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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根据作者有限的知识并结合对历史与现实社会的观察和领悟，主要论述有限理性和宪政的关系问题。关于理性，本文论述的是在我们这个唯科学主义的时代，人们因为滥用理性，特别是滥用作为现代科学发展基础的逻辑和数学思维，而导致人们自负地信以为真而产生的缺少根基和事实依据，并且违背二律背反原则的科学神话，以及在这种思维建构下法治的严重缺陷。关于宪政，则是先论述这种逻辑建构性法律的缺陷，然后引入在我们的认知和理解下的宪政秩序，它最基本的特征是自发自生性，其伟大的根基在于共和与自由、私有财产制、法治和衡平功能。现在我们在缺失这些基础性条件的前提下，又竭力想获得所理解的西方意义上的宪政，采取这种自负的建构性思维去人为刻意建设，最终得到的必定不会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http://
关键词：宪政秩序 有限理性 事实性 经验性 理论性 共和与自由 个人财产制 衡平功能 http://
引言 http://
我日益认识到，那种以唯科学的谬误来摧毁价值的做法，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悲剧——它之所以是一大悲剧，乃是因为唯科学的谬误所趋于否弃的价值，实是我们的一切文明所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那些转而反对这些价值的科学研究本身所不可或缺的基础。[1]
—— 哈耶克
我们这个国家的悲剧在于：当先辈们还没有更深层次地理解和接纳近代西方文明两大产物“民主和科学”及其根基的时候，就急躁地抡起这对借来的铁拳砸碎了原来那个维系我们自身的传统文明体系，从而导致了中国近百年来的混乱局面。如果他们还健在的话，我想他们肯定会后悔自己当初这一情绪化的鲁莽甚至于是暴躁的行径，因为近百年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发生的悲剧性变化，恐怕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存在过的国家都自叹弗如的。 http://
如果我们对于自己和后人负有责任和诚实的话，就必须承认：当下，无论是中国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是社会生态环境，都蒙遭了前所未有的极度破坏。当然可能在此，人们会认为这是危言耸听，并且会在比较的意义上看待中国现在的状况只不过是走向西方现代化路程上的一种必然，甚至认为这只是一段我们需要历经的过程罢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如此认为，因为我深知人们如此理解只不过是有意或无意地在用这种虚假的比较来聊以自我安慰，对现实熟视无睹，从而毫不犹豫和无所顾忌地抛弃掉所有的责任和负担，用建构虚幻王国的自负想象和不好的动机来另外满足自身分裂和罪恶的即时需求。如果要对于造成上述严重状况的历史原因、我们自身的急躁和时而极度自卑，时而极度自负的心理做深度的分析，此次写作的篇幅远远不够，当然也超出了本文所要论述的主旨。因而，我只是尽力描述如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哈耶克所批判的“唯科学主义”时代，我们今天同样“生活在一个日常中的思想观念和习惯在很大程度上受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氛围中”[2] ，人们由于自负而滥用理性，特别是滥用作为现代科学发展基础的逻辑和数学思维，而导致人们自负地信以为真而产生的缺少根基和历史事实依据的理性建构神话；然后再联系我们当下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特别是关于宪政建设问题，同样采取这种思维方式进行建构的严重缺陷。 http://
在正式展开写作之前，对于很多关于此次写作本身的交代是十分必要的，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第一，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心智同样的限度，即在构思全文的基本框架时所采用的很多概念及其论证的主旨，大多是来源于哈耶克和霍姆斯著作的中文译本，而这可能是一个明显的不足；第二，我所采用的写作路径是真实地把自己在大学三年多的时间里，或者说是把自己在尚短的二十四年的生命历程里通过接受教育和自学获得的依然十分有限的知识，以及自我的观察、认知、理解和领悟，还有我自身的经历和体会呈现出来；第三，这样看来，创新肯定会有，用美国大法官霍姆斯的话来讲是：“由于法律是由一些能干而有经验的人掌管，这些人清楚地知道，不应为了三段论而牺牲解决实际问题的智慧。因而我们将会发现，古代的规则如果以本书前文述及且后文还会表明的那种形式维持着，那就为其找出更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理由，而从移植它们的那些依据中，这些规则逐渐获得了新的内容，最终也获得了新的形式。”[3] http://
一、理性的限度 http://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似乎只有一种：人类的精英须意识到人之心智是有限的，而此一认识既十分平实又十分深刻，既十分谦卑又十分高贵；据此，西方文明才能够顺应于它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那些不利条件。[4]
——G. 费雷罗 http://
1、人类赖以存在的两种思维方式：信仰与理性 http://
无论是从历史的事实层面，还是就当下的现实来讲，信仰和理性是人类在面对外在的世界和自身所经常使用的两种思维方式。但两者相比较而言，其中信仰远远地要比理性古老，反过来讲，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思维也只是五六百年的事。信仰，应该说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并且这是无需从科学的意义上给出证明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人类几千年来的信仰史。比如早期原始人类的图腾崇拜，近几千年来产生和仍在持续发展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等宗教信仰。科学理性，其具体发端应该始于约五百年前欧洲的天主教改革之后的启蒙运动。当然，科学在近两百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它依然无法挣脱宗教信仰的影响和制衡，也解决不了其自身所面临的无数难题。最为有力的例子是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虽然她的科学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上帝保佑美国”的宗教格言经常被人们在日常的话语中使用，其宗教运动也是此起彼伏。像美国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是以宗教运动为先导的，其中著名的《我有一个梦》的演讲者马丁路德金就是一位基督新教牧师。 http://
那么，为什么人需要宗教信仰呢?这里要从两个方面展开，即作为单个人的个体和作为集合体的家庭。从人类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个人是作为单一体来到这个世界的，而家庭则是在个人不断产生和增多之后逐渐形成的。个人的产生和延续需要在家庭中才能实现，最为典型的是“父亲—孩子—母亲”的三元结构，并且这样的结构也是最为和谐和稳定的，就像几何学和建筑学中经常说到的三角形结构是最为稳固的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首先在这样的“父亲—孩子—母亲”三角形结构之中，存在了一种天然的关系，当然这种关系是不能直观地用语言、数字、文字和图形一起完全表现出来的，不过我们可以从几何学上的三角图形观察到其中的一些特征（如下图[1]）：其一，A、B、C分别是三角形的三个角，这三个角的形成是分别由非平行的三条直线两两相交而形成；其二，这三条非平行的直线两两相交形成角的同时也形成了不同的三个顶点；其三，每两个顶点之间的关系是由原来一条直线进行衔接的；其四，三条直线围成的三角图形a和b的两个内外相互隔离的空间，且a比b小得多，b可以说是无限的；其五，这个三角形之所以成型，就是说它能够通过这种图形结构表现出来，必须依靠一个可以承载它的平面或者空间载体。然后我们再把这五点在几何图形上的特征纳入人的“父亲—孩子—母亲”关系中展开，可以获得这样的解释：第一、三角形的内部区域a可以看成是家庭，它是封闭的，如果其自动瓦解了，原因首先肯定来自于家庭内部；第二、每两个顶点之间的关系，可以比喻为家庭中的婚姻和血缘关系；第三、它的三个顶点可以分别表示父亲、孩子和母亲，他们的形成是由于前面的第二点；第四、三个角则表示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在面对外界时所依靠的基础，没有婚姻与血缘关系和作为家庭这样一个实体的支撑，这个成员不可能存在，或者说他无力应对外界；最后、那个承载三角形的平面或者空间载体，就是家庭得以存在的宗教信仰，换句话说是家庭必须获得宗教信仰的支撑才能够长久地正常维持。因此霍布斯所假想的单个的人面对的社会丛林世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的致命缺陷在于假想了个体的凭空产生。 http://
家庭出现之后，它就面临自身的正常维持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它就必须要和外界进行交换。在这里可以把家庭比喻为生物学的一个细胞，当然细胞自身的维系——吸收和释放是自发性的：只要它在适应的环境中存活了，就会自动地吸收养分和释放废物，这是细胞的吸收和释放关系。而作为由人组成的家庭，它是存在于一个无限广阔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之中的，其要维系自身就要和外界进行交换，获得生存资料。那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交换呢？并且是成功地交换?于是就存在了信仰和理性这样两种可供人使用的方式，当然信仰要远远地早于理性，如前文所论述的“信仰应该说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理性则是人类累积了上百万年的生存经验之后才发现的，或者说才产生的。考察人类几百万年来依然依靠的游牧和农业生存方式可知，家庭要获得生存资料需要仰仗自然的恩赐，比如牛群和羊群的蓄养，农作物的丰收等等。当人类面对自然这个他无力完全了解和掌控的环境时，要获得生存资料，就会自发地将自然拟人化为一个全能的神，他所需要的生存资料就是这位神赐给的。在这个方面的有力证据是农业文明中的祭天仪式和各种各样的风俗习惯。从逻辑上讲，这也同样是正确的。比如因为他信神，所以他去敬拜和祭祀，然后获得了他想要的东西；如果没有获得或者是被降予了灾祸，他会认为这是神在发怒，于是便会反思自身。这种信的思维方式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亚伯拉罕经常就说：我已经相信你（神）了”；[5] 而中国人因为信而祭祀和供奉的天、地,“比如就财神而言，中国有很多的财神，不止一个，有赵公元师，有关公、有刘海蟾、还有招财童子、灶王爷等。” [6]也是类似的道理。当人类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后，形成了越来越多的家庭，财富获得了积累，其中的一些家庭不用通过直接向自然寻求生存资料，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形成了交换。于是一些拥有较多财富的家庭，就出现了经由经验的积累而萌芽的理性思维，即人发现了通过自己的经验同样可以从外界获得生存资料，而且有时还更多。这种理性思维在近代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迅速发展，就是现代意义上所说的科学，此时人更发现了自己通过此种思维方式不仅能够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而且在很多其他原来人不可能设想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是神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扩展，这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巨变。 http://
2、科学理性对信仰的反叛 http://
当人类的理性在近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在对自然规律和物质征服中不断取得成功的时候，人的科学理性自负就产生了。人不再认同和珍惜原来那种“信仰”的思维方式，并且认为这是限制其理性获得更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于是就出现了近代科学对宗教信仰的反叛——乌托邦式的所谓“科学”共产主义运动。当然这种反叛首先出现在科学产生于的欧洲基督教文明之中，然后波及整个世界，最后在二十世纪以两场伪宗教战争进行了痛苦的悲剧性总结。正如对理性科学做出了强有力批判的哈耶克所说：“当人们沿着一条给他们带来巨大胜利的道路走下去时，他们也有可能陷入最深的谬误。” [7] http://
人们用在逻辑和数学等理性思维方式基础上成长起来的科学，反对任何旧有的传统和信仰的思维方式，并且给它安了一个非常具有普遍意义的名称——迷信，而忘记了“我们应该把某些习惯的维持，以及从这些习惯中产生的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信仰的支持，这些信仰从科学的意义上讲是不真实的，既无法证实或无法检验的，并且它们肯定不是理性论证的结果。” [8]科学妄图解释和解决非理性的宗教信仰问题，但是这是徒劳的。因为如果人的科学可以解释和解决非理性宗教信仰的问题，那宗教信仰已不再是宗教信仰，科学也已不再是人的科学，而是科学本身已经变成了宗教信仰，“人成了人的上帝”，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就像科学永远不能够解释科学本身，人的思维永远不能够理解思维本身一样，这是二律背反原则，因而是绝对不可能的。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依然无知，也许卡夫卡下面的这段话会给我们较好的启示和理解：“我们给予它们不同名字，企图用不同的思想结构加以探讨的事实在我们的血管、神经和感官里流动。它存在于我们自己身上。也许因为如此，我们才无法获得它的全貌。……上帝寓于神秘和黑暗之中。而这很好，因为没有这种起保护作用的黑暗，我们就会克服上帝。那是符合人的本性的。……人无法突入上帝，他就攻击包围着神秘的黑暗。他把火把扔进寒冷的黑夜，但黑夜像橡皮那样富有弹性。它后退，但它继续延伸下去。消失的只是人类精神的黑暗——水滴的光和影。” [9]同时，我们人无法完全克服自我，无法克服死亡。 htt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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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7-25 10:3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