种观点认为，当事人举证既是一种义务，又是一种权利，当事人有权在任何审理阶段和审级法院提出，法院不能限制。另一种观点认为，上述观点既不是国外的经验，又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更不符合公正效率的价值取向原则，应当建立举证时效制度。由于理论上的争论与分歧，使改革实践中对时限的设立规定混乱，出现一个地区与一个地区的不同，一个法院与另一法院的差异，甚至一个法院内部一案与另一案的矛盾。至于时限内容更不统一，有的规定一审开庭必须提供；有的规定应在一审合议前提交；有的规定至迟必须在一审审限内提出。尤其是二审和再审的时效问题与一审与原审产生矛盾，无法衔接，成为举证时效制度的难点问题。三是对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关系与范围仍未界定和理顺。尤其对“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证的“原因”和人民法院根据“需要”应当查证的范围理解不一，产生分歧，造成法官之间，法官与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之间的矛盾和争执。
　　第二，直接开庭举证弊大于利，证据交换制度有待健全。几年的实践表明，一步到庭，直接举证的方式弊病太大，直接造成当事人之间的突袭性讼战和法官审理的无序状态，虽被法学界和司法界所否定，但随之而推行的证据庭前交换制度，难题和漏洞不少，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立法不足。虽然人们在理论上对这一制度比较推崇，但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作出“可以”进行证据交换的弹性规定，并未作出“应当”交换的强制性要求，致使这一制度的推行产生随意性，出现有的法官执行，有的不执行的问题。二是程序失范。主要指庭前证据交换究竟是由书记员主持，单纯进行证据材料的交换？还是由审判员主持，不但进行证据交换，而且设置审前会议程序，进行争议焦点整理。三是原则不明。主要是对未交换的证据，开庭时能否出示的问题争议较大，有的认为可以出示，不准出示的观点于法相悖；有的认为不能出示，否则证据交换等于虚设。
　　第三，当庭质证问题不少，当庭认证举步维艰。关于当庭举证、质证、认证的庭审方式改革，已基本取得人们的共识，并在各地普遍推行。但在具体操作上各行其事，杂乱无序，效果不好，已成为改革能否深化的尖锐问题。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缺少规则。对证据在庭审中的运转方式操作不一，缺少规范，有的继续采用—证—质—认的单一方式进行庭审操作；有的则放弃这一模式，采取分类举证，组合质证，综合认证的方式进行庭审，有的则采取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结合的方法进行庭审，存在很大的随意性，需要统一规范。二是程序混乱。突出的问题是审判人员对庭审举证、质证的内容心中无数，跟着当事人转，甚至误入歧途，失去控制，造成多次重复开庭达不到目的。三是相互失调。主要表现是举证无秩序，质证太冗长，认证无结果。尤其是认证与质证在时间分离太久，在内容上不能衔接，相互很不协调。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三条：一是理论指导滞后，改革取向不明；二是总结经验不够，上下交流太少；三是客观制约太多，司法解释不足。
　　二;深化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几点思考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就当前如何深化民事证据制度改革的问题，提如下几点思考意见。
　　（一）关于键全举证制度的几个问题
　　健全和完善当事人举证制度，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改革工程，需要付出长期的努力。当前应重点解决好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1;关于完善“导引”制度的问题。所谓“导引”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改革实践中，为了帮助当事人及时正确的履行举证责任所做和指导性和引导性工作诸如“举证须知”等，后被各地法院彩并形成的制度。导引制度的建立，虽没有法律上的规定，也不是必经程序，但在改革过渡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表明，举证责任改革好的法院，导引工作肯定搞的好，为此，最高人民法院颁发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中予以肯定和采用，但规定的比较原则，缺乏强制性和操作性。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应当加以健全和完善。笔者认为：首先，要对导引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通过司法解释的方法，作出明确的强制性规定。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采用《举证须知》等方式对当事人举证进行指导和引导，不能含糊其词，可做可不做。其次，要对导引工作的具体内容进行规范。如举证须知的内容至少必须包括以下五个方面：①根据案件的性质要求，告知当事人必须举证的内容和范围；②须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和证据和证据线索及其申请的原因和理由；③有关举证的方式及其证据交换制度的具体要求；④有关举证时限的规定；⑤关于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等。让当事人知道举什么，怎么举。第三，要对导引工作的具体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即要求人民法院“应当”采用《举证须知》等“书面形式”向当事人做好导引工作，让当事人从思想上，行为上，程序上对举证责任引起高度重视，明确具体责任。
　　2;关于建立举证时效制度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当前举证制度改革中的焦点问题，不但在理论上有争议，而且实践上很混乱，还要涉及立法与司法解释问题。究竟如何改，笔者认为：
　　首先，要在理论上取得共识。从目前世界各国在立法和司法解释上的做法上看，在举证时效制度上基本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证据随时主义；二是证据适时主义。但两种制度又在逐步靠拢，甚至出现以日本为代表的兼容并蓄主义。我国的民诉法虽对举证时效未作出明确规定，但实质上采取的是证据随时主义。但在改革实践中，这种观点和做法受到学界和法界不少人的反对，认为我国的证据时效制度应要取适时主义加法律救济的原则设定。笔者也同意这种观点。其理由是：①从改革的价值取向上看，适时主义能真正体现公正、效率的原则；②从审判实践上看，适时主义加救济原则能解决随时主义存在的弊端和操作上的矛盾；③从我国国情来看，适时主义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趋向，有效的防止恶意不举的规避法律行为；①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上看，适时主义能顺应国际改革潮流，符合改革的客观性、可行性和必要性原则，应当予以采纳。
　　其次，要对法定时限作出正确选择。关于举证的具体时限，现在的提法很多，诸如“辩论终结前”、“一审宣判前”、“至迟不能超过一审审理期限”等等。对此，笔者都不能苟同。笔者认为，我国的审限制度应纳入证据交换制度之中，应明确规定当事人必须在庭前证据交换时，将其所有证据向法庭提交，凡庭前未出示的证据均不得在法庭上提出。在规定的期限内举证确有困难的可按法律救济原则，实行延期指定制度，但延期指定的期限仍应在证据交换阶段完成，并应在实体上具有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的事实，在程序上向法院写出书面申请，并经法院审查同意才能延长。如逾期仍不能举证时，则以举证不能承担法律后果责任。判决后如一方当事人不服，提出上诉，二审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以维护法律的尊严。
　　第三，要建立明确的二审、再审时效制度。对在二审、再审期间，当事人又提出新的证据，而且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应分别按照下列原则处理：①对当事人因客观、善意原因一审未能举证，二审再审才举证的，还必须提供“客观、善意”不能举证的事实根据和原因理由，并经对方反驳和法院审查属实，才能作为有效证据采用，但一般只宜直接改判，不宜发回重审，更不得给一审定错案。②对当事人因主观、恶意原因，帮意在一审期间不予举证，有意拖延时间，获取占有利益，扰乱审判秩序，破坏两审终审制的行为，不但应由恶意举证的当事人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责任，而且还应承担对方二审时的误工费、差旅费、代理费等。以保证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当然，对此尚需立法或司法解释作出明确规定，为改革提供法律依据。
　　3;关于当事人举证与法院调查取证的改革问题。这个问题一开始就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经过几年实践，二者的关系仍未理顺，而且出现两种观点两个极端：一种观点，即所谓的当事人主义取证观点，认为举证是当事人的诉讼义务，有责任提供所主张的证据如因举证不能对原告则应驳回起诉，待其有证据时再起诉，对被告则应承担败诉责任，有新证据时可通过二审或再审程序予以解决。于是出现法官不搞调查取证，即行裁判的倾象。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职权主义取证观点。于是出现法官不搞调查取证，即行裁判的倾象。另一种观点，即所谓的职权主义取证观点。认为当事人举证应该强调，但对当事人客观上未提供的证据人民法院应依职权查证，且民诉法第64条第2款也有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应根据“需要”调查取证，加之，认为我国的国情无法推行举证责任制，因此，出现不少地方尤其是过远地区的农村大部分案件主要由法院调查取证的状况。笔者对这两种做法均持不同意见。认为我国的取证模式应采取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的兼容并蓄模式。其理由：一、这种模式符合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整体结构模式；二、几年的实践表明，单一的职权主义或当事人主义均不符合我国国情，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符合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特色要求，才具备客观性和可行性。三、有国外的经验和尝试。现在的关键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继续深化改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