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与制度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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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增强侦诉合力，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目前，司法实务部门对侦诉协作机制所进行的积极探索，为该机制的立法构建提供了有益的实践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通过程序设计对侦诉协作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并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推动该机制良好地运行。
　　关键词：侦诉协作；大控方；价值分析；实践考察；制度构建
　　中图分类号：DF731
　　文献标识码：A??
　　
　　加拿大学者约翰沃施指出：“侦查的技巧和检察官的法律敏锐力有助于提高侦查和起诉的效率。”[1]其精辟之处在于简明地阐释了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的基本区别，强调了侦诉协作对于提高诉讼效率的重要意义。在控、辩、裁三方组成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同属于控方阵营的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作为追诉职能的共同担当者，其侦查工作和公诉工作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紧密联系。这种诉讼职能的趋同性和内在联系的紧密性，使得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之间加强配合协作，形成侦诉合力，具有了可行性和必要性。200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诉工作，强化法律监督的意见》中指出，应当“建立检察机关内部诉侦协作机制，坚决查处司法不公背后的职务犯罪”，从而首次在司法解释中明确提出了应当建立“侦诉协作机制”。此后，一些地方司法实务部门对如何建立侦诉协作机制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对这一创新做法，理论界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研究成果几近空白。而实务部门在侦诉协作的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明确的法律规定，基本上是“摸着石头过河”，做法各异，一些操作方式在理论上缺乏支撑，值得商榷。我国刑事诉讼法即将进行再修改，如何在程序设计上加强侦诉机关的协作，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故此，本文拟对侦诉协作机制的有关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以期有益于立法和实践。?
　　
　　一、;为何协作：侦诉协作机制的价值分析
　　
　　“凡是谈到社会管理，就不能撇开价值，价值的相互制约和人的目的性。”康维内戈伊察.控制论的当前问题.转引自王卫国：过错责任原则：第三次勃兴［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51.在法律语境中，价值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2]。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对于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和意义。?
　　（一）有利于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增强打击犯罪的合力?
　　从程序推进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有所不同，侦查的目的是收集犯罪证据，为公诉作准备。而公诉的目的，是启动审判程序，请求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从诉讼目的角度看，侦诉工作的目的则是同一的，即均是为了有效指控犯罪，实现刑事诉讼惩罚犯罪的目标。因此，侦诉工作完全可以统一到如何有效地指控犯罪这一大方向上来。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侦诉机关对于侦诉工作基本方向的把握并不十分明确，习惯于“铁路警察，各管一段”，重分工负责，轻互相配合，将侦诉工作截然割裂开来，缺乏整体的“大控方观念”，这是导致司法实践中侦诉机关相互制肘现象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建立侦诉协作机制，通过制度设计和理念灌输，增强侦诉机关的“大控方”意识，将有利于把侦诉工作为重心统一到有效指控犯罪这一基本方向上来，从而巩固控方阵营，形成“大控方”的追诉格局，推动侦诉机关紧紧围绕成功指控犯罪这一共同的诉讼目标，劲往一处使，形成强大的打击犯罪的合力，确保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
　　（二）有利于强化证据的收集和固定，提高侦诉工作质量，加强法律监督?
　　“证据是科学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3]侦查工作的核心是收集证据，公诉工作的核心是审查证据，通过侦查和审查起诉，在交付审判之前将证据加以固定，是成功指控犯罪的基本条件。但是，由于侦查和公诉的角度有所不同，再加上侦诉人员在法律功底、证据素养等方面的差异，对于案件事实、证据的认识和把握难免会出现分歧或偏差。如果侦诉双方在办理案件过程中，各行其是，缺乏必要的沟通、协调及合作，则可能会对证据的收集和固定，造成消极的影响。这在侦诉实践中已经表现得较为突出：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收集证据，很少主动与公诉人员进行沟通，公诉人员因为案件尚未进入公诉阶段也极少与侦查人员进行沟通，结果有些案件侦查人员辛辛苦苦收集来的证据却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或被退回补充侦查，甚或被作出不起诉决定。尤其收集证据强调迅速及时，有的案件因公诉人员认为证据不足而要求进行补充侦查时，原本在侦查阶段可以收集的证据却因为错失良机未及时有效地保全而灭失，最终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侦诉双方在证据的收集和固定过程中有充分的沟通、协商和合作，这种现象无疑将大为减少，案件质量也将得到极大的提高。此外，侦诉协作并非无原则地协作，协作并不排斥监督。在侦诉协作过程中，检察机关由于切实介入了侦查活动，可以及时发现和纠正侦查机关的非法取证行为，预防和减少非法证据的产生，从而变被动监督为主动监督、变事后监督为事前监督、变静态监督为动态监督，增强了法律监督的效果。?
　　（三）有利于化解侦诉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减少“程序倒流”，提高诉讼效率?
　　司法实践中，一些侦查人员对于公诉人员退回补充侦查或者作出不起诉决定不理解，认为是故意为难；而不少公诉人员则认为侦查人员法律素质低、证据素养差，侦查终结的案件达不到起诉的要求，成为“烫手的山芋”。这些工作中的矛盾和冲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侦诉人员之间缺乏沟通协作所致。如果建立了侦诉协作机制，加强侦诉人员对案情、证据等问题的沟通协作，这些矛盾和冲突将极大地得到化解，“扯皮”现象将极大地减少，实践证明，“公诉部门与自侦部门加强联系，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交流各自的工作体会和经验，就具体案件的证据等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变‘文来文往’为‘人来人往’，增进了部门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4]。同时，建立侦诉协作机制以后，公诉人员可以从公诉角度及时就证据收集向侦查人员提出建议和要求，指明侦查方向；侦查人员可以就证据收集的情况及时向公诉人员进行通报和沟通，及时调整侦查方向，从而将侦查方向与公诉方向统一起来。这样，有利于侦查人员及时收集、固定证据，少走弯路，减少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被退回补充侦查这种“程序倒流”现象的发生，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
　　（四）有利于实现侦诉人员的优势互补，促进侦诉人员素质的提高?
　　由于分工不同，侦诉人员的专业优势自然也有一定差异。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就指出，司法警察本于组织及专业侦查技术上之优势，在第一线犯罪对抗之处理上，较能掌握犯罪现场、缉捕犯罪嫌疑人及搜集证据。而检察官则因受有严格之法律训练，善于证据之法律评价与逻辑思维[5]。如果侦诉人员在工作中不配合协作，则彼此的专业优势未必能够充分发挥出来；反之，如果建立侦诉协作机制，则有利于侦诉人员之间实现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的专业优势，更好地推动彼此工作的开展，促进整体素质的提高。约翰沃施教授就指出：“警察在侦查期间更多地求助于检察官的一些法律意见，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关联?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仅使侦查活动变得更有效，而且保证了行为的合法性”[1]。协作配合的过程，也是侦诉人员相互学习的过程：侦查人员可以通过听取公诉人员的意见和建议，促使自己提高证据素养；公诉人员也可以通过对侦查的介入，促使自己提高侦查素养，以便更好地协助侦查人员开展侦查活动，避免外行指导内行的尴尬。实践证明，“通过侦诉人员共同分析研讨案件、总结经验、互相指正等方式，不但使干警进一步强化了协作配合的‘一体化’意识，办案中发现问题、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断提高”[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