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评死刑废除论的“人道”错位

5481501

　　内容提要：“人的宝贵与尊严”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相同的、平等的。当一个人强调自己生命的宝贵与人格尊严的时候，他同时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与尊严。法律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它保护某个人的生命与尊严同时，对其他所有的人施以同样的保护。一个人如果为追求自己的不当利益，公然践踏明文的法律禁令、残酷剥夺他人只有一次的宝贵生命，那他就同社会准则、道德和秩序格格不入，法律就不能再偏袒他的生命。否则，法律的天平就会失衡，法律的不公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人们不能在口口声声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却以杀人犯受到法律制裁时的心理感受而决定法律的取舍！　　关键词：死刑，人道
　　年初，湖南湘潭大学法学院院长邱兴隆教授（中国全面废除死刑的首倡者）再次发动了“全面废除死刑”的舆论高潮。舆论宣称此主张已成我国“当今主流”，其实是部分“学者”强加于人的策略，虚张声势而已。社会调查以及网上讨论均显示其与我国民意相悖。为此，笔者撰文，对某些“学者”的错位“人道”观予以评析。
　　死刑全面废除论者一个极显赫的“亮点”：死刑是践踏人权的、不人道的、残忍的刑罚。
　　何谓“人权”？即“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世界人权宣言》）。何谓人道？简言之，即“人的宝贵与尊严”（1973年《人道主义宣言》）。捍卫人权是人道主义的核心，人道主义可解释为“人生只有一次，人们应当充分利用它去进行创造性的工作和追求幸福”，人道主义还包括对人应当施以仁爱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转引自雷永生《谈谈人道主义问题》http://www.yangzhizhu.com/leiyongsheng8.htm）人道主义已经成为当今公认的社会生活准则和公民道德，但它不能成为法律的唯一原则，“人道主义”作为一种社会道德在法律领域的作用和影响不应无限扩张，法律最重要的准则应当是公正、平等。譬如，享有自由是人道主义的基本内容之一，法律却具有限制和剥夺人的自由的国家强制力；刑罚本身就是国家强制力对某些人的自由与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其目的在于保护更多人的自由与权利，维护社会的公正与秩序。如果有人在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幌子下，对社会法律制度进行挑战，那么法律就应当是无情的。所有的人都享有相同的、平等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的法律保护；当一个人强调自己生命的宝贵与人格尊严的时候，他同时应当尊重他人的生命与尊严。一个人如果公然践踏明文的法律禁令，以牺牲他人的权利或利益为代价来满足自己的不当利益，法律就必须给予无情、公正的惩罚。生命对于任何人都只有一次，生命权无疑是最宝贵的，残酷地消灭他人的生命无疑是最严重的犯罪；既然杀人者背离了社会道德准则与秩序，他就没有权力要求别人珍惜它的生命，法律也就不能再偏袒他。否则，法律的天平就会失衡，法律的不公就会造成社会的混乱。刑法中的死刑正是以最严厉的手段惩罚最严重的犯罪，用形式上的不人道惩戒实质上的不人道，以维护社会道义。
　　死刑废除论源自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的革命启蒙思想，是针对欧洲极其黑暗的封建专制统治——镇压革命党、滥杀无辜、滥用酷刑、草菅人命而提出的。18世纪法国杰出的启蒙思想家、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让·雅克·卢梭（1712-1778） 于19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提出了“天赋人权”说，认为生命是天赋的权利，任何人包括自己无权剥夺生命。受《社会契约论》影响，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Cesare Bonesana Beccaria， 1738——1794）在他的《犯罪与刑罚》（1763年）中首次提出废除死刑；他认为死刑折磨人的精神、消灭人的最宝贵的生命是不人道的，从刑罚的目的上说，监禁已使其丧失再犯罪的危害，何必非要剥夺生命？个人本无权抛弃自己的生命，他又如何有权把这样的权利转移给主权者？所以，国家用法律手段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都是不正当的。
　　但是，卢梭却并不认为法律不得剥夺杀人者的生命。《社会契约论》第2册第5章：“社会契约的目的是保障契约各方的生存。为了这一目的，人也就必须有相应的手段。这里的手段是和危险以至生命损失分不开的。任何人如果要保障自己而牺牲他人，他也就必须在需要的时候也为他人牺牲生命。”“刑事犯罪的死刑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看待。为了不成为谋杀的受害者，每个人就必须同意，一旦他自己成了谋杀犯，他就得偿命。”“更进一步，每个刑事犯罪都是在攻击破坏社会权利，这种犯罪，使他成为国家的反叛和出卖者。违法，他也就不再是国家一员，甚至是向国家挑战了。国家的生存因此不再和他的生存相容，两者必去其一。当刑事犯死刑时，他不是公民，而是公敌。他的刑审判决宣告了他破坏了社会契约而不再是国家的一员。既然他曾一直是国家一员，至少是生活在其国土上，他就必须和它割断一切联系，或者作为公约破坏者而驱逐出境，或者作为公敌而死亡；因为这样的敌人不是一个法人而是真实的人，在此情形下，战争的权利是杀伤击毁对方。” （：其林译http://www.mypcera.com/book/wai5/lusuo/shqy/00.htm）
　　某些主张全面废除死刑的学者、教授在论证死刑存废的问题时，恰恰采取了错位的“人道”观，并且极致地进行了发挥与演绎。
　　譬如，邱兴隆教授在多次演讲中用他自己曾因涉嫌犯罪被关押时的经历论证。其中说道：“我曾有一段和死刑犯在看守所朝夕相处的人生经历。”他讲述道：“有一个死囚（注：杀人犯），和我关在一间号子里。他成天乐呵呵的，说已经做好了死的准备。他戴着手铐、脚镣，为了到时候能很快换一身新衣服上刑场，他就只穿内衣、内裤，外面再被一件大衣。后来有一天真叫他出监房时，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但还显得无所谓，跟我们笑嘻嘻地说再见。我们都觉得这小子是条汉子，不怕死。可后来干警告诉我，就在推他上囚车的一刹那，他屎和尿拉了一裤子，刚穿的新衣服全弄脏了。我这才知道，他平常的模样都是硬撑出来的，他对生命还是非常留恋的。这件事对我触动极大。我们都是同类，他昨天还和我一块儿吃饭，甚至今天早上7点钟还和我一起喝粥，8点钟却上了刑场。而且，我们还经常开玩笑，-起打扑克，他家里送来好吃的，还和我分享。日常劳动时，他也很积极。我丝毫看不出他像毒蛇猛兽。从那时起，‘我们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扰着我”。（http://www.southcn.com/law/fzzt/fzztgk/200301170331.htm）
　　只可惜邱教授没有同那些被罪犯残酷杀害的无辜者以及他们的亲人也曾经“朝夕相处”，当然也就无法知道邱教授是否有同样的温情对待被害者，或者也同样扪心自问过“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
　　我也经历过一件“对我触动极大”的事情，虽非“朝夕相处”，却是我亲身经办的真实的刑事案件：
　　1973年，我还是一名日夜奔波在生死一线的刑事警察。夏季的一个深夜，在接到一起杀人案的报警后，我们风驰电掣般奔赴辽宁西部那个发案的偏僻山村：
　　一个年仅16岁的男孩，因为诚实地指证了一个人的盗窃行为，就遭到了残酷的报复，头部和颈部被残忍地砍了31刀！当我们到达时，只见孩子的老父亲紧抱着那个满身鲜血的、垂死挣扎的儿子，默默无语，红红的眼睛里充满绝望和痛苦。男孩的脸已血肉模糊，哆开的刀伤纵横交错，眼球和牙床已经裸露，鼻孔在向外冒着血沫，全身在痛苦地颤抖，虽然已经频死，却仍能感觉到他那强烈求生的企盼。我们的心在滴血！不顾一切地把血孩子抱上警车急速拉去医院抢救，转身徒步扑向山坡去擒凶手。男孩终因伤势太重死去了！我未敢再去看那已彻底绝望的孩子父母，毕竟是她们的亲骨肉，“朝夕相处”抚养了16年，指望孩子成人，指望孩子养老送终。残忍的杀人犯夺走了他们的骨肉，夺走了他们的希望，夺走了他们后半生的欢乐，甚至也将剥夺他们的生命！当杀人犯的屠刀一次又一次地砍向少年的头颈，当花季少年鲜血四溅、痛楚恐怖至极时，邱教授是否也有情伤同类之哀？当某些“学者”们，不顾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痛惜杀人者留恋生命的悲哀，申斥法律为什么“要残杀自己的同类”，呼吁保护杀人犯的生命权利时，我着实也“困扰”了！人们在口口声声追求法律公正的同时，却以杀人犯受到惩罚时的心理感受而决定法律的取舍！邱教授在另一次演讲中还有句名言：“死刑所适用的犯罪正好是侵犯人的生命的犯罪，我认为是不值得的，投入的是生命，保护的也是生命的话，那么死刑的价值为零。”（《死刑的价值之维》（URL）http： //www.dffy.com/faxuejieti/xs/200311/20031116213431.htm）把正负相抵消的理论如此应用，恐怕仅属邱教授的“专利”了。我想邱教授可能并不懂得力学中的平衡，自然不会理解天平指针的“零位”寓意何在。
　　无独有偶，在去年9月召开的全国刑法学年会上，河南大学法学院的郝守才教授也发表了一篇名为《论死刑的消极作用》的文章（以下简称 [郝文]）。文中用重头笔墨描述死刑犯及其家属的心理“折磨”，倾注了无限关爱与深情。我在这里举例评析一二：
　　1、 [郝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机会，每个人都希望幸福”，“可是对于死刑犯来说，他们的生命是极其悲惨和受人唾骂的，失去了上天赐予的唯一的机会。” 郝文：“犯罪人的死很可能使其家庭丧失主要劳动力，从而断绝了主要经济来源，生活从此陷入困境。更重要的事，犯罪人的死意味着父母失去孩子、孩子失去父母，妻子失去丈夫、丈夫失去妻子。特别是对于一个失去父母的孩子来说，让他们还不明事理、没有经历太多风雨的幼小心灵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去承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这人道吗？当无限的憧憬从天真的目光里渐渐泯灭，死刑，还能无动于衷吗？”
　　教授是否也曾想到过，被这些罪犯残忍剥夺了生命的无辜的受害人，难道他们的生命不是只有一次吗？他们不希望生存和幸福吗？他们的父母、妻儿老小不是在承受“人世间最大的痛苦”吗？对于他们的感受，我们的良心“泯灭”了吗？
　　再请看：
　　2003 年，河南平舆特大杀人案罪犯黄勇，使用自制的“木马”残酷杀害23名花季少年。黄勇对每个被害的孩子都先剥光衣服，用布条勒住脖子和腹部，然后残酷折磨，　　用注射针对着肚子和脖子乱扎；为了不让被害人叫出声，他还用布条塞进孩子嘴里，直到折磨致死。这些花季少年又是怎样在痛苦与死亡的折磨中哀求、渴望生存和幸福？
　　河南省驻马店杀人恶魔杨新海，两年内在皖豫鲁冀四省作案22起，杀死65人，重伤5人，强奸23人。这些被残害的人们哪一个没有生的权利？哪一个还能复生？哪一个没有家庭、父母、孩子？？每一个人的惨死，都是对几个家庭的沉重打击和无休止的精神的折磨。┅┅
　　这一桩桩残忍的、血淋淋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甚至是毫无人性的灭门惨剧，是对人权的肆意践踏，是对人道的无耻亵渎！对非人道者大行人道、悲悯、仁慈，就是对无辜者的再次伤害、对法律公正的强奸！当有人把仁慈、爱心、情感全部倾注于杀人犯时，公正就显得那么渺小和无足轻重。如果人们同情的只是丧心病狂的杀人犯在将要受到严厉惩罚时的惊恐和悲哀，那无疑是对无辜公民的生命权利以及家人幸福的冰冷漠视，也是对社会正义精神的亵渎和对社会秩序的叛逆。
　　2、[郝文]：“犯罪人中的很多人都是家中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他们的死无疑会使自己亲属的生活受到较大的影响。”
　　如此说来，无疑把他们放出去继续养家糊口才是人道！即使不枪毙，仅仅是判刑关押显然也不能解决对其家属生活的影响，自然也是不人道的了！是否也应当考虑废除监禁刑？可是人们又在想：教授怎没想到被他们杀死的无辜之人的家庭又是怎样的惨状呢？
　　3、教授笔锋一转，也“关心”起受害人了，[郝文]中讲道，判处犯罪人死刑对于受害人及其家属来说“只是得到了一种虚假的公正，真实的谎言”，即仅仅是一种安抚；因犯罪行为所失去的巨大利益、幸福、美好，没有再得到，“都被死刑的执行而掩盖”。
　　按照[郝文]中设计的方案，最好的办法是多给予受害人家属一些钱，让他们得到利益，“过得好一些。”也就是说，杀了人可以用金钱弥补，这才是真实的公正！那些大款们，是不是可以随心所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