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浅谈缓刑的扩大适用与少年缓刑犯的社区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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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犯一般是指已满14不满18周岁的触犯刑事法律规范的未成年人，由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未成型，加之社会、家庭等外在因素的影响，少年犯罪的数量和质量持续增长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为规范，具有其他社会规范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因此具有严厉性和剥夺性的刑事法律规范在整个法律体系中处于最消极的地位，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目前，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适用少年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只是在刑法中比照成年人犯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刑罚方式最常见的就是自由刑及财产刑，少年本身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的特点，但在处以刑罚过程中却并未加以区别对待，结果出现了少年犯再犯罪率高居不下以及财产刑难以执行等一系列问题。为此，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现状，同时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扩大对少年犯缓刑的适用范围，建立以社区为中心的少年犯矫治制度已经成为必要和可能。
　　一、从少年身心特点及我国刑事司法现状来看，对少年犯缓刑的适用范围应有所扩大。
　　少年因心智还尚未成熟，对自己行为所可能导致的后果还没有正确的预见性，因此少年犯罪有其自身的特点：如盲目性大、偶发性强、纠和性强、反复性强、感染力强、悔改性强，犯罪类型主要为小额财产类犯罪或伤害型犯罪，多数少年犯受不良的家庭因素影响，失学学生及外地流动人口占很大一部分比例等。正是因为少年犯罪具有上述特点，说明少年犯的主观恶意不大，社会危害程度低，可塑性强，改造后回报社会的机率高，因此在对少年犯的刑事处罚上应有别于成年人。  http://
　　实践中对于少年犯适用最多的是短期监禁刑、罚金刑及缓刑。构成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法律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少量条文涉及到少年司法制度。但我国目前并没有形成独立、协调、统一的处理少年犯罪及不良行为的教育矫治机制。现阶段的主要矫治措施大部分是将具有不良行为及违法犯罪的少年集中在相对固定且封闭的场所进行管理，实践证明，这种管理模式将少年与社会相隔离，将来很难让其再次融入社会和家庭的日常生活，且由于矫治场所的硬件条件有限，多数是以限制自由和强制劳动为主，而对于让其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文化知识以及心理教育则做得远远不够，少年犯之间交叉感染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我国目前有3亿多青少年，每年判刑的不过3.5万人，而且其中65%左右是有严重犯罪行为的。这说明我国对少年犯罪的方计是教育、感化、帮助、挽救为主，司法惩处只是在必要的情况下，有限制地使用。而对于具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少年，则应该给予其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即便给予一定的刑事处罚，也应尽量让其不脱离社会，在一个正常人所生活的健康的环境中进行改造，让少年犯感到自己并没有被社会所抛弃，从而增强重新做人的决心，降低再犯率。目前，由于缓刑的标准不好掌握，为防止少年犯有再次危害社会的行为发生，尤其是对于一些外来的流动人口和缺少监护人的少年，好多法官倾向于将少年犯判处短期监禁刑，但事实上，短期内并不足以使这些少年洗心革面，多数在释放后仍会重新走上犯罪的道路。因此，只要不是刑法第17条规定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少年犯，就应当考虑可以适用缓刑，而对于过失犯罪的少年犯一律应当适用缓刑。  http://
　　二、从国际少年司法原则及我国少年司法模式来看，社区将成为少年缓刑犯最理想的矫治场所。
　　目前，国际上有关少年司法的文件主要有三个，一是1985年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又称北京规则），另外两个是1991年通过的《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又称利雅得准则）及《联合国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规则》（又称东京规则）。这三个文件已成为少年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法理渊源。其中《北京规则》首次确认了“双向保护”原则，即保护社会利益与保护犯罪少年利益相统一，使这条原则成为贯穿少年司法制度体系的基本原则。
　　另外，刑法谦抑性原则也对少年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要求对待少年犯不是追求刑罚，而是为了保护矫治，从而应尽量选择替代刑措施。德国法学家李斯特曾说过：“最好的刑事政策是最好的社会政策。”少年司法同样要坚持社会化原则，因为对少年犯的矫治是整个社会的责任，必须建立起以家庭教育为源头，学校教育为核心，社会教育为保障的综合教育矫治机制。
　　当前各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有：1.法庭模式；2.福利医疗模式；3.社区模式，而我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则可以称为“社会。司法”模式。其特点是社区广泛参与帮助教育违法犯罪少年工作，将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减到最小限度。这种模式要求无论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软硬件的建设上都要有相关的配套措施，而我国对少年犯罪的刑事法律规范还规定得极其不够，根据对少年犯的处罚原则，如：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特殊预防为主，一般预防为辅的原则；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原则等等，需要对少年刑事法律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我国刑法规定，缓刑由公安机关考察，由犯罪人所在单位和基层组织予以配合。在缓刑适用范围扩大的情况下，由于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刑事侦查工作和治安管理等工作，内部并没有专门的部门和人员执行缓刑的考察工作，往往是对判处缓刑的犯罪人放任不管，使其流于形式。尤其对于少年缓刑犯来说，若是不及时对其加以正确的教育和引导，他自身可能并没有认识到违法犯罪的严重性，认为缓刑和没判刑没有区别，从而产生再次犯罪的心理。  http://

　　在生活节奏加快，人口流动性大的现代社会，社区是了解一定区域内家庭情况的最基本的单位，而且在我国还有社区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民法通则规定，对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且在没有法定监护人时，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也就是说，法律赋予社区组织以保护和监管未成年人的权利和义务。虽然目前居委会和村委会存在没有固定的经费来源、人员总体素质较低、权利义务未有法律法规加以明确规定等一系列问题，但综合来看，将少年犯放在社区里改造的效果要远远好于在监禁场所里。因为少年缓刑犯一般通过法庭的审查，认定其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在完成义务教育的同时，少年犯可以在社区组织的帮助下，学习一定的劳动技能，与社会发展同步。而社区里多数是由工作在各行各业的人组成的，因此通过身边人的言传身教，由众多群众的眼睛对其进行监督，可以形成一种表面看起来宽松而实际却很严格的监管氛围。另外，由社区组织定期向司法机关汇报少年犯的改造情况，并及时备案，也有利于社会治安综合工作的顺利开展。将少年犯的矫治工作由单纯的司法矫治向开放型矫治模式发展，引进社会各界人才发挥矫治功能，方能最终达到现审判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http://
　　三、从国外的先进做法来看，社区矫治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最大限度地实现少年缓刑犯的再社会化。
　　《北京规则》第十八条列举了一些对少年犯的处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