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谈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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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有损害就有赔偿”，“有权利就有救济”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当人们的财产权、人身权受到侵犯时，越来越多的人们拿起法律武器，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对于侵犯自然人的人身权的民事侵权行为，《民法通则》第120条、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肯定了受害人有权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对于严重侵犯自然人人事权的刑事侵权行为，如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强奸罪、侮辱罪、诽谤罪等，侵害人应否负精神损害赔偿的责任？本文试就刑事侵权中侵害人应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的必要性、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赔偿的程序等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刑事;侵权;人身权;精神损害;赔偿
  一、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历史考察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标志着近代民法的诞生。由此近代侵权行为法使人身权在法律上获得了独立的地位。但此时如人身权受到侵犯，受害人只能得到医疗费、营养费等物质赔偿。因此法律对人身权的保护是不完整的。1900年《德国民法典》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人身权的法律保护，提出了非财产权损害的概念，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人身权遭受侵害，受害人是否可得到金钱赔偿，在民法学上争论了一个多世纪。现在争论仍在进行中。在就此问题长期争论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学说，即反对精神损害赔偿的学说和赞同精神损害赔偿的学说。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以前我国的法律是不承认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但从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第一次使用“精神损害赔偿”一词开始，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初步建立起来。该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公民并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的，人民法院可根据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况，给受害人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等情况酌定。”但爱在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之前，精神损害赔偿只限于侵犯自然人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的场合。从2001年3月10日实施《精神损害赔偿解释》以后，精神损害赔偿范围扩大到了侵犯自然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其他人格权以及监护权、亲权、亲属权等身份权。可见，我国法律对人身权的保护力度在逐渐加大。但不可否认，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仍存在着重形式轻明示的缺点。象在精神损害的数额确定问题上，规定的太原则，忽视数额确定的具体规则，给法官留出的自由裁量空间太大，这样不利于法制的统一，有可能出现裁判不公的现象。①我认为现行的损害赔偿制度最大的缺陷是把刑事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排除在外。这从以下两件司法解释的规定即可得出以上结论。第一件司法解释是2000年12月19日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告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署理受理。”而2002年7月15日法释[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的更加明确“……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结束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我认为刑事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精神损害的应承担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现将理由简述如下。。
  二、刑事侵权行为人应予精神损害赔偿的必要性
  第一，刑事侵权行为人（即被告人）对其实施的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造成精神损害的，侵权行为人对受害人或受害人的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以下统称受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充分保护人权的需要。人权包括人应该享有的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人身权等内容。人身权是实现其他人权的基础。试想，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不存在了，何谈什么经济权、政治权、文化权？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不断发展的。人权保护事业也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文明的进步而发展。②从充分保护人身权的角度来看，不仅要对民事侵权中的受害人予以保护，也要对刑事侵权中受害人给以保护。惟有如此，才符合逻辑。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刑事侵权中人身权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不予保护，这很显然不符合应周全保护人权的逻辑。
  第二，是责任竞合原理的要求。所谓责任竞合，是指行为人的同一个行为符合两种以上的法律规范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的;情形。从责任竞合发生的领域来看，有同一法律部门之内的责任竞合和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法律竞合。对于发生在同一法律部门之内的责任竞合，受害人只能要求侵权人承担一种责任；而对于发生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责任竞合，一般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责任并行不悖。如《民法通则》第110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对公民、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虽然，在该条中对法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不符合现行刑法的规定，但对于责任竞合的处理原则还是应当予以肯定的。按该条规定和《精神损害赔偿规定》第一条的规定，受害人在刑事案件中人身权受到侵犯的，应该得到侵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虽然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关于《民法通则》第110条关于责任竞合的类似规定，但不能否定刑事案件中受害人应享有的权利。
  从法理上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法律位阶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民法通则》之下。也就是说，高法的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民法通则》的规定，不能与《民法通则》规定的内容相抵触。而高法的法释[2000]47号以及法释[2002]17号规定的内容很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110条的规定相抵触的。试问：这两件司法解释是否应予修改或废除呢？
  从法律价值来看，对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对犯罪分子侵犯人身劝的行为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保护人身权的需要，其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其法律本位是以个人为本位的。从价值衡量的维度来看，公法价值与私法价值既不可等量齐观，又不能相互代替。不能因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免除或减轻其民事责任，也不能因犯罪分子多赔一些钱就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如果以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就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必然是损害了受害人的权利。这是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如果这一论断不成立，那么，以对犯罪分子处以刑罚而代替犯罪分子对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就要经受害人的明示同意或默许。然而，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司法机关要决定对某个因侵犯人身权而犯罪的犯罪分子减刑，就应该得到该犯罪分子的侵权行为所侵害的受害人的同意，因为给犯罪分子减刑就意味着减少了对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很显然，这是与现实的司法实践相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