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六维”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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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立法技术，泛指国家制定刑事法律条文所采取的方法和技能。刑事立法的技术，体现出人们对刑事法律完善的形式追求。同时，技术所体现的形式完美，在许多时候有助于实现刑事法律的实在价值。所以，对完善现行刑事立法所进行的思辩，如缺少技术分析这一环节就无法最公允最全面地作出回答。结合立法技术的一般理论，我们以如下几个方面作为标准，对我国现行刑事立法技术加以简要反思：（一）空间广度、（二）时间跨度、（三）规范精度、（四）均衡量度、（五）适时程度、（六……
　一、空间：维广度
　　刑事立法技术的空间维度，指刑法制定过程中所触及的领域范围。一般而言，刑法作为一种最有力的社会控制手段，具有民事处罚、行政处罚乃至道义惩罚等社会调控机制之后盾的性质，所以，它所涉及的面极为广泛。假若刑法不能触及某一社会领域，那么在该领域肯定会发生较大的混乱局面。以劫持航空器罪为例，当航空器没有出现时，自然谈不上对它加以规制；而当社会发展到相当程度，航空器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时，这就为犯罪分子作案提供了空间，劫持航空器的犯罪屡演不绝，因而，刑法就由此开辟了一个新领域。
　　刑事立法技术空间维广，通俗地说就在于刑法空间要不断拓展，达到与社会生活领域要求一致的程度。它体现着犯罪化的领域和空间。犯罪化和非犯罪化是两种互相冲突的刑事政策思潮。目前在国外，反对犯罪化的浪头很高，但是，根据我国社会现实生活的实际和目前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犯罪化和非犯罪化都有其必要性，所以，“我国新刑法典的创制，应该循着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路进行，但着重犯罪化。”（注：马克昌、李希慧：《完善刑法典的两个问题》，马克昌、丁慕英主编：《刑法的修改与完善》，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37页。）这种观点在刑法典修订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修订刑法典新增罪名约有100个左右，如合同诈骗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强迫交易罪；同时，由于条文更为准确，并取消了类推，废除了口袋罪，所以在这些方面缩减了刑法的适用面。不过从总体上讲，刑法的适用空间扩大了。修订刑法的这种作法值得肯定。
　　但是，刑法技术的空间维度并不充分，一些应该而且可以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没有被犯罪化，如期货交易中的犯罪，早就有学者对此提出立法主张（注：彭真明：《期货犯罪立法若干问题探讨》，《中国法学》1995年第4期。），但刑法典修订中对此熟视无睹。是不是说期货交易中不存在严重危害行为呢？否，看看1999年12月25日由最高立法机关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不用过多加以解释就可有所感悟。
　　刑法技术空间拓展不力的原因在于，我们将刑法适用面与刑法疏密度搞混淆了，将刑罚轻重与刑法疏密也搞混淆了。刑法适用面的广度并不必然表现为刑法条文的增加，但是就某一具体范围而言，刑法适用面固定，假若刑法粗疏，那么其范围就大；假若刑法条文严密，那么其范围就小。如用精密的条文作空间广度拓展的努力，其广泛恐怕只能依赖于条文的增加了。而我们提倡犯罪化过程的要旨在于：宏观上拓展刑法空间，但不表明刑法对该空间事务要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刑法疏密与刑罚轻重是不同的概念，是在严与不严或厉与不厉之间作出选择。科学的做法，当然是严；人道的作法，必然是不厉，严而不厉的刑事立法技术，恐怕是我们所面临的最佳选择，惟其如此，刑法才得以确保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不背逆人权的保障。不过，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刑法永远不可能从社会得到满意的答案，它总存在缺漏，这是一种残缺的美。然而正是这种美的存在，才激发我们在技术上不断创新的追求。
　　二、时间：维稳度
　　任何一部法律的制定，绝不会抱着“不求天长地久，但求曾经拥有”这种态度。特别是刑事法律在更多时候都力求“垂范久远”；然而，社会总在不断前进，不断给刑事法律提出问题，所以刑事法律就要不断进行相应的更新，这是一种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79刑法颁布后，由于当时立法经验有限，而且后来又遭遇突如其来的社会形势变化，所以自实行次年，就被修改、被完善，直至持续到刑法典的修订。在这近20年时间里，应该说每一个特别刑法的出台都使立法者得到一次锻炼，其进步倒也可以看得出来。刑法修订时，也对79刑法的适用连续性作了最大限度的考虑。新刑法中413个罪名有五个来源：一是来源于旧刑法条文中的罪名，约有110个左右；二是来源于单行刑法中的罪名，约有140个左右；三是来源于附属刑法规范中要求“比照”、“依照”刑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条款，这部分罪名约有40个左右；四是从旧刑法罪名中分解出近30个；五才是纯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而增加的新罪名，约有100个左右。（注：刘艳红：《新刑法调控范围之理性思考与启示》，《法律科学》1999年第3期。）另外，刑法修订时，避免过去的观念，“要求既打击现实性的犯罪，又在充分认识犯罪发展趋势的基础上，预先规定许多已经显现或将出现的危害行为为犯罪行为，从而保证刑法保护功能能够处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注：林亚刚、傅学良：《刑法功能的价值评》，《中国刑事法杂志》第39期。）所以从总体上讲，刑法修订时考虑到了稳定性。
　　然而，许多教训没有转变为经验，使得相应缺点再度暴露，致使刑法典修订后又被迫作出修订。从1997年刑法修订以来，最高立法机关分别作出了《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1998年12月29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通过）。其中，首先增加一罪——骗购外汇罪，其次为扩大主体，如将刑法典第190条的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扩大为包含非国有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再次就是扩大适用情形，如将期货交易中的犯罪预以增补，等等。如果说这些修改是因为刑法典制订后发生了新问题，尚有原情，但是，单行刑法所增补的犯罪在刑法典修订前已经相当突出和严重了。这就充分暴露出刑法典在追求刑法稳定性方面存在的不足。
　　此外，刑法典的内容中有许多不利于稳定性的因素。由于有许多论述（注：仅以范忠信教授分别于1997年10月号与1999年6月号发表在《法学》上的两篇文章，《刑法典应力求垂范久远——论修订后的〈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和《再论新刑法的局限与缺陷》，就能有所认识。），在此，不再多谈。这诸多缺点，与79刑法有相似的命运，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三、均衡：维量度
　　刑法本身是一个大体系，在刑法体系内，涉及总则体系与分则体系；犯罪体系与刑罚体系。犯罪规范中存在一般规范与特殊形态规范之构造；刑罚规范中存在刑种之构造；刑法分则中存在不同客体形成不同种类的犯罪构造。这诸多因素只有均衡结合，才能使刑法保持协调。换言之，刑法的均衡状态是刑法体系完美的表现，也是刑法实现自由、公平和正义等价值的形式的结构规律。刑法均衡，可大体解为罪与刑的均衡、罪与罪的均衡、刑与刑的均衡。
　　（一）罪与刑的均衡。要旨在于犯了什么罪，应受什么刑，才能实现刑法的公正价值。修订刑法对该均衡有了创新和发展。如形式上从一般规制到犯罪规制进而到刑罚规制，体现刑事司法程序的一般线索。在具体条文中，注意到禁止（命令）规范与惩戒规范的结合内容上，确立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的模式。如司法工作人员犯妨害作证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从重处罚，就是充分考虑具有该身份的人从事这类行为的危害性较大，应比一般人受更重处罚；再如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原因在于从犯较主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小。但是，刑法中罪与刑不均衡的现象也有一定体现。如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那么我们试问：1.为什么必须报告自己受过刑事处罚呢？一次犯罪终身就要背上污点吗？2.依法条，隐瞒不报又有怎样的法律后果呢？毕竟该条文缺少强制性规范，可以说这种致命弱点使其只能流于形式。另外，罪与刑不均衡在判处死刑的经济犯罪条文中很普遍。
　　（二）罪与罪的均衡。修订刑法关于罪与罪均衡的较大收获体现在：1.对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加重，改变过去规定业务过失犯罪受到较普通过失犯罪轻的刑罚的做法，不仅与国际潮流相吻合，而且真正体现出了两类犯罪的价值。2.在刑法中，体现了生命的必要尊严，对涉及人身安全的犯罪的处罚较不涉及人身权的犯罪的处罚重。3.注意到玩忽职守罪的特殊危害，对其处罚加重的趋势也很明显。但是，罪与罪不均衡现仍然突出。如业务过失犯罪，尽管其处罚加重了，却并没有完全改变对它处以比普通过失较轻刑罚的传统局面。还如刑法第267条之抢夺罪与第268条之聚众哄抢罪，同样之情节，对前者之个人与后者之首要分子和积极参加者的规定似同非同，但是，后罪所体现的恶性大，然而处罚轻。这种罪与罪之不平等现象在相邻两条如此，在相隔几章几节就更多，如奸淫幼女罪，“以强奸论，从重处罚。”然而嫖宿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两者孰轻孰重，在此难以讲明，然而刑罚却有明显差别，实则令人费解。
　　（三）刑刑均衡。刑刑均衡体现为确定刑罚的比例。刑法修订中，大胆采信罚金刑，值得称道。但是刑刑均衡中，只要我们对各个刑种的优劣有了理性认识，就可以认为，修订刑法对罚金适用态度仍然十分暧昧，既爱又怕。爱它的优点，怕它适用招惹非议而非它的缺点。所以罚金刑适用的比例不大。再就是重刑化倾向所导致的无期徒刑、长期徒刑比例较大。这些从整体上让人觉得刑罚还没有摆脱报复性质，仍停留在科学门槛之外。
　　刑法体系的均衡必须依赖理性，这在刑事立法中普遍受到忽视。现在，在我国刑法制定中，经验作法较为盛行，许多规范的出台并没有通过严密科学的理论分析，而单纯凭借过去的经验。如关于洗钱犯罪的规定，这的确势在必行；但是，我国经济发展以及消费结算体制尚未为预防洗钱犯罪提供必要社会物资背景，或者说在我国，犯罪分子根本无须通过洗钱，就可以将它使用，亦即犯罪分子没有必要将“赃钱洗净”就能挥霍与投资。再如，死刑到底能不能有助于预防犯罪呢？国内尚没有学者从实证角度对此做过专门调查研究，因而认为死刑能预防犯罪的观点仍是出自经验的结论。刑事立法的技术科学化，必须要求理性与经验并行采信，绝非完全不讲理性，而理性认识，一方面要用定性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还要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两者双管齐下，才能有助于理性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