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全球化与中国立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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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全球化问题，既可以将全球化作为对象加以研究，也可以将全球化作为研究具体问题的重要参照背景，探讨背景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本文采取的是后一种视角和方法。
　　何谓全球化（Globalization）？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见仁见智，既有以福山和大前研义等为代表的主张市场作为决定和解决所有问题的惟一力量的极端全球主义，也有以汤普森、赫斯特、韦斯等为代表的对全球化持低调和怀疑态度的怀疑主义，还有以吉登斯、贝克和罗伯逊等为代表的把全球化看作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的变革论者。另外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全球化几乎是一种全方位的运动过程，涉及诸多的范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进程。我比较赞同英国戴维？赫尔德等学者在《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观点。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一个（或者一组）体现了社会关系和交易的空间组织变革的过程-可以根据它们的广度、强度、速度以及影响来加以衡量-产生了跨大陆或者区域间的流动以及活动、交往和权力实施的网络。这种理论提出，全球化有4种维度：全球网络的广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强度，全球流动的速度，全球相互联系的影响；忧4种纬度：基础设施，制度化，分层化和交往方式。他们利用这8种向度，对全球化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从而避免了极端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局限，对全球化现象及其问题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http://
　　的确，过去“地球村”（GlobalVillage）概念的提出，或者“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的描述，都形象地反映了人们对全球化的理解和认识。把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以及信息全球化来解读时，是指“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超国家的、超国界的、全球性的力量在行动。”当然，如果我们可以把全球化理解为一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革命、一种滚滚而来的世界性发展潮流，那么，市场经济的运作就是它的内在动因。市场关系的扩张和资本的积聚，内在地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寻找它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而新技术革命对生产力的推动，又进一步加速了全球的资金流动，扩大了国际市场，促使各国经济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经济合作和交往将更加密切。在这个过程中，“全球性贸易往来、资金流动和技术革命，正在推倒各国的经济壁垒，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一个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整体。”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一系列国际性的问题出现了，艾滋病、疯牛病、口蹄疫、疟疾的传染、管理核废料、移民、环境治理、大气层污染、人权状况、大规模破坏性武器扩散、跨国毒品犯罪、走私、国际恐怖主义、网络黑客等，都愈来愈超出民族国家的边界范围，成为世界各国及其政府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不可避免地要波及政治领域，出现“全球化的文明化和民主化”态势，经济全球化也将波及法律领域，出现某些被西方学者称之为“世界法”或者“全球法”的法律规则，尽管这种“世界法”在传统政治哲学和法律哲学领域面临诸多挑战。  http://
　　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全球化对法律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在国际上，国际商贸、市场准入、证券期货、商务税务、信息交流、环境和公害、人口和移民、国际犯罪等等，使得越来越多的法律现象进入全球化过程。全球化加速了国际立法、特别是国际经贸方面的立法。据统计，截至1995年底，世界各国共签订了900多个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其中近60%是在90年代缔结的，仅1994-1995年，就签订了299个，超过60年代和70年代签订的此类协定的总和。从法律的视角来看，全球化概念的引入，向人们提出了一些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世界经济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抵触，以及由此引发的国家主权与全球化的关系、法律多元主义、世界法律、国家作为立法者和法律渊源的地位等政治与法律问题。
　　全球化对中国的冲击、影响或者互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只要中国的对内改革要继续深化，对外开放要继续扩大，依法治国方略要持续推行，中国要作为一个文明的开放的国家和社会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顺应时代潮流，趋利避害，把握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回应全球化产生的挑战。在中国这个开放的社会，立法是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综合因素的反映，既受到国内条件的制约，也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国内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改革，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进程，公民文化和社会道德的完善，都将制约中国的立法发展。在国际方面，知识经济的浪潮，信息技术的推广，科技革命的深化，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都将对中国立法发展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强烈的震撼。  http://
　　全球化对中国立法的影响或者压力，主要表现为中国的立法如何适应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学习、借鉴、吸收甚至移植国外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成功经验，在经济、商贸、民事立法方面更加注意同国际立法接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与此同时，中国立法体制的民主化、立法行为的程序化、立法技术的规范化等立法环节，也都直接或者间接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而需要更多地向国际规范靠拢。例如，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事务和范围不断扩大和法制的日趋完善，中国与外国缔结的条约与日俱增。“据初步统计，截至1999年初，中国已同外国缔结了大约14040多个条约，其中，双边条约有13820多个，多边条约有220多个。自1978年至1998年间，仅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者加入的就有121个（双边68个，多边53个）；经国务院批准或者决定加入、接受的，有35个（双边31个，多边4个）。”这些条约，对于中国国内立法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实践中，中国立法对外国立法乃至国际立法的关注和借鉴、学习的内容日益增多，范围不断扩大，力度日渐增强，正在形成一种开放式的、国际化的立法态势。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立法是如何应对、如何发展的？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立法发展的观念更新  http://
　　1979年中国在确定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的同时，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方针，开始了由过去管理国家和社会主要是实行“人治”向主要是实行法治的转变。“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成为中国法制建设的基本内涵和要求。实行法治，既是中国管理国家的方式的重大改变，也是中国领导人和全体人民的政治观念的根本转变。这是中国立法发展的前提，也是中国立法发展更新观念、改革体制的最集中的表现。1992年，中国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了“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的命题。接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相适应，中国于1997年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基本方略，并于1999年将之载入宪法。
　　在发展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方针指导下，中国的立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统计，从1979年到2003年3月，中国除了颁布了1982年宪法和3个宪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了420多个法律和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制定了900多个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其他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或者批准了8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