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完善中国累犯制度 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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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我国新《刑法》65和66条分别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进行了规定，较之以前关于累犯制度的规定有了很大进步。但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不足，我们应采取措施对之加以完善。
; 我国现行的97新《刑法》第一编（总则）的第四章（刑罚的具体运用）的第二节对累犯制度进行了规定。该节共两条，分别规定的是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累犯制度从各国刑事立法实践看，可概括为三种：即一般累犯制度、特殊累犯制度和混合累犯制度。修订后的我国《刑法》采用的是混合累犯制度，即在刑法中既规定了一般累犯制度，又规定了特殊累犯制度，且对一般累犯制度和特殊累犯制度的构成条件和处罚等均作出了明文的规定。
; 一、累犯的概念及构成
; 我国《刑法》第65条确定了一般累犯的概念，即：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这一规定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累犯是指一种犯罪人类型，即被判处一定刑罚，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一定期间之内再犯一定之罪的犯罪分子。目前大多数人是把累犯作为一种犯罪人看待的。第二，累犯是一种量刑情节，犯罪人属于累犯之列的，对其量刑时应当考虑予以从重处罚。第三，累犯是一项刑罚制度，它是刑罚量刑阶段人民法院考虑对犯罪人适用的一项量刑制度。第四，不管是前罪还是后罪均不包括过失犯罪。
; 一般累犯的特点是，前后罪均是一般刑事犯罪或者前后罪中有其一是一般刑事犯罪。其构成条件是：
; 1、主观条件：前罪和后罪都是故意犯罪。这是由我国刑法的任务和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所决定我国刑法是以同故意犯罪作斗争为主要任务，以遏制犯罪人再次犯罪为目的的累犯从重制度，必然也要防止故意犯罪者再次实施故意犯罪作为自已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把构成累犯的前后两次犯罪限定为故意犯罪。累犯从重处罚的根据是累犯比初犯的人身危险性大，即再犯的可能性大，由故意犯罪的主观性质决定，故意犯罪的实施者具有较大的人身危险性，过失犯罪者虽然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再次实施犯罪，但是过失犯罪的结果不是犯罪人主观上所希望的，因此，过失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很小甚至没有。由此决定，刑法规定的一般累犯的前后两罪只能限于故意犯罪。
; 2、刑度条件：前罪所判处的刑罚和后罪应当判处的刑罚均是在有期徒刑以上。“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是指人民法院根据犯罪的全部情况，最后确定其宣告刑为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同时也包括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因为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缓的犯罪分子可以通过减刑或假释最终出狱，回归社会，从而有可能再次犯罪、构成累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是指根据后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小及其他有关情况，实际上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而不是说该罪的法定刑中包含有期徒以上的刑罚，如果将“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理解为所犯之罪的法定刑中含有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势必无限制地扩大累犯的范围。
; 3、前提条件：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被假释的犯罪分子，从假释期满之日起计算。设立累犯制度的目的，是通过对那些屡教不改的犯罪分子给予从重处罚，使他们最终得到改造，而犯罪人只有通过刑罚的执行之后，才能看出是否认罪服法，接受改造。一般说来，未经刑罚的执行，是难以测定出犯罪人是否已经得到改造，是否还会实施犯罪。
; 4、时间条件：后罪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五年内。犯罪人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以后回归社会的一定时期，是其重新适应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说是其重新犯罪的危险期。而刑法规定的构成累犯的前后两罪的时间间隔，实际上即是这一过渡时期。只有渡过这一时期之后，特殊预防目的才可以说得以实现。因此，这一过渡时期适当长一些，会更加激励刚刚回归社会的犯罪人遵纪守法，重新做人。修订后的刑法将两罪的间隔时间修改为五年，正是体现了这一精神。
; 刑法第66条还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以后，在任何时候再犯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都以累犯论处。”这是关于特殊累犯的规定。对特殊累犯的规定，体现了我国刑法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从严惩处的立法精神。根据该条规定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不同于普通累犯的构成。其构成条件是前罪和后罪必须是同质之罪，也就是说行为人所犯前罪和后罪的性质都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如果前后两罪或者其中有一罪不是危害国家安全罪，就构不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累犯。除此之外，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罪犯，既不受量刑条件的限制，也不受时间条件的限制。前罪所判刑罚和后罪应判刑罚的轻重不受限制，一般累犯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均在有期徒刑以上，而特殊累犯没有这种限制，哪怕前后两罪或者其中一罪判处管制、拘役甚至单处附加刑，也不影响特殊累犯的构成。同时，后罪可以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假释期满后的任何时候，不受两罪相隔时间长短的限制。
; 二、现行累犯制度的不足
; 我国累犯制度确立于1979年刑法，并在1997年新刑法中作了较大的修改：将累犯前后罪的时间间隔由3年改为5年，适当扩大了累犯的范围；把以前的反革命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迎合了国内形势变化的需要和世界刑事立法的潮流；坚持了原有的累犯从重处罚原则和累犯不得缓刑的规定，加强了对累犯人身危险性和刑罚对累犯矫正改善的关注。这些都是我国现行累犯制度的科学、合理、进步之处。然而，我国现行累犯制度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 首先，我国目前的累犯制度仍然只适用于自然人犯罪，没有把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调整的范围之中，这无疑同单位犯罪这一新的犯罪情势不相协调。刑法对一般累犯和特殊累犯的规定，其适用主体只限于自然人，单位被排除在犯罪主体之外。就适用累犯的标准而言，现行累犯制度并不适合单位犯罪主体的适用。就一般累犯的构成条件来看，在刑度条件上，要求前后罪必须是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而目前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原则上采取的是双罚制，即对单位判处罚金，同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因单位只适用罚金刑不适用自由刑，按照单位被处罚的程度来对照起点标准是永不可能构成累犯的，而以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所受刑罚去对照标准，虽然有可能够上标准，但有可能存在主体不一致问题，即单位犯前后罪其受罚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有可能是非同一人。因此，以目前累犯制度设计而言，本身难以直接适用单位犯罪。要想将单位犯罪纳入累犯制度，必须对现有累犯制度予以发展，增设单位累犯制度。
; 其次，未成年人可以成为累犯适格主体太过于苛刻。我国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质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等方面来限定累犯的范围，但对累犯主体的适格性则未作特殊要求。也就是说，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也是累犯的适格主体，未成年人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可以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而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我国刑法未把未成年人排除在累犯的适格主体之外，根据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以及到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这显然有点欠缺科学性和合理性。
; 再次，我国累犯制度中的不得假释有失科学性和合理性。根据我国修订后的刑法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即不管累犯人在刑罚执行中表现如何，都不得假释。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执行部分，根据犯罪人狱中的改造和悔罪表现，判断其是否“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而决定是否对受刑人适用的行刑制度。判断是否适用假释的时间前提，是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只有在刑罚已经执行了部分后，才能根据犯罪人刑罚执行中的教育改造表现，判断其是否符合假释的实质条件——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来决定假释的适用。行为人是累犯，固然表明其再犯罪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但这并不等于，后罪之刑期执行了部分后累犯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害性仍然较大，以至于适用假释“确致再危害社会”。因此，对犯罪人是否适用假释，起决定作用的应是犯罪人在刑罚执行部分后的教育改造和悔改表现，而并非其犯罪时的主观恶性的人身危险性；纵然犯罪人是累犯，也并不必然表明不符合假释的适用条件。我国刑法仅仅因为构成累犯时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就否定了所有累犯者适用假释的可能性，是与我国假释理论相违背的。其次，它违背了我国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设立目的，不利于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改过自新。累犯制度的设立，并非仅为了给与累犯人较重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促进累犯人的教育改造和矫正改善。我国刑法却规定累犯不得假释，完全剥夺累犯者通过积极改造争取提前出狱的希望，必然损害了累犯者教育改造的积极性，其结果自然也违背了累犯制度和假释制度的促进改造、鼓励自新的目的。
; 最后，累犯之条规定的条文用语尚欠严谨、周密。我国刑法第65条在规定普通累犯之后罪发生的时间时，规定后罪必须发生在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赦免后”。这里“刑罚执行完毕”的使用，就有失严谨、周密。在我国，刑罚，既包括主刑，也包括附加刑。当累犯之前罪被判处主刑且附加刑时，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执行完毕即可，还是指主、附加刑都执行完毕，对此，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无争议。我国刑法把普通累犯限制在前罪为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范围内，之所以如此，除了考虑到犯罪的严重程度外，还在于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教育改造功能最为明显，行为人在监狱内接受教育改造后又犯罪，就能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因此，行为人在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执行完毕后再犯罪，即使附加刑尚未执行完毕，就充分表明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认为其尚不构成累犯而不予以从重处罚，不尽合理。其次，认为这里的“刑罚执行完毕”是指主刑和附加刑都执行完毕，不利于对刑满释放者权利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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