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国：通过法治迈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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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的拥护者主张只有‘大众的’政治才能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罗多德《历史》
　　“依法办事的原理是无权无势者抗衡有权有势者的唯一可以信赖的防御手段”。
　　——瑟欧多尔J洛伊《自由主义的终结》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15届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六节，专门阐述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立场和思路，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许诺到2010年为止要形成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把“民主”与“法治”联系在一起，并且提到“依法治国”的纲领的高度来加以强调，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第一次。法学界当然欢迎这种进步。
　　不言而喻，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施行真正的民主与法治的关键是摆脱“权大于法”的旧观念的束缚，真正落实宪法第2条第1款、第5条第3款、第4款所规定的原则，不容许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持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种彻底而又稳健的政治变革的成功固然需要当局者的不失时机的决断，但更有赖于来自社会的各种形式的压力。只要人民不断地依法诉求和抗争，那么各种社会矛盾就有可能纳入体制之内，通过政治的良性互动、明智的妥协以及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解决，法治和民主也就会“水到渠成”。  http://
　　本文的目的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有条件的承诺为出发点，分析和思考通过法治国家的建设实现民主化的可行性。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民主的概念以及中国能否在“大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之外推行制度化的民主政治的问题，考察在中国妨碍民主化的各种因素，探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媒介。第二部分从如何实现安定的民主政治的立场出发，比较人治以及不同类型的法治的特征，提出关于民主的法治国家和依法的民主政治的另一种思路。第三部分再进一步探讨权力结构的弹性化以及嬗变的方式和步骤，强调在党与人民的互动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分化改组和政策竞争的做法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最后就结合民主与法治的新宪政主义运动及其社会条件的准备谈一点初步的看法。
　　一、在民主政治的理想和现实之间
　　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具备实现民主的条件，首先要明确民主的概念内容和类型。
　　作为理想的民主主义是近代市民革命中的激进派的意识形态。例如卢梭的“公意（generalwill）”论，主张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建立纯粹的民主制国家，即全体人民作为主体平等地参与政治，自发形成社会秩序，具有超越于法律的自由.但是，在现实的政治中，这种主张很容易导致两个相反的倾向：或者是以公意压制个人意志的“极权主义民主”，或者是过分贯彻平等和“多数人说了算”的原则从而导致无政府的状态。从现代中国的经历也可以看到，前一种倾向表现为民主集中制的蜕变-“有集中无民主”，后一种倾向表现为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等方式进行的所谓“大民主”。因此，卢梭式的民主理论可以作为批判和抵抗的符号体系发挥重要的影响，可以成为在野党的意识形态，但却很难用于治国方略。正如詹姆斯。麦迪逊所指出的那样，在设计和建设一个妥当的政府架构时，“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个政府首先必须有能力控制被统治者，其次还必须能够控制自身”.  http://
　　作为现实的民主主义则强调在社会统合的过程中人民的部分性政治参与的意义，通过竞争性决策的制度安排和反馈机制来保障、加强群众对当权者监督控制。按照罗伯特。A.达尔的分类，现实政治中的民主至少有四种基本方式，即委员会民主、代表制民主、国民投票民主以及直接民主.无论采取何种方式，民主都应该包括两个基本方面：第一、选举制度以及多数表决的原理。为了防止由此产生多数派专制的问题，地方分权、自治的法律职业群体、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新闻和结社的自由等保障合法权利的机制也相应得到强调。第二、围绕公共选择和决策而进行的利益集团的交涉、妥协和抗争的互动关系及其制度化框架。在这里，避免意气用事、纠缠不已的党争、保障对话和议论顺利进行的根本性共识以及公正程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建国阶段考虑中国如何跳出历史上的治乱循环周期律的问题时，已经意识到了民主的必要性。但由于革命浪漫主义的影响，有些人所向往的民主在理论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在实践中则表现为战时共产主义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谓“大民主”和“一元化”的集权发展到极致，造成了浩劫，从而导致了反思。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一文中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以及官僚主义的问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需要。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与经济改革的辉煌成果相比较，政治改革迟迟未能真正付诸实施。这种跛行的状况不仅妨碍了经济改革的深入，而且已经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http://

　　妨碍中国较早从事政治改革并导致民主化挫折的主要原因如下：（1）在一个具有专制主义传统的大国推行民主政治，其中变数太多、风险太大。为了避免社会动荡，当局特别强调稳定和循序渐进。但实际上却容易出现渐而不进、或者进一步退两步的现象。（2）在政治方面的民主化之前，中国还面临着市场化的紧迫任务。经济改革势必改变利益分配格局，多半还会带来通货膨胀、破产失业、增加税负、减少津贴等问题。因此，为了保证经济改革的成功，人们会要求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率的政府。在这种状况下，根据M.韦伯关于组织效率的假说，集权的倾向是很难克服的.（3）超凡政党的神话和僭主政治的倾向压抑了多元化的契机，使得竞争性的“政治市场”无从形成。在人民民主主义的话语中，抽象的人民共同意志取代了具体的个人权利主张，任何带实质性的改革都缺乏自下而上的可操作性。为了徒有其名的表决而进行的形成多数派的活动也基本上是黑箱作业。（4）从文化的观点来看，家长式的权威主义统治具有对抗自由主义民主的普遍性感召力。正如G.津梅尔曾经说过的那样，使对自由的限制感觉不出来“不自由”的方法只有两个：或者限制产生于自我（与个人合意以及社会契约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或者自我产生于限制（与家长权威以及“父母官”的秩序原理相对应-笔者）。  http://
　　在这种客观条件下，推动政治改革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智慧和平衡感觉从既有的事物中发现变化的契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存在的三种互相关联、延绵不绝的趋势正在往民主化的方向汇合。第一种趋势指农村的群众自治和基层干部直接选举的普及。1980年代初，在当时的全国人大彭真委员长的力主之下，修改后的新宪法正式确立了村民自治的原则。1987年公布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以后，过去由上级党政机关指定基层干部的做法被逐步废止。虽然在农村选举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来自党政机关的任意干涉受到限制，权力的正统化机制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种多元性政治的事态正在形成，其影响开始渗透到乡、县以及中小城市的层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第三次“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虽然从基层民主到国政的民主的历程会较长，但由于社会条件势必要随之变化，其结果，扎根于农村的民主政治方法也许比自上而下的宪政方法更有效。
　　第二种趋势是全国人民代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