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当前轻缓刑事政策视野下办理老年人犯罪案件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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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期以来，在理论研究和实践中，老年人犯罪问题常被忽视。如何以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精神为指引，有针对性的提出老年人轻微刑事犯罪的从宽法律适用，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形势下，显得非常重要。本文拟就办理老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工作存在的问题与原因进行积极探索，以期形成全社会尊老爱幼并行不悖的价值取向和人文关怀。
　　一、当前办理老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存在的问题
　　（一）宽严不分，失之于宽。从老年人犯罪罪名来看，呈“轻罪”化趋势：所涉嫌的罪名主要是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轻罪”。以本地为例，近几年老年人犯罪115人，涉及的罪名4类20种，属“轻微犯罪案件”就有10余种，占老年人犯罪人数的94%。从处理情况来看，除4人公安撤案，3人报送市院外；其余绝大多数均向法院提起公诉，处理方式单一，没有体现“区别对待”的原则。
　　（二）宽严不一，失之于度。上述老年人犯罪中，绝大多数为初次犯罪、偶然犯罪、激情犯罪，累犯、再犯的仅一人，无犯数罪的，无结伙作案、流窜作案和有组织犯罪的。从老年人犯罪情节来看，呈“轻微”化趋势：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不大、再犯罪可能性较小。而这些情节在审查中存在执法尺度不统一等问题，且缺乏针对老年人之间、老年人与其他年龄段人员犯罪在不同时期的横向、纵向对比。
　　（三）宽严不均，失之于济。从量刑建议的角度看，针对严重暴力等犯罪均提出“从严处理”的量刑意见；但因老年人轻微刑事案件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一般情况下检察机关不出庭支持公诉，较少提出书面“从宽处理”量刑建议，使得老年人犯罪的量刑建议不对等、不均衡，“严”的多，“宽”的少，没有做到以严济宽、以宽济严、相辅相成。
　　（四）不审时势，失之于情。检察机关贯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应当审时度势、与时俱进、不断更新执法观念，尤其应当在坚持“严格依法”的原则上，勇于创新、以人为本，“注重效果”。但实践中，却未体现出人文关怀，如老年人犯罪中年龄最大的有82岁，经起诉被法院免予刑事处罚。检察机关不应“一刀切”，使人们形成一种“不通情理”，生硬、僵化的“构成犯罪便提起公诉”与宽严相济格格不入的形象。
　　二、原因分析
　　（一）法律无明文规定、政策可操作性弱。刑法规定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精神病人犯罪从轻、减轻处罚，而对老年人犯罪没有明确规定。只在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中概括性地谈到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欠缺其他配套制度来保障；不具备施用的基础，就存在着被滥用的风险；此外，就目前我国国情看，社会对于老年人犯罪从宽处理的意见不一，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和认同感。
　　（二）深受“免于起诉”和“严打”思想影响。按我国79年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较大，由于在实践中的一些问题，致使免于起诉制度被取消，其合理内容被吸收到相对不起诉制度中，并作了严格的限制，所以对于相对不起诉的适用心理上存在阴影；同时又受到“严打”政策和“重打击轻保护”思想的影响，怕承担打击不力的责任，导致执法中宁重不轻，忽视了对轻微刑事案件的从宽处理。
　　（三）起诉裁量权范围较窄，相对不起诉争议较多。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范围狭小，仅限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犯罪，不适用于重罪，种类过于单一，仅限于决定起诉与否，且对起诉裁量权的控制也过于严格，尤其是一些地区严格控制相对不起诉率，不利于发挥起诉便宜主义的职能。且争议较大，“犯罪情节轻微”和“不需判处刑罚”，都是一个裁量过程。首先是对犯罪情节是否轻微的衡量。在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及其是否造成严重后果等因素认定，这些因素是否符合法条上的轻微情节，都没有数的标准，也没有量的标准，具有相对不确定性；其次是对“不需判处刑罚”确认的相对不确定性。司法实践中，依据两个条件：一是犯罪人已真心悔罪或承认自己有罪；二是不适用刑罚方法，也能达到预防犯罪和改造犯罪的目的，为此不需判处刑罚，从而作出不起诉，在此当中存在比较大的裁量因素，由此引发的争议也较多。
　　（四）相对不起诉、撤案程序烦琐，办案周期较长，不如简易程序快捷。实践中，经审查认为符合相对不起诉条件后，必须经业务部门讨论、检察长审定、检委会的讨论，这些规定对防止滥用职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诸多限制阻碍了不起诉权的运用。办案中大多不愿提出相对不起诉意见，对于轻微刑事案件，只要构成犯罪，一般按简易程序移送法院审理。此外，在有些案件中，提出相对不起诉或撤案意见还可能受到非议、猜疑，怕承担办“人情案”、“关系案”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