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拯救过去，让先辈的苦难获得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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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年前翻译美国犹太裔法学家鲁本的《法律现代主义》一书，看到里边有这样一段话：“我们各种各样的斗争是为了细述过去的特权，这使得过去所蒙受的苦难获得了意义。”
  
  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鲁本这段话的深意，所以至今还在思考。今天我想把我的模模糊糊的思考说出来以便求得大家的帮助和指正。
  
  记得1993年秋季，大概是我刚到美国的两个月以后，一位名叫安迪?克雷顿的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生带我先后看了两部电影，一部是《霸王别姬》，另一部是《喜福会》（Joy Lucky Club），都是中国的或关于中国的片子。一次散场时遇见一个老人，是安迪的熟人，寒暄了几句。那老人对我简单说了两句对电影的印象：“真是不一样，真是不一样。太苦了”。后来安迪开车送我回家，又聊了一阵儿，他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总要吃那么多的苦呢”。我说：“生活中就有那么多的苦嘛，连我小时候也吃过些苦。难道你们就从来不吃苦吗？”他回答说：“我们好像不用吃什么苦。如果生活太苦，我们就换一种生活。如果是政府给我们带来的苦，我们就换政府。你们好像只有逃到外国去，但还是得吃苦呀”。
  
  时隔多年，安迪的那些话还时不时地萦绕在我的耳际。是呀，“吃苦”、“命苦”这类话差不多已经成了我们中国人的口头禅啦。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为什么从古至今总是在吃苦呢？而且差不多总是在重复同样的苦难呢？
  
  最近看到一位日本宪法学家的书，他那书一开篇就写道：“近代以来，人类以国家为单位的各个历史阶段，每走过一个艰难困苦的里程，都是要通过宪法来制定为克服困难所需要的新规则，以此来继续人类的发展；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看来，安迪说的不对，吃过苦的不止是我们中国人，全人类各个民族、各个国家都有过吃苦的经历。安迪说美国人没有那么多吃苦的经历是因为他们每经历一段苦难深重的生活以后都要通过宪法来确定为消除苦难所需要的新的政治及社会的基本形态，从而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因此他们很少重复以往的、同样的苦难。
  
  与此相反，我们之所以总是对过去的苦难耿耿于怀、记忆犹新是因为我们从未真正摆脱过过去的苦难。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我们之所以总是忘不了疼，要么是那旧有的伤疤仍在隐隐作痛，要么是又不断地在增添新的伤疤。但是我们既不知道怎样去治愈那些旧有的疮疤，也不知道如何避免继续遭受新的创伤。于是便只有在创痛中呻吟、挣扎，了此余生。我们中华民族虽然号称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民族，但我们最欠缺的恰恰是拯救过去的能力。因此除了重复以往的苦痛以外，始终未能赋予那些苦难以多大的意义。以致历史不断循环，谬种代代流传。
  
  或许，这就是前述鲁本那段话的深意所在。当我们获得了叙述过去的特权时，我们的先辈们蒙受的苦难就获得了意义。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获得叙述过去的特权，那么我们先辈所吃过的种种苦难就都白吃了，没能获得它理应获得的意义，我们今后还要遭遇同样的苦难。
  
  举个典型的事例，我们反对某些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某些日本教科书篡改日本侵华战争的史实，无非是要同某些日本人争夺对那段历史的叙事特权。我们为什么一定要争夺这项特权呢？说穿了，就是为了让三千五百万同胞的死难获得意义。意义何在呢？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避免同样的历史再度发生。为此，我们必须捍卫我们对那段历史的叙事特权。因为只有当我们赢得了对那段历史的叙事特权，我们才有可能拯救我们的祖先；而只有当我们有能力拯救我们的祖先时，我们才有可能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本雅明说：“在以往的各代人与当今的一代人之间有一个秘密协议。就像我们以前的每一代人那样，我们被授予了某种微弱的弥塞亚权力，往昔的时代可以对此权力表达某种主张。” 由此说来，拯救过去，捍卫历史的公正，并不是什么可为可不为的选择，而是我们的先烈赋予我们的权力，也是作为后辈的我们必须对前辈承担的义务。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权力，逃避我们的义务，我们就真的成了中华民族的不孝子孙。
  
  再比如说，我出生在1962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尾声。后来听到许多关于那三年困难时期的传说。按照当时的官方说法，三年困难主要是由于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当然还有“彭黄张周右倾反党集团”等阶级敌人的捣乱破坏和苏修的逼债。可是直到我上中学时，吃不饱、穿不暖仍然是一个极为普遍的社会问题。1981年时，听到传达《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方才知道，那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主要是人祸而非天灾。决议写道：“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造成了“我国国民经济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按照我们惯常的说法，这就叫做“拨乱反正”，“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套用鲁本的解释，这是由于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取得了叙述过去的特权，方才使得彭德怀同志以及那些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于非命的同胞们所蒙受的苦难获得了意义。正是因此，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农民斗胆私自“包产到户”却没有被当成阶级敌人接受专政。及至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三年自然灾害”也就极少发生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子女们也就不必再度忍受饥饿的煎熬了。孟子说的“王无罪岁”，或许也就有这样的一层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