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我国刑法应废除没收财产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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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词: 没收财产刑 废除 原因
内容提要: 没收财产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在历史上发挥过一定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西方国家受到启蒙思想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部分在其刑法典中废除了没收财产刑这种刑罚方法。⑴笔者认为没收财产刑是一种没落的不符合刑罚理念的刑罚种类，我国刑法中应废除这一刑罚，本文分析了我国刑法应废除没收财产刑的刑罚学原因。
没收财产刑从繁荣走向没落，期间几经波折，但是从现在刑罚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没收财产刑的废除是必然的，正如所有的事务都有其变化发展的历程一样，刑罚做为社会的产物也有其变化发展的历程，刑罚的发展变化应该与这个时代所主导的刑罚理念和刑罚精神相适应，否则这种刑罚方法就是一种落后的野蛮的刑罚方法。目前我国刑法中广泛适用的没收财产刑就是一种不合最新刑罚理念的刑罚方法。
一、没收财产刑是威慑刑的产物
　　刑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由报复刑、威慑刑、等价刑、矫正刑再到折中刑这样一个发展的历程，[1]23报复刑是以同害报复的面目而出现的，其典型的特征是在刑罚的发动上只注重客观的外在损害，刑罚的轻重仅仅以外在的可以衡量的看得见损害为决定性的因素。笔者认为报复刑体现了原始的朴素的公正的理念和等价意识，正是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刑与罪也被视为一种等价的关系，即是犯罪让你失去什么东西，刑罚便让犯罪人失去什么东西，刑与罪使得各自失去的价值物具有对等性，笔者认为在报复刑阶段，还没有没收财产广泛适用的基础，因为在报复刑阶段，社会生产力极端的低下，大量的自由民没有拥有自己独立财产的可能性，所以在报复刑的时代，所谓的同害报复最主要的是指对侵害人身权利的犯罪所采取的机械的同等的反应。刑罚到了其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威慑刑阶段，由于重视重刑威慑，迷信重刑是遏制犯罪的有效手段，认为对罪犯适用严厉的重刑就能够给他人以警戒，从而消除犯罪现象。在威慑刑时代，刑罚的威慑功能的需要决定刑罚的轻重，刑罚的轻重与刑罚的保护力度相适应、广用重刑与轻罪重罚便是这种刑需相应的配刑理念的体现。[1]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之下，动用各种刑罚方法包括没收财产这种刑罚就成为可能，刑罚发展进入威慑刑时代后，即我国封建社会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前在报复刑时代的没有自己独立财产的自由民变成了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和个人财产的农民阶级，地主和贵族阶级更是依靠剥削积累了巨大的财富。私有财产的普遍的增长给没收财产刑的适用带来了坚实的基础，而对刑罚威吓作用的极端的崇拜也导致了封建专制统治者对没收财产刑的极端的青睐，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欧洲列国，封建时代都是没收财产刑适用最为兴盛的时期，当然我国封建时期经历的时间是非常漫长的，而西方各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自17世纪以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与此相适应的以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念为核心，以呼唤人性的解放为口号的启蒙思想运动在欧洲崛起，这使得没收财产与其核心理念背离，而我国没有经历过这么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思想启蒙运动，所以没收财产刑一直在我们国家刑法典中广泛的存在，并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经常配合主刑来运用，以达到重刑威慑的效果，在这里统治阶级非常强调刑罚的威慑效果，至于对刑罚的效益则在所不问。在刑罚的等价刑、矫正刑和折中刑时代，各个主要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修改了各自的刑法典，废除了没收财产，而我们国家自始至终都保留着没收财产刑，这显得与刑罚发展的趋势不相符合。
　　从以上对刑罚发展历程的分析中可以说，没收财产是在威慑刑时代迅速发展起来的，但是在重刑主义背景下广泛适用的没收财产，是否仍应在当今的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广泛的适用呢？笔者认为没收财产作为一种重刑应该废除，实践证明，重刑威慑是达不到很好的控制犯罪的效果的，有些观点认为我国目前还不能完全的废除没收财产，其理由主要在于我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没收财产仍然是与死刑配套的惩罚严重犯罪的辅助措施，这种观点是比较流行的，按照此观点我国不能废除没收财产的理由是我国还没有废除死刑。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荒唐之极，没收财产的废除与死刑的废除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两个纯粹是不相干的事情，所以我们绝对不能以我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来为没收财产辩护。有些人特别是我们的立法工作人员也许认为废除没收财产应当有民意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民意的支持就不能废除没收财产刑，是不是遵从民意也是我国立法机关经常所考虑的大事。但是我认为，民意问题是需要引导的，我们广大的人民对没收财产的考虑还是仅仅局限在它所带来的威慑效果之上，所以作为我们的立法工作者更有义务引导民心，使其了解并不是刑罚越重就会收到越明显的效益的，⑵因此民意问题也不应该成为我国保留没收财产刑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我国素有重刑主义的传统，刑罚被视为预防、控制犯罪以及教化人们循规蹈矩的最佳方法。没收财产刑以其与生命刑相结合而产生的最强严厉性，几千年来倍受统治者青睐，但是当今我们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倡导依法治国、法律至上，要求法律现代化。所谓的法律现代化也就是说我们法治的发展要跟上时代的潮流，适时的增加一些适合时代要求的制度和规范，去除一些落后的制度，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刑法也要走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刑法现代化的基本发展方向就是刑罚轻缓化，刑罚结构合理化并且注重犯罪人权利的保障。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储槐植教授，在分析我们国家的刑法后指出，刑罚结构有四种，分别是又严又厉、不严不厉、严而不厉和厉而不严四种。他认为严而不厉这种刑罚结构是比较合理的，我也认同这种观点，所谓的严就是严密刑事法网，类似于就是刑罚的确定性，即只要有犯罪就必须有刑罚，严而不厉中的“不厉”是指刑罚的轻缓化，就是在刑罚确定性高的情况下刑罚应该轻缓。目前我国刑事案件破案率高，这种情况下刑罚应该轻缓，没收财产刑就可以废除。我们不能再一味的依赖严厉的刑罚了，这种情况是该改变的时候了。
二、没收财产刑是过量报应的产物
　　报应主义，从其字面考察就是为恶者必然得到坏的结果，行善者必然得到好的结果。但是从刑罚学角度上来考量，所谓的报应应当指的是恶有恶报，在刑罚学意义和语境中没有善有善报的意思，因为犯罪是一种恶，惩罚是由于先前的恶而引起的另一种恶，所谓的报应就是一个人犯了罪，应当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报应在一定程度上是正义的代名词，报应刑之所以深得人心的最重要的原因莫过于其对正义实现的积极意义，[2]对已然的犯罪，按照一定的规则处以一定的惩罚是报应刑的要求之一，报应作为刑罚的根据之一有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以报应为依据的惩罚才不会导致有罪不惩、轻罪重罚、伪装惩罚等。如果不以报应为依据，惩罚就会偏离正义的方向，所以报应对于使惩罚不偏离正义的轨道极其重要，当然我们所说的报应正义，还取决于惩罚所依赖的规则是不是正义的，在这里我们暂时不考虑规则是不是正义，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报应的分量，即报应是受到一定的限制的，报应不能是无限制的报应，否责就会倒退到原始的复仇时代。相当性，即刑罚的相当性或称均衡性、对称性是关涉刑罚的分配的分量问题，它是关于刑罚的一条至为重要的规诫，[2]报应要求罪行相当，应基于公正正义的价值，给与犯罪人应该得到的惩罚，报应不能不足，也不能过量。结合我们国家刑法典中的没收财产和刑事司法实践中运用没收财产的情况来看这是一种过量的报应，是一种不合理的报应。其不合理性分析如下：
　　（一）对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判处没收财产刑极其不合理
　　死刑是极刑，是最严厉的刑罚方法，一旦从肉体上消灭了罪犯，这是给罪犯与其所犯的严重罪行（当然判处死刑的罪犯，所犯的罪行是极其严重主观恶性非常大的犯罪）相适应的最大的报应，没有哪种刑罚方法比死刑的报应更强，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附加没收财产有什么必要吗？在笔者看来这完全是一种野蛮的过量的报应，在判处死刑后，犯罪分子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已经没有再危害社会再犯罪的可能性了，对其判处没收财产已经没有意义，反而，因为判处没收财产，使得犯罪分子的其他家庭成员生活处于困难，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对于死刑犯判处没收财产是一种不合理的过量报应，是没有合理依据的。杀人者未必死，伤人者未必处以身体刑，这已经被现代社会所接受和认同，对杀人者和伤人者处以自由刑也是公正地实现了报应的，因此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的报应目前存在死刑的情况下处以死刑就可以实现公正，不需要没收财产刑的补充，当然我们说在我国完全废除死刑后，对现在我们所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所实施的犯罪处以一定期限的自由刑也是符合报应观念的，这种报应的观念是一种等序的报应而不是那种杀人者必死似的报应。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从肉体上消灭了犯罪分子，再在财产上使其丧失，则是一种不合理的过量报应的体现。
　　（二）对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判处没收财产刑也没有意义
　　理由与上述同，因为对一个人终身监禁的惩罚也是除死刑之外的第二严重的刑罚，其已经相对失去了再犯罪的可能性，当然在极端情况下犯罪分子越狱进而再进行犯罪，但是这种利用越狱然后再利用自己的财产进行犯罪的情况是少而又少，因此在笔者看来没收财产附加于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也是一种过量报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