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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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包公戏扭曲的宋朝司法制度
包拯是宋朝人，但宋代的戏曲并没有什么包公戏。包公戏是在元朝兴起的，至晚清时终于蔚为大观。数百年间，包公审案的故事被编入杂剧、南戏、话本、评书、小说、清京剧，以及众多地方戏中；近代以来，包公案还被多次改编成影视剧。无数中国人都通过包公戏了解古代的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反思中国传统司法迟迟不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原因。
　　然而，作为一种在宋代文明湮灭之后才兴起的民间曲艺，包公戏的故事几乎都是草野文人编造出来的，他们在舞台上重建的宋朝司法情景，完全不符合宋代的司法制度。如果以为包公戏展现的就是宋代的司法过程，那就要闹出错把冯京当马凉的笑话了。现在我们有必要来澄清被包公戏遮蔽的宋朝司法传统。
　　【尚方宝剑三口铡刀丹书铁券】
　　就如《封神榜》中的各路神仙登场必亮出法宝，包公案的包青天也携带着皇帝御赐、代表最高权力的各类道具，元杂剧中尚只有势剑金牌，到了明清传奇中，则出现了权力道具大批发：（宋皇）赐我金剑一把，铜铡两口，锈木一个，金狮子印一颗，一十二第御棍赐我黄木枷梢黄木杖，要断皇亲国戚臣；黑木枷梢黑木杖，专断人间事不平；槐木枷梢槐木杖，要打三司并九卿；桃木枷梢桃木杖，日断阳间夜断阴。
　　这里的势剑金剑，即所谓的尚方宝剑；金牌即丹书铁券，俗称免死金牌；铜铡后来则发展成我们非常熟悉的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凭着这些神通广大的法宝，包青天成了有史以来最厉害的法官，遇佛杀佛，遇鬼杀鬼。
　　有意思的是，包公所要对付的罪犯，有时候也拥有类似的法宝，如根据元杂剧《包待制智斩鲁斋郎》改编的潮剧《包公智斩鲁斋郎》、川剧《破铁卷》，都讲述世家公子鲁斋郎自恃有祖传的丹书铁券护身，无恶不作，无法无天。那么好戏来了：具有最高杀伤力的尚方宝剑破得了具有最高防护力的丹书铁券吗？从戏文看，好像破不了。所以最后包公只好采用瞒天过海的非常手段，在刑事呈报文书上将鲁斋郎写成鱼齐即，骗得皇帝核准死刑，批回文书，再改为鲁斋郎，才将这个大恶霸押上刑场处斩。
　　于是，本来应当以法律为准绳分出黑白是非的司法裁断，演变成了谁拥有的权力道具更厉害谁就胜出的权力对决，恰如周星驰电影《九品芝麻官》所演示的那样：一方祭出御赐黄马褂护身，另一方祭出可破黄马褂的尚方宝剑，一方再点破这尚方宝剑是假冒产品。这也坐实了批判传统的人士对于人治司法模式的指控。
　　然而，如此富有戏剧性的权力道具对决的情节，决不可能出现在宋朝的司法过程中。包公不可能手持尚方宝剑因为宋代并没有向大臣御赐尚方宝剑、赋予其专杀大权的制度，要到明代万历年间，才出现了尚方宝剑之制，皇帝才赋予持剑人如朕亲临先斩后奏的超级权力。包公的三口铡刀更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历代都未见将铡刀列为行刑工具，很可能是入元之后，民间文人从蒙古人用于铡草的铡刀获得灵感，才想到了给包公打造一副铜铡的情节。
　　至于所谓的免死金牌，尽管北宋初与南宋初在战时状态下，宋朝皇帝为安抚地方军阀，曾赐李重进、苗傅、刘正彦等将领丹书铁券，但赐丹书铁券并非宋朝常制，而且随李重进、苗傅、刘正彦叛变事败，自焚、被诛，铁券已被销毁，铁券之制遂不复存，以致南宋人程大昌说：今世遂无其制，亦古事之缺者也。因此，在宋朝司法过程中，不可能出现丹书铁券对抗尚方宝剑的戏剧性情景。到明朝时，丹书铁券才成为常制。
　　事实上，宋人的法制观念是排斥免死金牌的。他们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故王者不辨亲疏，不异贵贱，一致于法。宋太宗时，任开封府尹的许王赵元僖因为犯了过错，被御史中丞弹劾。元僖心中不平，诉于太宗：臣天子儿，以犯中丞故被鞫，愿赐宽宥。太宗说：此朝廷仪制，孰敢违之！朕若有过，臣下尚加纠摘；汝为开封府尹，可不奉法邪？最后，贵为皇子的赵元僖论罚如式。
　　宋太宗也曾想庇护犯法的亲信陈州团练使陈利用自恃受太宗宠爱，杀人枉法，被朝臣弹劾，本应处死刑，但太宗有意袒护他，说：岂有万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宰相赵普抗议道：此巨蠹犯死罪十数。陛下不诛，则乱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竖子，何足惜哉。最后太宗不得不同意判陈利用死刑。皇帝本人也庇护不了犯罪的亲信，何况免死金牌？
　　可见宋人司法，并不倚重代表特权的权力道具，而更强调三尺之法。生活年代略晚于包拯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一次受皇帝委派，前往宁州按治狱事。依惯例，韩晋卿赴任之前，应当入对（即入宫面圣），请皇上做工作指示。但韩晋卿拒不入对，说：我奉命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国法摆在那里，就不必征求皇帝的意见了，免得干扰了司法。
　　因而，至少在理论上，宋朝法官要让犯死罪的权贵伏诛，只需凭头上三尺之法，不必看手中有没有尚方宝剑。
　　【那厮你怎么不跪】
　　在所有的包公戏中（包括今人拍摄的《包青天》电视剧），都不约而同地这么表现包公审案的情景：诉讼两造被带上公堂，下跪叩首，然后整个过程都一直跪着。比如元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讲述，王庆等人被带到开封府审问，众人跪下，王庆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什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下跪。
　　跪礼在宋代之后，含有卑贱、屈辱之义。跪讼的细节，当然可以理解为官府对于平民尊严有意的摧折。有论者就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这一制度的设定，是为了使涉讼之人在心理上有了自卑感。
　　但宋代的司法是否真出现了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呢？笔者曾检索多种宋朝文献与图像史料考据过这个问题。结果发现，不管是《名公书判清明集》《折狱龟鉴》《洗冤录》等司法文献，还是《作邑自箴》《州县提纲》《昼帘绪论》等宋代官箴书，均找不到任何关于诉讼人必须跪着受审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