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一国两制”与当代中国法制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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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作为“一国两制”的必然结果，一国之内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已成为当代中国法制发展的一个新特点。同时这也标志着中国法制的基本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本文拟从立法制度、法律体系、法律渊源体系、法律解释制度、法律适用制度和司法制度等方面作如下分析。　　一、“一国两制”是我国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
　　一项重要方针
　　本世纪末，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不仅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不曾有过论述，而且在世界历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它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一国两制”，究竟会给中国社会发展和法制建设以及法学理论带来些什么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其中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它将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具有中国特色。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就叫做中国特色。”[1]
　　按照传统的理论和模式，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能允许一种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制度的存在和发展，而绝不允许同时有另一与之对立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并存和发展。而实行“一国两制”后，就突破了“一国一制”的固有理论和模式，形成了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并存的局面，它们互惠互利，共同发展，这不能不说是当今世界出现的一大奇观。
　　二、两种法律制度并存是1997年后中国法制的新特点
　　一国之内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必然要求和导致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与之相伴，这就是说，在统一的中国内，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会是两种不同社会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和相得益彰。这将使中外法制史上罕见的政治法律现象呈现在世人面前。
　　诚然，在一个国家内，两种不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的情况，在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曾存在过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并存，一种是在革命根据地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民主主义法制；另一种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法制。但是，它们同今天实行“一国两制”而出现的两种法律制度的并存是完全不同的。这主要表现在：其一，形成不同。1949年前的两法并存格局，是由于革命根据地政权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对立和斗争而形成的。它们的存在和发展，是以两个敌对政权的存在为前提的。而实行“一国两制”下的两种法律制度的并存，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本着尊重历史和现实的原则，以协议和法律的方式产生的。其二，地位不同。1949年前，由于革命根据地只存在于部分地区，其法律制度也只局限于这些地域内生效，是地方性的。而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其法律制度居统治地位，国民党政府根本不允许根据地政权及其法律制度的存在。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在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是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制度，但它并不排斥、而是同特别行政区资本主义性质的法律制度长期并存。这是以国家宪法和法律为依据，并受其保障的。其三，关系不同。根据地的法律制度与国民党的法律制度并存，是在军事和政治对抗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一种敌对关系。且斗争的结局，必然是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而“一国两制”下的两种性质不同的法律制度，已不是原来那种对抗关系，在相互关系上，已由对抗转为非对抗，由彼此排斥转为彼此联系，同时并存。即内地的法律并不改变特别行政区法律的资本主义性质；同时，特别行政区的法律也不影响内地法律的社会主义性质。
　　总之，在本世纪末我国出现的“一国两制”下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不同于中外法制史上任何一种两法并存的情况，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为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在法制发展战略上的必然选择，是“一国两制”必然导致的法律结果和法律表现。它决定于并服务于“一国两制”，为“一国两制”的顺利实现，提供法律保障，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固定化。这是“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制度基本结构上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三、“一国两制”下中国立法制度的发展变化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现阶段立法总的指导思想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方针，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对内地来说，无论在当前，还是今后，都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在实行“一国两制”的情况下，对于涉及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则应遵循“一国两制”的方针，从坚持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并发展两制间的共存关系出发，既要坚持在中国以社会主义为主体的原则，同时又要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既要坚持有利于祖国的统一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又要有利于特别行政区的长期稳定和繁荣。
　　为了全面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国家在立法时既要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统一，又要考虑“两制”的要求，反映国家对特别行政区所采取的一整套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政策。为此，在香港基本法中明确作出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的规定。
　　立法权一般是一个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所讲的立法权限的划分，具体指的是在“一国两制”下，中央和特别行政区在立法权限上的划分问题。
　　实行“一国两制”并不改变我国原有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属于中央人民政府所管辖的地方行政区域。这在基本法中都已明确作出了规定，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因此，我国原来建立的国家立法体制和划分立法权限的基本原则，即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原则，仍然适用于大陆内地。但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是与内地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享有高度自治权。与此相适应，在划分中央与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立法权限时，在基本法上都明确具体地规定了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它们都可以根据基本法和法定程序制定、修改和废除法律。这一点与内地有很大不同。基本法规定它们都设有立法机关，这种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可以同适用于内地的法律不一致，只要符合基本法的规定和法定程序者，均属有效。这就突破了中国现行宪法规定的一般地方权力机关和民族自治机关所享有的立法权限。
　　按照中国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地方权力机关只能行使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而在“一国两制”下，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特别行政区却享有立法权。对于这种立法权，应该怎样理解？显然，对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的规定，是不能用传统观念来作出解释的。这是因为，实行“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立法权就是这种高度自治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这种立法权，是有新的含义的。它实际上是全国人大授予的特定立法权，既不同于中央的立法权，又有别于一般的地方立法权。这种规定的确是很独特的，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一种创新，是中国立法体制的一个特色。
　　四、“一国两制”下中国法律体系的发展变化
　　根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根据中英、中葡联合声明和基本法的规定，我国政府已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将于1999年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设立澳门特别行政区。将来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统一后，无疑也将设立台湾特别行政区。在这些特别行政区内将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这将不仅会使我国的国家构成发生一定变化，而且也会使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实行“一国两制”，将突破我国原来的单一法律体系，从而形成在一国范围内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局面。一般情况下，在单一制的国家里，只存在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这不仅由于在单一制国家里只存在着一个最高的立法机关，一个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同时还由于在法律体系中所包含的各个部门法、各种法律规范，都统一地奠基于共同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具有共同的政治本质和共同的指导原则。这种统一性是单一制国家法律体系的当然属性。如我国在实行“一国两制”前，就大陆来说，只存在着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即只存在着一个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主导的各部门法统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是建立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反映着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思想是其统一性的主要依据及其标志。而实行“一国两制”后，在香港、澳门设立了特别行政区，香港、澳门原有的法律将基本不变。特别行政区享有立法权，可根据它们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需要，制定法律。这些原有的法律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及根据基本法制定的法律，都各自构成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这样，在实行“一国两制”方针下，一国范围内就会出现几种既有联系又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体系。这里应该指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地位独特，它既在特别行政区法律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特区”的根本大法，又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当然，在一国范围内多种法律体系的这种“并存”，并非“并列”或“并重”，而是在大陆内地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前提下的并存。因为，第一，我国的主体部分，有12亿人口的地区实行的仍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只是在少数的、局部的特别行政区保留它们原有的法律体系；第二，这种地区性的法律体系，也要受到中国主体性法律体系的制约和影响。不论是保留下来的原有的法律，或由特别行政区制定的法律，都不得同全国人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制定的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相抵触。所以，在“一国两制”下形成的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内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主体的多种法律体系并存的新体系。
　　其次，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法律传统或所属的法系来看，将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即出现属于几种不同法系的法律。我国内地法律虽受民法法系的影响较大，带有民法法系模式的某些特点，但主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实行“一国两制”后，在我国将存在普通法系传统和民法法系传统。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允许保留的原有的法律，即普通法、衡平法、条例、附属立法、习惯法等，原本就是属于普通法系的；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允许保留原有的法律、法令、行政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将来对台湾实现“一国两制”，也允许保留其原有的法律，而后二者按它们的法律传统来说，属于民法法系。这样，实行“一国两制”后，在中国就不仅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法律制度，而且还存在着多种法系，即中国社会主义法系和民法法系、普通法系。这种多元格局，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法律体系的一大特色。
　　第三，实行“一国两制”后，我国法律体系的内部结构，也将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层次性。目前，就内地而言，它的法律体系除分为不同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外，在每一个法律部门中还有不同的层次。如在宪法这一法律部门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宪法外，还包括第二层次的部门法，如国家机关的组织法、选举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实行“一国两制”后，就特别行政区实行的法律来说，除基本法和少数全国性法律外，还有被保留下来的原有法律和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这将使特别行政区的法律自成一个体系而存在。它们内部又可分为不同的部门法律。这些不同的部门法与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又结成为不同的层次。这样，从我国法律体系内部结构来看，将呈现更为复杂和各有特色的多层次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