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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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尚属空白。然而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在当前社会中却普遍存在。其中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即应当构成犯罪的亦时有发生。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社会舆论都要求给予惩罚，但却无法可依。其结果在实践中要么用别的罪名惩罚，造成此罪与彼罪混淆；要么只好放纵犯罪。因此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社会现象从刑法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并建议增设“破坏计划生育罪”这一新的罪名，成为当前刑事立法及法学研究工作中的当务之急。
一
　　众所周知，当今世界人口已突破50亿，控制人口已成为人类世界面临的几大难题之一。由于人口增长过快，造成同国民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及保持社会安定（如教育、就业、住房、耕地、文化、卫生、科学、能源、环保、生态、治安等）的一系列难以克服的矛盾。因此人类社会已清醒地认识到面临的这一巨大危机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其中最主要的措施就是实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的增长。早在本世纪初，在一些发达国家中就已经进行控制人口的宣传，召开国际性节育会议，成立国际性节育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口问题进一步引起工业发达国家的关注及联合国的重视。到七十年代，节育活动已在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开展起来了。到了八十年代，据联合国的调查，158个国家中，118个国家制订了支持家庭计划的政策。但各国的节育率差别很大。目前发达国家的节育率为7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16%左右；而发展中国家的节育率只有20%左右，出生率平均为34%左右（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1986版第9页）。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的增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都更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的30年中，由于人口政策的失误及其他原因，出生了6亿多人口，除去死亡，净增4.3亿人，是旧中国从1840年到1949年的109年中增加人口（1.3亿）的三倍多（数据引自《计划生育手册》第448页）。因此，中共中央在1980年9月25日《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指出：“为了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总数控制在12亿以内，国务院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一项关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和前途，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健康和幸福，符合全国人民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的重大措施。”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5条规定：“国家推行计划生育，使人口的增长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相适应。”第49条又规定：“夫妻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1980年的新婚姻法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从此，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人口素质，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而且必将推行到长远的历史时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由此产生了这样的一种新的法律关系，即国家各级政府领导和管理推行计划生育工作的权利和每个公民遵守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令的义务。这就是计划生育法律关系。调整这样一种法律关系需要相应的法律规范。近几年来，除了计划剩余的一系列政策性规定外。各级地方人大也制定了 一些计划生育的地方性法规。但从全国范围看，尚没有“计划生育法”的法律即其配套法规。刑法中也没有调整计划生育方面的条文。这些都急待于立法工作的解决。本文只试从刑法法律规范角度进行调整作一粗浅论述，以供立法参考。
　　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多。建国以来经历了几次生育高峰期，加之传宗接代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影响，以及因经济文化落后而面临的种种复杂情况，使这一工作的难度很大。在此情况下，还有少数不法分子进行各种破坏活动，就更加影响了这项工作的正常进行。目前，我国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4次人口生育高峰期，预计将持续到本世纪末。其特点是持续时间最长，育龄人口最多，控制人口增长的难度最大。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关系现代化建设大业及中华民族的兴衰未来的问题上，这些不法分子的破坏行为，其社会危害性之严重是不待自言的，对其中构成犯罪的行为的刑法调整成为必需和必然，也就毋庸置疑了。
　　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谓社会危害性也就是对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同一种行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到了社会条件发生变化时就可能是具有社会危害性。反之亦然，例如妊娠妇女的自愿堕胎行为，在过去许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的法律中都被规定为犯罪。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问题还不十分突出。，医疗条件很差，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所以也认为是有社会危害性的。但是在经济文化不断发展，医疗条件改善，特别是当今人口问题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时，就需要大力进行计划生育以控制人口增长。这时如果反过来超计划生育，破坏计划生育的推行，就对社会产生了危害性，情节和后果严重的，就应当构成犯罪。理应受到刑事追究和刑罚处罚。否则，将导致网络一面放纵犯罪，甚至造成司法工作的混乱。
二
　　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表现多种多样，处理育龄夫妇采取种种违法手段造成自己超声以外。对社会危害更为严重的则是由于少数不法的破坏活动造成其他育龄夫妇多人超声超怀。如私自给一些育龄夫妇作假结扎手续，出具或出售各种假证明，或证明其已作绝育手术，或证明其第一胎婴儿系疾婴，或将汉族更改为少数民族等，致使一些不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的夫妇超生。与此同时，有些不法分子或从中牟利获取钱财，或调戏、侮辱、强奸妇女，或因粗野方法伤害妇女身体，这些行为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推行。为此，在一些政策性规定中，对破坏计划生育的行为规定了要追究责任和给予处罚。但是涉及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有一件司法解释，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83年12月10日下达的《关于依法惩处利用摘除节育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分子的联合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有些地方不断发生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生育的事件。……对于群众中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反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促使他们停止和改正。对于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应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依法惩处：
一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或者借摘除节育环对妇女进行调戏、侮辱的，可以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和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的规定，酌情予以行政拘留、罚款，或者收容劳动教养，并没收其非法所得的财物及违法活动用具；
二 以牟利为目的，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方法粗野，伤害妇女身体的，依照刑法规定的伤害罪惩处；
三 对于借摘除节育环，强行奸污妇女的，依照刑法规定的强奸罪惩处；
四 数人合伙私自为多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妨害计划生育工作的，对首要分子依照刑法规定的扰乱社会秩序罪惩处；
五 以造谣、欺骗手段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骗取大量财物的，依照刑法规定的诈骗罪惩处；
六 借摘除节育环调戏、侮辱妇女，或者进行其他流氓活动，破坏公共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规定流氓罪惩处。”
这一《通知》的下达，无疑对打击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起来积极的作用。但是无论从立法角度和司法实践考察，《通知》显然不能解决对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追究刑事责任的问题，而且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导致了下述两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第一 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往往放纵了犯罪。由于刑法没有破坏计划生育罪的罪名。《通知》只能将追究刑事责任限制在“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的”范围内。首先，《通知》把破坏计划生育的范围缩小成了仅是“利用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如果是采取其他方法。比如搞假结扎等，就不在“惩处”的范围内了。其次，这里的“各种违法犯罪活动”是指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已有明文规定的违法犯罪活动。并未包括法律尚未规定的“破坏计划生育罪”在内。如果没有触犯已有罪名的，当然也不在“惩处”之列，这样范围就更小了。《通知》中“对于群众私自为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影响推行进行计划生育，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应着重进行批评教育”这一段话本身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既然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宪法和法律都有明确规定”，那么私自取环，影响计划生育推行的行为，必然是违法行为，其中危害严重的就是犯罪行为。哪会存在“但没有进行违法犯罪的”情况呢？
　　再从《通知》的具体条文看，也是难以对有关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定性和处罚的。例如按《通知》的第二点，前提是以牟利为目的（主观要件），如果并非以牟利为目的，哪怕私自取环方法粗野伤害了妇女身体的，也定不了伤害罪。即使以牟利为目的，也还有一个故意伤害还是过失伤害的问题的。一般讲，以牟利为目的取环伤害了妇女身体的，其主观上并无伤害之故意，那么按照过失伤害，必须达到重伤以上才能定罪。这显然畸轻了。再如按《通知》的第五点，其诈骗数额要是达不到“较大”或“巨大”的，无理由按诈骗定罪。即使达到，如果没有诈骗情节及手段的，也无法以诈骗定罪。而现实中私自取环者即使牟利，采取造谣和欺骗手段的少见。多数付酬者系自愿。除此而外，按《通知》中的其他条款执行，也存在类似上述难以定罪的情况，如果不法分子在私自奇幻时并非以牟利为目的，也未调戏侮辱妇女的，则连治安处罚和劳动教养都处罚不了。
　　这种状况，不仅造成了一些破坏计划生育工作的犯罪分子侥幸地逃脱法网，导致刑法不能发挥惩罚犯罪的作用。而且会使一些不法分子及少数落后群众误认为法律无能，以致有的人将会重蹈覆辙或变本加厉，给计划生育的推行带来更大的阻力。
第二 混淆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司法中的混乱现象。由于破坏计划生育的犯罪分子给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造成严重危害，所以各级政府、司法机关以及社会舆论都要去给予刑罚处罚，否则难以平民愤。然而刑法中又没有这一罪名，于是有些司法人员就只好根据《通知》精神寻找一个可以“挂上号” 罪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一来，判决中就难免出现只要获取财物的，不管数额大小和有无诈骗情节均按诈骗定罪。过失伤害的按故意伤害定罪，通奸的按强奸定罪，并未破坏公共秩序的按流氓定罪等情况。结果，法理上说不通，被告人不服判。上诉申诉案增多，司法人员陷入“不判不合法，判了也不合法”的矛盾之中。
　　下面且以贵州省的三案为例说明。
案例一 被告人毛莲凤，在1977年至1982年间，先后在本区的三个乡域内，为23名育龄妇女私自摘除节育环，致超声小孩19名，共获取现金一百余元及数十斤粮食。被县人民法院以诈骗判处有期徒刑9年，上诉后，被中级人民法院改判为有期徒刑4年。
案例二 被告人洪莲芝，在1981年1983年间，先后在其本乡域内给9名育龄妇女摘除节育环，致超生小孩7名。由于被告人为获取财物，故被县人民检察院以妨碍公务罪起诉，县法院感到难以定性，将该案上报上级法院审定。因无法律依据，省高级法院认定该被告无罪，被告即被无罪释放。
案例三 被告人赵举武等4人系乡级卫生院医生。自1983年以来，利用工作之便，用在结扎部位轻轻划破弄皮或贴上胶布等手段，先后给16个乡镇的群众作假结扎手术和出具假结扎证明622例，索取现金3万多元和大量财物。致使220名育龄妇女超生 人超怀。县人民法院于1988年对被告人赵举武等以诈骗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7年、6年、2年、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