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社区发展权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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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农民权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发展。在主体多元化、社会关系与社会利益交叠冲突的现代社会，农民权益不能仅通过个人选择还必须通过不同组织进行集体选择的方法来实现。农民权益保护要以动态发展的视野，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与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的立体构建维度中，以农村社区发展权为实践的时空载体，第一次提出基于主客体和谐发展的社区发展权理论，从而寻求农民权益更新、更高层次的保护。
关键词：农民权益；社区发展权；发展利益；发展民主；新农村建设
The research of the community right to development fundamental based on the protection of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Abstract: The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follow social vicissitude to develop. In the main body multiplication, the social relations and the social benefit overlap conflict modern society, the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cannot only also have to carry on the collective choice through individual choice through the different organization the method to realize. The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protection must take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field of vision, in with three-dimensional construct in the dimension by the farmer as the central main body right to development by the land primarily object right to development, take the countryside community right to development as the practice space and time carrier, first time proposes based on the host object harmonious development community right to development theory, thus seeks the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to renew and the higher level protection.
Key word: Far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Community right to development; Development benefit; Development democracy; New rural reconstruction
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关键，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问题，农民权益保护是我国法治进程中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曾说过，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所有行为都与利益有关，需要法律对权利进行界定，以规范主体行为，这是从主体出发通过制定法律进行农民权益保护路径。同时，也有学者探讨从物质世界中客体角度出发，基于客体设定法律保护农民权益，这种从主客体原点单独出发着手的农民权益保护思路，随着现代化发展已显现不足。新农村建设中，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会逐渐增多，在以农民为中心的主体发展权和以土地为主的客体发展权[①]要求下，我们在把“蛋糕逐渐做大”的同时，应使农民在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的分配过程中改变传统弱势身份，通过个人和政府的双重选择进行利益重构，以发展利益为理论基点，从发展权利的原点出发，以农村社区发展权为时空载体，在动态发展中寻求农民权益保护。
一、发展利益：保护农民权益的社区发展权理论基点
人的一切行为都与利益相关，但人们对利益的理解从不同角度也不尽相同，有从主观角度，也有从客观的对象和社会关系出发，有相对和绝对、动态和静态之分。《牛津法律大辞典》将利益定义为“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1]（P454）有学者把利益定义为“能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事物，即俗话所谓‘好处’”。[2]（P1）人的需要是人之本性，这种需要导向对“需要满足”的目的性利益追求，在利益的追求与冲突中演绎着社会的变迁。一定利益的追求也就成了人们对与获得满足相关的各种外部客观可能性条件需求的动力，因此，人的需要以及由需要所表现出的利益追求就成了权利的动向之源和动力之源。
从哲学的主客体二元对立出发，利益是独立于主体世界的彼在，而利益的起源和内容又是由客观决定的，因为利益必然是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产生，同时利益的主观特性决定了利益必须以人的意识、经验和知识为媒介，因此利益产生于人同他的物质生活条件的相互作用，是客观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统一体。随着社会发展，主客体辨证的对立统一关系逐渐在现实中显现，主体利益的实现需要以客体利益存在为条件，同时客体利益存在和发展又以主体利益诉求为基础。法律上权利和利益是两个紧密联系而又相区别的概念，法律对利益的调整不是将人们的主观愿望、要求作为调整对象，法律也不可能对人的主观世界进行直接介入，利益是权利动力之源，利益冲突是权利产生的直接原因，它使人满足需要的行为与满足需要的社会客观可能性条件联系起来。同时，并非一切利益冲突都能导向权利，只有经过利益主体选择后由现行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才能成为权利。农民权益含政治权益和经济权益两个基本方面，经济权益在农民权益中处于基础性、决定性地位，政治权益又深深地影响这经济权益，成为经济权益实现的保障。农民权益是农民作为社会主体存在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人类社会其他主体存在的前提条件。[3]（P120-134）以农民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农业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前提，也是国民经济其它部门得以独立和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农村进步都需要调动农民积极性，所以说，农民利益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动因。随着社会发展，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总量将会逐渐增大，农民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的保护进入人们的视野。劳动与生产资料的有机结合创造价值，在利益的产生过程中，不仅需要促进以农民为主体的全面自由发展，而且需要以土地为核心客体的生产资料发展，其带动的是各利益主体关系的变化，利益分配格局、乃至社会结构的改变。我国政府掌握着主要经济资源配置的权力，也在利益分配格局中处于强势地位，而农民由于天然的弱势身份，其利益分配中的弱势地位必须改变，抑制政府处于理性人的自身考虑，通过社会结构和利益重构，以社会整体利益为考虑，从利益的产生、分配、再分配等全过程环节中，给农民以平等的参与权和分享权，从而实现社会的实质公平。
民主与权利是紧密相连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形式。西方民主发展了两种主要含义，以洛克和卢梭为代表，“一个权力有限的政府和多数统治原则”，这两种含义都与权利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就把民主规定为“全部政权完全地和真正地归人民”，认为民主的基本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人民真正平等地、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权利，管理国家和控制国家的权利，同时保障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的各项权利和自由。西方诸多学者认为民主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法律平等”。我们必须明确民主是目前最好的社会治理形式，民主是一定社会追求的一种价值，也是一定社会价值体系的体现，相对于这种价值体系，民主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存在。可见，民主追求的一个基本价值就是人的权利和自由。[4]（P196）在发展利益的产生与分配过程中，发展民主对于农民权益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从主体角度出发构建发展民主，对农民而言，发展民主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民主与政治发展民主。另一方面从客体角度出发为发展民主提供物质条件和生成基础。同时，我们必须明确在动态发展过程中，增量民主与增量利益、存量民主与增量民主之间差异和整合，以发展利益为逻辑起点，以发展民主为内容，进行农民权益保护理论的社区发展权理论构建。
在利益发展过程中，构建发展民主，使农民能平等的享受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必须首先明确发展利益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是农村内部产生的发展利益，其二是外部对其的利益供给。基于农村的发展民主，应在现有农村自治等存量民主基础上，发展增量民主，从而实现发展利益的平等分享。增量民主在现实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并具有丰富的内涵，有学者归纳为五个层面：其一，必须以足够的存量民主为基础；其二，应是原有存量民主的增加，以此形成新的突破；其三，这种突破是渐进缓慢的，而非突变型；其四，自觉增进放大公民利益；其五，以基层民主为突破口。[5]（P318-319）发展民主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可以在主客体发展两个层面出发，从价值、制度、机制运作三个方面考究，第一个层面围绕实现农民自由全面充分发展出发，以社会结构变迁为基础，构建发展民主；第二个层面从实现农民发展权必需的以土地为主体的资源环境发展出发，围绕资源环境发展中的农民权益保障，构建发展民主。发展民主把权利作为其价值追求，以实现公民权利为目标，因此发展民主从主客体发展的现实载体出发为农民权益保护提供了全新时空载体，即农村社区。
二、发展权利：保护农民权益的社区发展权理论核心
权利与利益结合可以简称为权益，因为权利是指现行法律所承认和保护的利益，所有权利都与利益有关。同时，对个人权利的承认不仅意味着对个人需求和个人身份的个人性承认，而且意味着对个人需求和个人身份的社会性承认。[6]（P11）因此，权利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础，权利的平等实现是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条件。随着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社会向人提出的造应要求越来越高，在解决了适者生存、不适者也生存的问题之后，发展权成为了人权发展的必然要求，这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促进农民权益从平等生存权向平等发展权转变的保护思路成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新课题。
第一，发展权是内涵维度。发展权概念是首先由非洲国家提出的，早在1969年，阿尔及利亚正义与和平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权利”的报告，该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发展权的提法。1972年，塞内加尔最高法院院长凯巴·巴耶，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国际人权研究院演讲时指出，人类享有的各项权利都与自由、生产和不断提高生活水平的权利相联系，即和发展权相联系。人类得不到发展就不能生存，因此，发展权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其实质是社会弱势群体的权利。发展权正式提出是在1979年的联合国大会上形成的《发展权决议》，具体可以诠释为（参与）发展进程的权利（the right to process of development）、（基于）人权方式的发展（human rights approach to development），从而以人权标准来规范发展的模式。发展权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综合，以此追求人的全面充分自由发展，并在发展中一步步实现。早在197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发展就有如下认识：“发展是多元的，发展不仅局限于经济增长这惟一的内容；经济、文化、教育、科学与技术无疑都是各具特点的，但它们也是互相补充、互相联系的，只有当它们汇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成为一个以人为核心的发展的保证。”[7]（P96）发展权的提出，伴随着矛盾、冲突与争论，但逐渐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承认，也逐渐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验证。总之，发展权是人权现代化，也是社会发展和重新阐述的重要尝试，更是人权领域的一次深刻变革。
第二，发展权的主体向度。在不同社会历史发展时期，从人类社会主体出发，探寻人类主体会超越自身向度和消极受动的历史状况，从而成为自觉创造历史的主人。基于发展权的综合权利特性，其包括国家、民族、个人享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方面发展权利的总和，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具有集体权利的倾向，[8]（P33）故其主体向度具有双重性和多维度。首先，发展权主体具有个人与集体双重性。发展权是所有个人以及一定组织，包括国家、民族所享有的权利，《发展权宣言》在序言中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组成国家的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对于发展权主体界定，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有学者认为发展权主体只能为个人，而有学者认为发展权主体只能是社会、集团或集体，但我们应明确个体权利须通过集体行为所实现，可见，发展权在原则和结论上是一项个人权利，其实现方式是一项集体权利[9]（P108-109）。其次，发展权主体向度具有多维度。发展权主体的个人和集体双重性，决定了主体向度的多维度，发展权主体包括一切国家、民族和所有个人，因此发展权具有实现的立体性和统一性。同时，发展权体系包括经济发展权、政治发展权、社会发展权和文化发展权，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体系，这也决定了发展权实现的多维度。
第三，发展权的客体向度。马克思认为，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首先植根于主体对使用价值之需求的充分满足和主体作为全面的生产力对社会资源的无限开发，这一过程也是物质财富无限丰裕的社会对个人全面发展的外在印证。[10]（P516）在现实发展过程中，物质世界的客体资源不可能无序、无限开发，这也无法保证主体发展权的真正实现，因此从客体向度探讨发展权显得必要，但我们应明确人类主体并不是异在地表现为客体发展的人格化。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以客体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条件，而现实发展中，主客体发展的矛盾冲突已经显现。因此，从土地、资源与环境等方面探讨权利配置实现土地等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已受到越来越多关注，土地发展权是其重要内容。土地发展权作为一种土地财产权利，是一种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利，原为土地变更不同性质使用之权，如农地变为城市建设用地，或对土地原有的使用的集约度升高。但随着社会发展对其赋予了更广的内涵，也促进了土地权利规定从静态向动态发展的理念转变，关于土地发展权的权属配置尚在争论之中，我们认为其应以土地所有者归属为宜。[11]（P60-64）这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促进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实现农民权益的保护。
发展权利是二十一世纪一项新型的权利，其实质也就是弱者权利，我国农民仍属于弱势群体，促进农民群体的自由全面充分的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全新发展时期，应以主客体的和谐发展，彼此互为整体和统一，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然而要实践这种和谐发展需要相应的时空载体，这就是农村社区的发展。
三、社区发展权：可持续保护农民权益理论的新探索
农民群体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做好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从农民生存权向农民发展权转变是农民权益保护的重要理念，实现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建构基于农民权益保护的系统理论是现实发展的必然要求。理论是客观实在的人的意识中的观念反映的基本形式，它以有序的命题系统的形态，作为有关客观实在或人的精神生活现象的一个领域的概括性知识而存在，因此理论构成了人们在实践活动以及理论活动中所进行的有意识、有目的以及致力于一定目标的行为的最重要基础。[12]（P218）从实际出发，以系统的思想和可持续发展的视野，致力介于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之间的中层理论架构，即社区发展权理论，以促进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
第一，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基本内核。社区发展权是社区发展权理论的核心，在对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前，对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基本内核作一简单阐述，对于我们全面建构社区发展权理论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是社区发展权的基本内涵。社区发展权是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主体发展权与客体发展权融合实现的时空载体基础上，以社区形式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发展权利的总和。其次是社区发展权的价值理念。社区发展权的创设改变了传统主体权利与客体权利实现的静态、平面思维，形成了一种动态、立体的权利构建，其主要是以社区发展的形式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集体实现。再次是社区发展权的性质。社区发展权属于集体人权，但它又区别于一般发展权，是主客体时空载体融合而成，其表面上是社区所享有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权利，实质上是社区成员所享有的现实发展权利，是个体发展权在主客体融合的时空载体下实现的一种集体形式。最后是社区发展权的实现方式。社区发展权主要从两个层面实现，其一是外部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法律实现社区所享有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权利。其二是内部发展权的实现，即通过内部民主治理形式，按照民有、民享、民管原则，实现社区成员的发展权利。
第二，社区发展权理论的逻辑思路。从理论上把握客观世界，理论永远是具有逻辑的抽象的性质，理论活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产生自实践活动，并由实践活动所推动，因此理论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的。社会发展具有相应规律性，理论建构也应具有逻辑性，因此社区发展权理论的建构应首先明确其逻辑思路。其一，对传统农民权益保护理论的检视。权利义务是社会法律制度建构的基础，基于权利的保护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内容，而对农民权益保护的理论，通常是相互隔裂的，尚为形成系统性，而是散见于各法律制度中。有学者从主体角度探讨农民权益保护，如从农村民主自治角度，发展农村民主保护农民的政治权益，还如从农业补贴等角度，保护农民的经济权益着手。这些探讨对于农民权益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系统，不利于农民权益的全面保护，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权益保护应进行相应理念的转变，不仅仅保护农民的生存权问题，而是促进农民发展权的实现，以发展促保护，因此应以农民权益与农民发展、农民发展与物质资料和客体环境相联系，促进农民权益可持续、系统保护。其二是社会和谐发展与农民权益可持续保护理念。和谐社会是一个发展、公平、民主、文明、法治的社会，和谐社会建构，应以现实发展为基础，促进农民发展，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是和谐社会建构的重要内容。因此，社区发展权理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理论逻辑点，以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为实践逻辑点。其三是农民的发展权利。农民群体整体上仍属弱势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农民利益不仅仅在于利益分配中，还应该在利益的产生中，产生更多供农民参与分配的利益，而利益是权利之源，因此从法律角度设置农民发展权利，规范存量利益与增量利益的产生和分配，从而促进农民权益的可持续保护。
第三，社区发展权理论的条件支撑。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历史的决定，并且是相对的，其作为客观实在的反映，具体地由被反映的客体领域所决定；同时它也取决于相应的社会实践、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社会利益，因此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需要相应的主客观条件支撑。首先是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的主观条件，包括农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社会文化的发展、法律制度的变迁等。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民文化素质逐步得到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与民主意识也在不断增强，法律制度不断完善，这些都从主观上为社区发展权理论提供了软硬条件的支撑。其次从社区发展权理论建构的客观条件来看，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条件。我国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已经逐步完善，农村经济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农村民主法治进程也在逐渐加快，农村存量民主在完善的同时，如农村自治制度的完善，为农民源源不断的提供增量民主。同时，社会融合的加快，农村社会主体的多样性需求，这都为社区发展权理论提供了客观条件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