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我国实行同工同酬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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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摘要] 基于身份不同而产生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构成了对劳动者的歧视，伤害了善良人的正常情感，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同工同酬不仅是出自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而且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是我国政府国际法及国内法上的一项义务。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在以人为本的科学理念指导下，切实采取措施，实现同工同酬。
; [关键词] 同工同酬 就业歧视 平等就业权
; 同工同酬是指用人单位对于从事相同工作，付出等量劳动且取得相同劳动业绩的劳动者，支付同等的劳动报酬。从本质上来说，同工同酬出于人类本性的自然需求，是社会公平原则的体现。但是长期以来，我国大多数企事业单位中同工不同酬的现象比较普遍。用人单位根据员工身份或户籍的不同，把员工分为正式工、临时工、劳务工、农民工等，非正式工各方面的待遇都明显低于正式工。有报道说，深圳几乎所有的事业单位都存在着不同比例的聘用人员。然而，同一份工作，聘用人员工资待遇还不到正式工的三分之一。[1]而山西一家国有企业，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实际收入差距甚至高达10倍。[2]在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在我国普遍存在，令公众无法继续容忍，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话题。
一、同工不同酬现象存在的原因
; 1.同工不同酬现象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产物。我国改革开放迄今已经20多年，虽然计划经济时代所派生出来的一系列用工制度、工资分配政策和保险福利政策都已过时，并被宣布废止执行。但是，长期以来，二元户籍制度基础上造成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社会等级观念，以及计划经济时期固定工制度遗留问题难以及时清除。由于现行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资管理体制将劳务工工资列于工资总额以外，这就决定了这些单位不可能用太多的成本去雇佣劳务工。另外，在这些单位中，掌控着社会资源的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放弃既得利益，不肯让体制外的人分享体制内的好处。因此，国有企事业单位中用工制度改革阻力重重，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也更为突出。
; 2.法律制度不健全，导致用人单位自主用人权的滥用。用人单位拥有自主用人权，工资待遇由用人单位自主决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与之相伴随的是，从“经济人”的角度出发，用人单位必然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尤其在当代中国，市场化过程和城市化过程同时发生，就业形势严峻、劳动力市场供需比例严重不平衡，用人单位成为买方市场，在这种背景下，用人单位有采用同工不同酬以减少薪酬开支，降低用工成本的话语权和动力。然而，由于国家对同工不同酬的问题缺少具体而明确的法律界定和处理办法，同时，现有的法律法规落实不严、监管乏力，非正式工特别是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缺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存在。
; 3.地方政府职能的缺位。改革开放以来，在长期以GDP作为地方官员政迹考核主要指标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事实上采取了以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发展社会经济的策略，在对待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上，一些地方政府事实上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二、同工不同酬的危害
1.同工不同酬现象的存在，构成了对劳动者的歧视，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就业歧视是指“根据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政治观点、民族血统或社会出身所作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优惠，其结果是取消或有损于在就业或职业上的机会均等或待遇平等。”我国学者认为，就业歧视是指用人单位在招聘过程中或劳动关系建立后，对招聘条件相同或相近的求职者或雇员基于某些与个人工作能力或工作岗位无关的因素，而不能给予其平等的就业机会或在工资、晋升、培训、岗位安排、解雇或劳动条件与保护、社会保险与福利等方面不能提供平等待遇，从而取消或损害求职者的平等就业权或雇员的平等待遇权的现象。[3]同工不同酬，按身份决定薪酬标准，属于典型的歧视行为，它侵犯了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和发展权，同时侵犯了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使受歧视的劳动者产生“二等公民”、低人一等的挫折感，对前途失去信心。
2.同工不同酬，以身份而不是以工作能力或工作业绩的差别来确定同等劳动报酬的高低，属于典型的不公不义，它伤害了社会上所有善良人的正常情感，伤害了公众对社会公平的期待与信仰。
3.同工不同酬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妨碍了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康德说：“如果没有了正义和公道，人生在世就不会有任何价值。” [4]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只有在公平正义的社会氛围里才能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力。同工不同酬现象的普遍存在，加剧了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加重了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冲突，它在削弱低薪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同时，也使体制内的高薪职工无形中产生优越感而不求上进。受歧视的劳动者由于很难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境遇，往往会产生剥夺感和抵触情绪，对社会不予认同，部分人甚至在不平衡心理支配下铤而走险，成为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三、我国实行同工同酬的必要性
1.同工同酬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首先，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有赖于社会进步观念的支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涵，也是社会发展的首要价值选择，同工不同酬显然与其要求背道而驰。其次，人类历史发展以及我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均证明，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打破身份束缚，劳动者“从身份到契约”，社会流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只有彻底打破二元对立格局，建设城乡一体的、同工同酬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才能进一步深化我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最后，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至3000美元时，是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社会矛盾激化的高风险期。当前，我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必须警惕出现那种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因一部分人的利益得到满足，但更多人的利益受损而出现的两极分化和贫困化，从而产生严重社会动荡的“拉美现象”或“拉美病”。实现同工同酬，让所有人平等的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我国必然的选择。
2.同工同酬是落实我国国内法规定的要求。我国《宪法》第33条第2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平等就业权属于平等权的范畴，而平等就业权则应包括起点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同工同酬是其中的当然之义。《劳动法》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得因其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到歧视”；第46条明确规定，“工资分配应当遵循按劳分配原则，实行同工同酬”。另外，《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对就业和职业平等各方而问题都作了规定。因此，在我国，实现同工同酬、保障和促进公民平等就业是实现我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所规定的公民平等权和劳动权的一项国家义务。
3.同工同酬是我国政府必须承担的一项国际义务。在当代，《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公约，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确立了平等原则和禁止歧视原则，保护同工同酬属于其中的应然之义。消除就业歧视方面，国际劳工组织功不可没。“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倡导的社会目标。国际劳工组织在作为其章程组成部分的《费城宣言》中指出：“全人类不分种族、信仰或性别，都有权在自由和尊严、经济有保障和机会均等的条件下，谋求其物质福利和精神发展。”国际劳工组织于1951年和1958年，分别通过了《同工同酬公约》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1998年，国际劳工组织在《关于工作中的基本原则和权利宣言》中，将包括《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在内的八项国际劳工公约列为核心的国际劳工标准，要求“即使尚未批准这些公约，但仅从作为劳工组织成员这一事实出发，所有成员国都有义务真诚地并根据《章程》的要求，尊重、促进和实现关于作为这些公约之主题的基本权利的各项原则”。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和国际劳工组织的重要成员国，我国批准、加入了一系列禁止歧视的国际公约。我国于1990年和2005年，分别批准了《同工同酬公约》及《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公约》。加入以上公约，即表明了中国政府在消除就业和职业歧视方面的国际法上的责任。
四、我国实现同工同酬的具体措施
针对国内普遍存在的同工不同酬现象，有学者深刻地指出，我们可以将用工双轨制下的同工不同酬归之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体制阵痛，但市场化已经开始这么长时间了，阵痛依然没有得到改善，这就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制度的问题了。[5]在我国，同工不同酬现象的长期普遍存在是体制性的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的失灵。由于追逐超额利润是资本的本性，因此不可能寄希望用人单位良心发现主动地实现同工同酬，实现同工同酬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1.必须抛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及长期以来靠低廉劳动力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当前，中国的廉价出口商品在国际上屡遭反倾销调查，靠低廉劳动力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使劳动者未从大量廉价商品的出口中获得好处，而且还严重损害了劳动者的健康和其他合法权利，损害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当前，实现同工同酬，让劳动者平等地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具有时代的迫切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