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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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
国际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基础上形成的国际行为规则和相应的保障机制，通常包括国际规则、国际协议、国际惯例和国家组织等。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列强通过武力胁迫强加给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在华的种种特权，其中尤以领事裁判权危害最烈。正如1929年5月民国外交部致行政院《为办理废除不平等条约交涉情形的呈文》中指出：查中外间所订条约，内容繁复，综其不平等之要点，不外片面关税协定、领事裁判权、租界租借地、内河航行权、陆海军驻屯权五种。而其中最关重要、足制吾国命脉、损害吾国主权者，则尤在协定税则与领事裁判权。领判权一经撤废，租界之收回即不成问题，其余不平等各点自更迎刃而解矣。［1］
　　 国际法规定，主权国家对于本国境内的居民，包括外国人和无国籍人行使属地最高权，国家能自主地为外国人规定法律权利和义务，外国人必须服从所在国的管辖，遵守所在国的法律命令。［2］即国家拥有属地管辖权。清末以来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设立，显然是对中国属地管辖权的粗暴侵害，作为主权国家的政府和民众对此难以容忍。清政府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与各国重订商约时，即要求列入撤废领事裁判权条款。如1902年《中英马凯条约》第12款：中国深欲整齐本国律例，以期与各西国律例改同一律，英国允愿尽力协助以成此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及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弃其治外法权。1903年的《中美商约》、《中日商约》中也有类似的条款。可见，列强的许诺成为清末政府修律立法的直接动因和催化剂。其后民国北京政府亦在1919年巴黎和会和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提交了撤销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提案，只是最终未能达成目的。
　　 一、中美中英新约：百年雪耻最终实现的标志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伊始，即变被动为主动，采取一系列自主废约措施。1928年6月15日发布《废除旧约宣言》，1929年12月28日又发布命令，宣布自1930年1月1日起，凡侨居中国的外国人民现时享有领事裁判权者，应一律遵守中国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依法颁布法令规章。［3］52并令行政院、司法院从速拟具实施办法送交立法院审议，以便公布实施。1931年5月6日又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12条，其主要内容是将所有在华外国人都纳入中国法律以及法院管辖之下；为方便在华外国人诉讼，在哈尔滨、上海、汉口、重庆、福州、广州、昆明等10处地方法院及其所属高等法院设置专庭，受理外国人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审理此类案件一律适用中国的现已公布的诉讼程序法。但西方列强对中国政府的上述宣示拒不承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只得于12月29日宣布该条例缓行。但国民政府充分利用两次世界大战中，我国国际地位上升的有利形势，抓住一批中外条约年届期满的时机展开积极的外交谈判，在废除旧约及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近代以来通过正式条约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的19个国家中关于近代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国家总数，由于统计口径的差别有几种不同的数据。本文采纳民国官方人士论著的19国之说，即英、美、法、挪威、瑞典、俄、德、葡萄牙、荷兰、丹麦、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秘鲁、巴西、日本、墨西哥、瑞士，如司法院长居正1942年10月9 日《收回法权之切要》文，见《居正法政文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06页；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李光夏《外人在华之法律地位》，国际编译社1943年9月版第1页。，先后有德、俄、奥、西班牙、墨西哥五国重订新约取消领事裁判权，因宣战废止日本、意大利领事裁判权。参见：1921年5月20日《中德协约》、1924年5月31日《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25年10月19 日《中奥通商条约》、1928年12月27日《中西友好通商条约》、1929年10月31日《关于墨西哥放弃领事裁判权换文》。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对日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布告》称：日本军阀夙以征服亚洲，并独霸太平洋为其国策。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在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此中国政府屡经声明者也。 中国为酷爱和平之民族，过去四年余之神圣抗战，原期侵略者之日本于遭受实际之惩创后，终能反省。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端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强暴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动，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戎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特此布告。同日也发布了《国民政府对德意宣告立于战争地位布告》。 其他如葡萄牙、挪威、荷兰、瑞典、瑞士等国则已改订完全平等，互尊主权之新约而暂未生效。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曾代伟，樊 钒:中外新约与民国涉外司法审判制度的变革最终在法律上废止中外不平等条约、撤废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标志性事件，是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新约的订立。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变化。在苏德战场上，苏联军民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伟大胜利，逐渐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中国驻印军和滇西远征军取得了缅北滇西反攻战役的胜利，揭开了亚洲战场盟军向日军反攻的序幕。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已比较明朗的情况下，中、美、英，苏等国首脑举行了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以协调盟国之间的军事行动，规划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对于中国而言，中外新约的订立，无疑是分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融入战后国际新秩序的开端。
　　 此前，美国国务卿、英国外长分别于1941年5月26日和6月11日照会中国外长，均表示战后即与中国商讨放弃在华各种特权事宜。1942年3月，中国外长宋子文访美，向美国政府转达中国希望立即废除旧约、签订新约的迫切要求。10月9日，美英两国政府同时分别通知中国驻美、英大使，表示愿意尽快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它有关特权。经过三个月的谈判，中美、中英就废除不平等条约和改订新约问题达成协议。1943年1月11日，《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后简称中美新约）、《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后简称中英新约）分别在华盛顿和战时首都重庆签字。这标志着不平等条约百周年的沉痛历史，改变为不平等条约撤废的光荣记录。［3］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庆祝中英中美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决定》［4］。此后，比利时、巴西、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丹麦等国纷纷仿效，与中国陆续订立新约。外国人在华各种特权基本清除。这是当时国际外部形势与国内的不懈努力共同促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