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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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概要]：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虽为一些地方所尝试，也获得了一些赞同，认为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及支持起诉原则的应有之义。但笔者通过对相关法理分析，认为这种做法无法理依据，与现代司法理念相冲突，破坏民事诉讼结构平衡，危及独立审判、平等原则，更无法律依据。本文对这一问题作了粗浅的探析。
; [关键词]：诉权基础; 诉讼结构平衡; 独立审判; 司法公正
; 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是指检察机关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和个人民事权益而与原告一起参加到民事诉讼中的一种行为。这也是近一时期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争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对于检察机关能否出庭支持起诉，存在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肯定者认为，《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也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既然人民检察院可以通过行使法律监督权来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那么，就应当赋予法律监督权以具体的内容，即在出现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案件时，检察机关应当当然地具有参与到民事诉讼活动中的权力。并且，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着急需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如果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具体实现，是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化。《民事诉讼法》还规定了支持起诉原则，即"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机关当然包括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是法律赋予的职权，也是当事人合法权益获得司法救济或社会救济的途径，尤其是在其他单位忽视支持被害人支持起诉的情况下，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对于维护社会公益和公民诉讼权利、法律实质公正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应当允许检察机关以支持起诉机关的身份参与庭审。否定者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并无法律上的依据，在法理上经不起推敲，也将会给民事诉讼带来很多问题。笔者赞同否定者的观点，检察机关不应出庭支持起诉！
; 一、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无法理依据
; 首先，检察机关置身于民事纠纷之外，在民事纠纷中不享有权益，亦不承担义务，其不享有诉权。
; 诉权是当事人基于民事纠纷的事实，要求法官进行裁判的权利。这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宪法权利，它的合法行使会启动诉讼程序，发生诉讼系属。①它为当事人独立享有。按照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没有实体权利就没有诉权，实体权利是民事诉权的基础。因此，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原告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权利，对同一标的的诉权的独享排除了检察机关在诉讼中的诉讼地位。即使随着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出现了形式诉权与实体诉权之分，出现了诉讼担当的情形，但诉讼担当也仅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法律有授权性规定，而且，这种情形下，诉讼担当人以自己的名义参加诉讼，成为当事人（而不仅限于原告），而实体权利人就该诉讼则不得再为当事人。这种情形与检察机关作为支持起诉机关同原告一起进行诉讼显然不同。因此检察机关不享有民事诉权，不具有适格的诉讼主体地位，不能出庭为第三人的利益进行民事诉讼。
; 其次，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不包括也不能衍生出民事诉权。
; 我国的民事检察制度主要规定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法律监督的实质就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是一种权力——一种强大而独立的权力。”②故这种监督权为公权力，是高于被监督者之上的，它必须是处在一种超然的地位而不是作为置身其中的诉讼主体，它只能是滞后的，进行事后监督而扮演诉讼进程中的角色进行事前监督（抗诉权的设立即遵循了这一法理）。民事诉权则是行使的私权利，从性质上来说，这二者相互对立而不能相容。法律监督权中不包含民事诉权，也无法衍生出民事诉权。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至第188条规定了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具体形式，即对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提起抗诉。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民事检察监督的唯一方式 。认为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权利是基于其法律监督者地位的延伸或具体化的思想，是不符合法律监督和民事诉讼原理的。检察机关并不能因其具有的法律监督者角色而自然地具有独立的民事诉讼地位。
; 再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与支持起诉原则的目的背道而驰。
;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支持起诉原则，其意义在于调动社会力量，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由于某些原因不能、不敢、不便起诉时支持者起诉。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被侵权人主观上有起诉的意愿而客观上却有困难而至不能、不敢、不便起诉时，为被侵权人提供精神、道义、物质、法律上的帮助排除这些障碍，使被侵权人敢于提起诉讼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对于不愿起诉者，检察机关无权以支持起诉原则为依据强制被侵权人起诉。支持起诉的时机必须是在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造成了损失，而又不能、不敢或者不便诉诸法院，即未诉之时，而其活动场景却是要置身于法庭之外，而不是奋臂攘袖，赤膊上阵，跳上法庭作什么“支持起诉机关”。;
; 二、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有违私法自治的现代司法理念
; 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理论渊源实际上是列宁的私法公法化观点。列宁曾经指出：“我们不承认任何私人的东西，在我们看来，经济领域中的一切都属于公法范围，而不是什么私人的东西……由此必须扩大国家对‘私法’关系的干预；扩大国家废除‘私人’契约的权力；不是把罗马法典，而是把我们的革命的法律意识运用到‘民事法律关系’上去。”③这一观点是前苏联检察机关干预民事诉讼的依据。在这一观点指导下，《苏联检察院法》和《苏联民事诉讼法典》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实行全面干预。检察长不仅有权提起民事诉讼，也有权在任何一个诉讼阶段参加民事诉讼；不仅可以对诉讼案件提起诉讼和通过对非诉案件发表声明而提起诉讼，也可以参加由他人提出的已经开始的诉讼。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干预原则在前苏联得到了偏激的强调，而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无论是诉讼制度体系，还是构建这些体系的基本理论最初都来自前苏联。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从国家干预理论做了一些退让，创设了支持起诉的原则，《民事诉讼法》袭之未变。因此，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的理论基础实际上就是国家干预理论。
; 但是，国家干预理论完全抹杀了公法与私法的界限，以公共利益否定了私人合法利益的存在，结果是剥夺了私人合法权益，窒息个性发展，压抑创造精神，并最终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正基于对国家干预理论危害的切肤之痛，我国进行了多年的司法改革。而司法改革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建立起当事人主义诉讼构造，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同志在总结人民法院司法改革时所指出的，司法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吸收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的优点，摒弃超职权主义的弊端，充分发挥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作用；改变法官的绝对主导地位，强调法官的主持与居中裁判的功能”④由此可见，我国在民事诉讼领域就是要消除国家干预色彩，强化私法自治意识。这也是民事诉讼今后发展的方向。这种落后的国家干预理论既已被摒弃，那么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之说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 另外，民事权利为私权已是无可争议的共识了，私权意味者权利主体有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这种处分权为当事人自主、自由地享有、行使，除了受到法律的限制以外并不受其他任何机关的干涉、挟制，其他任何机关也无权分享该权利。赋予当事人的处分权既是私法自治要求在民事诉讼领域的体现，也是对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尊重。当事人自主地决定诉权的行使与否，自主地启动诉讼程序，推进诉讼进程的发展，自主地决定是否终结诉讼程序，在权利的行使过程中无须任何机关的批准、干预，否则即是对处分权的侵害。试想，民事诉讼当事人身旁还有一握有法律监督权的支持起诉机关，他在行使权利时还能再从容不迫进退自如，能不有所顾忌而有掣肘之感，而谁又能保证这虎视眈眈的法律监督者不会通过各种途径、渠道运用其权力干预侵犯当事人的私权。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就是对私法自治的极大破坏。
; 三、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破坏诉讼结构平衡，造成诉讼权利义务上的混乱
; 随着私权自治观念的深入与市场经济的影响，我国的民事诉讼模式逐渐抛弃了原来的超职权模式，建立了当事人主义模式。国家对于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着重从中立者的角度，依据法律作出判断，而不能越过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的界限，无端地进行干预。这种诉讼模式以双方当事人平等对抗为基本结构，法院作为与原告、被告保持一定距离的第三者、中立者，从而使民事诉讼结构在原告、被告、法院这三个角色间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支撑结构，人们常把这种结构称为“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在这种诉讼结构中必须存在而且只能存在三种最基本的诉讼职能，即原告方的控告职能、被告方的抗辩职能以及法院居中裁判的职能。这种三角形的诉讼结构的稳固性要求，即不能缺损其中的某项诉讼职能，也不能以其他某种职能取代其中的某项职能。同时，这种诉讼结构中，只存在两种基本权利，即法院审判权力和原、被告双方的各自享有的诉权。任何主体参加诉讼都只能服从或附属于这种诉讼结构，而不能动摇或改变这种诉讼结构，否则就会破坏这种诉讼结构的稳定与平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享有随时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是否有违法行为、法官是否有渎职或枉法裁判行为的调查权，还享有对整个民事诉讼进程进行监督的权力。这种权力如果进入到民事诉讼中，与审判权、诉权（利）共存的话，受戕害的只能是审判权和诉权（利），哪里还有诉讼结构的稳定和平衡。举个例子，如体育比赛中的运动员，又是监督裁判的监督员，这样的比赛还有什么意义可言。同样，检察机关出庭支持起诉，这样的诉讼结构哪里还容得下审判权的独立行使、诉讼程序的公平、公正。民事诉讼秩序价值的颠覆，无疑是整个民事诉讼制度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