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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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特定的宪法价值主体看来，自己所追求的一切价值都是美好的。但是主体与主体之间以及主体自身都会产生价值的冲突，这往往是导致认识分歧、行为冲突和结果差异的根本原因。解决这些美好的价值之间的冲突，使人类获得最佳或最适当的宪法价值选择与价值目标，才是整个宪法价值研究的现实目的。
一、宪法价值冲突解决的意义
宪法价值冲突是宪法价值产生以来就不可避免的。解决宪法价值冲突，是宪法价值冲突存在期间的永恒课题。
（一）研究宪法价值冲突的目的
宪法价值冲突在法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人们面对冲突着的宪法价值，首先总是努力去寻找其冲突的原因之所在，表现为何。但是，最终必然会去寻找解决这些冲突的方式、方法、手段、途径。只有宪法价值冲突解决了，我们才能说对于宪法价值、宪法价值冲突的认识与研究的意义实现了。否则，对于宪法价值和宪法价值冲突的认识与研究，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人类宪法进步的需要
宪法有其发展的过程。人类在自己的法律发展中会遇到许多困难和难题。其中就不乏价值的困难与难题。这些困难和难题，如果得不到很好地解决，人类在宪法上的前进步伐就会因此而减缓，甚至受到阻碍。人类的宪法发展总是以不断解决宪法价值冲突作为过程和手段的。一次又一次宪法的价值冲突解决的累加，就为宪法的发展奠定了进步的现实基础。或者是提高了宪法的理论水准，或者是促进了宪法制定、修改的发展，或者是推动了宪法的实施进程。   http://
（三）人类实现宪法的需要
在宪法制度的实施中，宪法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会不断遇到众多的宪法价值冲突。如果这些冲突不被解决，宪法就无法很好的实施。如果在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过程中，宪法实施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出现失误，就会导致错案的发生。总之，无论是宪法的价值冲突不被解决或者是不被很好地解决，宪法都同样不能转化为客观的社会现实，宪法的实施都会成为问题。人类创制宪法的目的显然在于实现它对社会生活的实际效用，而不是仅为人类的精神生活增加一个简单的道具。宪法的实现过程，从宪法价值角度，也就是一个一个宪法价值冲突被解决的过程。
二、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基本原则
要解决宪法的价值冲突，不能用单一的标准进行价值衡量，强调价值的取舍和位列应根据具体的价值冲突状况及其相关因素来确定；要解决宪法的价值冲突，应当在宏观层面上确定一些基本原则，从而进行综合的价值测评来寻找解决价值冲突的方案。
（一）遵从核心价值原则
宪法的核心价值取决于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包括国家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与公民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相互之间在实现国家职能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等。而这种社会关系又是由国家的性质和根本制度决定的，并体现了调整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根本价值理念和制度安排。它的终极价值目标，就在于通过国家权力的规范，达到保障公民权利的目的。因此，宪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人权（民主）与限政（控权）。  http://
人权的实现是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保障人权是宪法价值的起点和归宿，而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的实现为基础。民主的基本内容，是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实现。宪法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在确认人民主权作为国家最高权力存在的同时，将人民主权外化和个体化为公民权利，并通过保障和发展公民的广泛民主权利来不断扩大和深化人民主权。同时，通过一系列的民主制度设计，以及民主机制和民主运行模式的确立，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制度保障。因此，宪法确认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并由国家承担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的义务。国家权力的组织、运作，都是围绕这一中心任务来进行的。
人权的实现必须以民主的实现为基础，但民主不能保证人权的必然实现，在确认民主制度的同时，必须有一套健全的预防机制，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地控制和制约，这也是宪法所特有的核心价值。民主虽然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了保障，但由于民主自身所具有的某种局限，从而易使其走向自身价值目标的反面。对国家权力的有效规范和制约，是人权实现的根本保障，而宪法正是通过对规范、控制国家权力的制度设计，为人权的最终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1]
（二）参考价值位阶原则
价值位阶原则是指在不同位阶的宪法价值发生冲突时，在位阶高的价值优先于位阶低的价值。正如拉伦兹所言：在利益衡量中，首先就必须考虑“于此涉及的一种法益较其他法益是否有明显的价值优越性”。[2]如前所述，宪法有许多价值，如自由、秩序、利益、正义、效率、公平，等等。一般而言，在这些价值之中，自由代表了人最本质的需要，它处于宪法价值的顶端。“从价值论赖以存在的认识论的特征来看，价值起源于‘不自由’，而终于‘自由’。在从‘不自由’向‘自由’过渡的价值发展旅程中，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人类社会制度的完善以及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都会从逻辑上不断地缩小人的‘不自由’的范围，通过对‘不自由’状态的逐渐解除来适应自然与自然、自然与人、人与人、身与心以及心与心五种基本社会关系的变迁。”“离开了对‘自由’目标的追求，离开了对处于‘不自由’状态中的把握，宪法就不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和逻辑进步的力量。”[3]同时，正义是自由的价值外化，它成为自由之下制约其他价值的法律标准；而秩序则表现为实现自由、正义的社会状态，必须接受自由、正义标准的约束。除自由、正义、秩序外的其他价值则属于价值体系中的一般价值，如效率、利益等。因而，在以上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可以按照价值位阶顺序来予以确定何者应当优先适用。但是，笔者认为，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价值位阶原则并不是绝对的，这一原则更多的是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在具体的宪法实践活动中，需要具体分析并对这一原则进行适当参考而不可以机械地将宪法价值划分为若干层级。  http://
（三）坚持个案平衡原则
个案平衡原则是指，当宪法价值之间发生冲突时，应当综合考虑价值主体之间的特定情形、需求与利益，以使个案的解决能够适当兼顾双方的利益。从宪法的历史发展与现实实践来看，任何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措施都只能是一种基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具体的案件，临时的进行价值权衡的权益之计。虽然我们对于宪法价值冲突的解决不可能达到一种终极意义上的解决，但是，我们可以探讨一种可能适合于某些具体条件的一般性权衡原则，最终使宪法价值处于一种相对和谐的状态。人类总是在不停地进行着宪法实践，在此实践中，人类关于宪法的经验总在不断的扩大，宪法的发展过程就是人类关于宪法的经验不断增长的过程。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说，“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4]因此，个案平衡原则应当是解决宪法价值冲突的重要原则之一。
例如，在美国的“马修诉埃尔德雷奇”一案中，最高法院申明，在决定正当程序于特定的情况下所要求的具体内容时，将审视三个因素；首先，“因官方行动将受到影响的私人利益”；其次，“通过所诉诸的程序而错误剥夺此类利益的风险”；再者，“政府的利益，包括牵扯的职能和其他的或替代的程序要求的财政及行政方面的负担”。[5]由此可以看出，在有关该案的处理上，法院并不单纯地以“公共利益”作为高于“个人利益”的价值标准来看待，而是结合具体情形来寻找两者之间的平衡点。如果片面地强调“公共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或者片面地强调“个人利益”高于“公共利益”，那么，就很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更重要的宪法价值的难以实现，从而不利于宪法价值冲突的合理解决。  http://
（四）坚持比例原则
一般认为，比例原则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并且，这一原则也在多国行政法中得到了认可，例如荷兰、葡萄牙等国。[6]实际上，比例原则也是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早在195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审理的“药房案”中，比例原则就得到了适用。[7]因此，比例原则作为宪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已经得到了法院的认可与适用。作为一项宪法原则，比例原则调整的关系主要有两大类：第一，宪法活动中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第二，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自由之间的关系。
在具体的宪法实践过程中，当面对实际的宪法价值冲突需要适用比例原则的时候，为了保护某种较为优越的价值侵及一种法益的时候，应当不得超过此目的所必要的程度。例如，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必要时可能会实行交通管制，但应尽可能实现最小损害或最小限制，以保障社会上人们的行车自由。或者说，即使某种价值的实现必然会以其他价值的损害为代价，也应当使被损害的价值减低到最小限度。
以上几个原则各自有其不同的来源、不同的含义与内容。它们之间也难免会存在某种冲突或矛盾。但是，不论怎样，以上几个原则的运用都还得依赖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