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审前调查制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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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前调查，也被称为判决前调查或人格调查，是指在法院判决前，由专门机构对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犯罪背景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在量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审前调查制度起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二战后，在刑法学者和有关国际会议的积极倡导下，这一制度在许多国家的刑事立法中得以确立。
审前调查制度有利于促进刑罚效益的最优实现，被认为是量刑科学化、合理化的体现，是犯罪人处遇个别化的出发点。[①] 在未成年刑事案件的处理中，这一制度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已成为当今各国少年刑法中的通行制度。在联合国《少年司法制度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中也指出，“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案件，在主管当局做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在不少国家，审前调查制度甚至扩展至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处理。但就我国现状而言，审前调查制度在立法中尚属空白。本文就我国未成年刑事案件处理中引入该制度的相关问题略作探讨。
一、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
一般认为，审前调查制度的理论基础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育刑理论
在人类刑法史上，以惩罚和威慑为核心的刑罚观念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19世纪后半期，随着刑事近代学派登上历史舞台，教育刑理论逐步兴起。这一理论认为，适用刑罚不能只是为了机械的报应，更重要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改造犯罪人，使之改恶从善，重返社会，惟此方能有效地预防和遏制犯罪。教育刑理论反映了人类刑罚文明的进步，已为当代各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所普遍接受。有些国家甚至在宪法中表达了教育刑的理念。例如，意大利宪法第27条第3款规定：刑罚不能有与人道相悖的处遇，必须以对被判刑人的再教育为目的。[②]
教育刑理论对于现代未成年人犯罪处遇政策的形成影响深远。由于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发育尚不成熟，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形成原因中，环境因素、社会因素起的作用往往要大一些。因此，当今各国普遍对未成年犯罪人实行不同于成年犯罪人的特殊处遇政策。有关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也要求，在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不能机械地强调处理结果与犯罪轻重相适应，而应更加关注处理结果与未成年犯罪人的教育、矫治的实际需要相适应。在我国，也确立了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确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原则。
由对未成年犯罪人“教育为主”的处遇理念，自然引申出审前调查制度的必要性。因为教育的有效性要求“因人施教”，尽管犯罪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有的特性，在每一个具体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中，行为人的人格特征、所处环境、平时表现、致罪原因等各有不同，只有通过细致而周密的调查，查明上述各种因素，才能帮助法官选择最具有针对性的处遇措施，进而使矫正机构实施有效的教育和矫正活动。
（二）再社会化理念
从社会学的视角看，罪犯再社会化是人的社会化的一种特殊形式。所谓人的社会化，是指人类个体自降生以来不断学习、接受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从而由一名“生物人”转变为“社会人”的心理和个性发育过程。[③] 正常的社会化过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完全和有缺陷的社会化过程则可能导致反社会人格倾向的形成和反社会行为的发生。从一定意义上讲，犯罪就是罪犯社会化缺陷的产物。为了弥补原来社会化过程中的缺陷，国家及社会对社会化的失败者实施强制性的再社会化。罪犯再社会化就属于这种强制性的再社会化。
罪犯再社会化这一命题是在教育刑理论的基础上引发出来的。自19世纪末的刑事近代学派提出教育刑理论后，这一理论经过不断的演变和发展，便形成了20世纪50年代在欧美轰轰烈烈展开的重返社会（rehabilitation）或再社会化(resocialization)思潮。罪犯再社会化的思想，以使犯罪人顺利地重返社会为刑事政策的基本理念。我国台湾学者林山田先生将再社会化原则作为现代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认为，再社会化原则即指刑罚权的界限与行使，应以犯人再社会化的需要为依据，刑罚的宣告与执行应能作为犯人再社会化的手段。因此，唯有符合再社会化原则的刑罚，方是有意义而必要的刑罚，一切足以阻挠犯人再社会化之目的的构想的刑罚，应尽量避免。[④]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刑法典或监狱法典中，明文规定了罪犯再社会化的原则。[⑤]
对于犯罪未成年人而言，强调再社会化理念尤为重要。未成年人之所以涉足犯罪，就是因为基本社会化过程中出现了问题，通过审前调查活动，弄清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实施有效的教育、感化和挽救，才能帮助其顺利完成社会化进程，成长为健全而负责任的社会成员，从而促进社会和谐及人类的可持续性发展。
（三）刑罚个别化原则
刑罚个别化原则，是指法官在适用刑罚时，不仅要充分考虑行为人所犯罪行的严重程度，也要适当考虑其人身危险性大小，在综合考量各方面因素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判刑以及最合适的刑种、刑度及执行方式，以有效地实现矫正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别处遇，正是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具体展开。
刑罚个别化原则可以说是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演绎的结果，同时也是实现教育刑及再社会化理念的必由之路，而审前调查正是配合刑罚个别化原则的制度支撑之一。早在1955年在日内瓦召开的联合国第一届预防犯罪及罪犯处遇大会上，就提出：实行个别处遇，应从人格之调查分类着手，必先根据精密的调查，由是进而决定个别处遇之方法，始便于分类收容。日本犯罪学家菊田幸一，则把判决前的人格调查称为寻求处遇方法的辅助手段，是处理犯罪人的首次处方笺。审前调查制度对于社区矫正的发展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缓刑、假释等社区刑罚措施的适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再犯预测水平的限制。正如台湾学者林纪东先生所言，要把假释制度运用的好，有赖于事先精密的审查和事后适当的管束。[⑥] 这里所指的事先周密的审查，就是指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和再犯可能性大小的测定，而为了提高测定结果的准确性，必然有赖于建立科学的审前调查制度。
在我国，虽然在立法上没有明示刑罚个别化原则，但相关的立法规定为刑罚个别化的推演和践行预留了一定的空间。例如，我国刑法第5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学界普遍认为，这里所说的刑事责任，就涵盖了行为人的个人情况的内容，我国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实际上容纳了刑罚个别化的内容。此外，我国刑法第６１条规定：对于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在这里，“情节”与“犯罪事实”是并列的，且“情节”前并没有犯罪二字的限定，故理论和实践一般认为，此处的“情节”包含着反映行为人人身危险性大小的有关内容，如作案动机、一贯表现、悔罪态度等。因此，从立法精神和司法运作来看，我国刑法实际上体现了刑罚个别化的意蕴，故构建审前调查制度以配合该原则的实施实属必要。
二、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域外借鉴
从当今许多国家或地区的少年刑法看，一般都对审前调查制度作了专门规定，并将调查结论作为对涉案未成年人采取相应处理措施的依据和参考。下面对一些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立法与举措作简要介绍，以资我国借鉴。
1、瑞典
在瑞典，根据《社会服务法》等有关法律的规定，当一般公民或警察发现少年刑事案件后，负有义务通知社会福利委员会，而委员会则将案件委托有关机关或学校进行调查。如果少年、儿童有可能存在身心缺陷时，则由医生或心理学家参与调查。法律规定对于调查未满15岁的儿童时，儿童的父母应当出席。社会福利委员会审查调查报告后，可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处分措施。
2、埃及
在埃及，根据《青少年法》的规定，在对违法犯罪青少年作出判决之前，青少年法院的司法人员要对该青少年的各方面情况进行全面而周密的调查，并向青少年法院提出报告。青少年法院在审判青少年犯罪案件时，还应听取社会监督人就导致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原因和管教办法等进行的汇报，以便作出有针对性的判决。
3、印度
在印度，根据中央少年法的规定，逮捕少年时，警察必须将逮捕事实向缓刑官报告，缓刑官接到报告后，应着手对涉案少年展开社会调查，调查的内容包括犯罪少年的人格特征、经历及家族历史等。缓刑官提供的报告对于少年福利委员会和少年法院处理案件有重要影响。被判缓刑的少年，缓刑官负有监督帮助的职责。[⑦]
4、日本
在日本，根据《少年法》的规定，家庭法院调查少年事件时，务须就少年、保护人或关系人之现状、经历、素质、环境等，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及其他专门知识，努力为之。
5、泰国
在泰国，成立了专门的青少年观察监护中心，警察在发现青少年犯罪案件后，应先交由观察监护中心的检察员、教官要对违法青少年进行调查，包括对其家庭背景、青少年本人的历史、违法的背景等等，从而研究分析青少年违法的动机、人身危险性以及改造可能性，然后作出结论性报告，供有关警察和检察官处理时参考。[⑧]
6、马来西亚
在马来西亚，根据《少年法院法》的规定，法院在决定对少年的处置措施之前，首先要派出保护观察官以访问少年的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并用面谈的方式进行调查，来收集少年的一般行为、家庭环境、健康状况等有关情况，以便采取相应的矫正措施。另外，还由州当局选举两名顾问帮助少年法院的工作，两名顾问中须有一名是妇女。顾问的作用在于就有关儿童和少年的刑罚和处置事项提出建议，供法院参考。
7、香港地区
在我国香港地区，为了对未成年犯罪人适用最适合他本人的矫正措施，法律要求法官在判决时要充分考虑青少年犯罪人的个性、体能、精神状态等情况。在开庭之前，一般由社会福利署的工作人员先对违法青少年的有关个人情况进行调查，调查内容包括犯罪成因、身心发育状况、情感类型、兴趣爱好、成长环境、学业情况等，并起草调查报告向法庭提供。另外，香港还建立了青少年罪犯评估专案小组，该小组由惩教署及社会福利署的专业人员所组成，专责就年龄介乎14至不足25岁的男性 罪犯及14至不足21岁的女性罪犯的个案，向裁判官或法官提供关于判刑的综合专业意见。专案小组成员通过研究法庭转介的个案，在其后递交法庭的报告中，推荐最适合的自新计划供法庭参考，以协助对定罪的青少年罪犯作出判刑。[⑨]
8、澳门地区
在我国澳门地区，根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未成年疑犯在接受未成年人法庭询问之前，社会重返厅的技术人员会对该未成年人的心理、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方面作出评估，然后向法庭提交报告。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必须充分考虑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格状况和再社会化需要。
9、台湾地区
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少年事件处理法》的规定，在少年法院专设少年调查官，其主要职责是调查、搜集关于少年保护事件之资料。少年法院在接受移送、请求或报告少年事件后，应先由少年调查官调查该少年与事件有关之行为、其人之品格、经历、身心状况、家庭情形、社会环境、教育程度以及其它必要之事项，提出报告，并附具建议。少年法院依少年调查官调查之结果，参酌事件之性质与少年之身心、环境状态，作出最合适的处分措施。
三、未成年刑事案件审前调查制度的中国探索
尽管审前调查制度在我国尚未实现立法化，但有关的司法解释涉及一些这方面的内容。如2001年4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21条规定：“开庭审理前，控辩双方可以分别就未成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被指控的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制作书面材料提交合议庭，必要时，人民法院也可以委托有关社会团体组织就上述情况进行调查或者自行进行调查。”另外，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司法机关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借鉴域外经验，进行了审前调查制度（有的地方称“人格调查”或“品行调查”）探索和尝试。下面略作介绍：
（一）青岛市法院系统的探索
2003年开始，青岛市法院系统在审理少年犯刑事案件时，在全国率先实施“人格调查制度”，结合未成年人的性格特点、家庭环境、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等每个失足者的不同情况，在量刑时体现出刑罚的人性化和个别化。
青岛市法院系统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法院委托社会调查员进行的，而社会调查员主要由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退休老干部们担当。社会调查员征得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后，在充分保护被告人隐私权的前提下，就未成年人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涉案前后表现等方面的情况进行广泛调查，并在开庭时宣读书面报告。
（二）合肥市中院的探索
安徽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也试行了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前人格调查制度，并在中国首家出台《社会调查员制度实施办法》。其具体实施方式为：由法院委托未成年人保护机构选定的社会调查员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作为特殊的诉讼参与人，独立于控辩双方之外，对失足未成年人的日常表现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并出具书面报告在法庭宣读，供法院量刑时参考。
法院对社会调查员的具体要求是：坚持公正、中立的原则，客观、全面地开展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分析失足未成年人走上犯罪道路的深层次原因，实事求是地撰写包括未成年人性格特点、成长经历、在校（或就业）表现、社会交往、案发后的悔罪表现及对自身行为的思想认识等内容在内的详细的调查报告。社会调查员应当熟悉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了解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特点，热心从事教育、挽救失足未成年人的工作。[⑩]
（三）北京门头沟法院的探索
北京门头沟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也进行了这方面的试点。该法院的做法是：聘请来自基层司法所的工作人员担任社会调查员，通过调查向法庭提供有关未成年犯罪人的社会评价报告，其内容包括行为人的家庭出身、成长经历、受教育情况、性格特征、在校表现、社区评价等，供法院量刑参考。[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