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依法治校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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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在高校学生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着侵犯学生权益的现象，具体包括： 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侵犯学生人格权、侵犯学生财产权、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侵犯学生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之所以造成高校学生管理的非法治化状态，主要因为高校管理者法治意识淡薄、高校的法律地位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理论认识及法律规定的模糊、法律法规的滞后性以及学校校规的违法性等。充分保障学生权益，就必须依法治校、依法管理，这是高等学校实现教书育人、以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的要求，更是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要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治化状态，首先应该完善我国的教育法律体系，从而促使高校管理者转变观念，增强法治意识，并依法建章，真正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
; 关键词：依法治校 依法管理 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化
; 伴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深入人心，公民个人权利意识不断增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近几年来，高校侵犯学生权益现象屡见报端，学生状告母校的诉案也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与管理理念陈旧，法治观念淡薄，以及整个教育法治化进程落后不无关系。坚持以人为本，切实保障大学生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的合法权益，就必须依法治校、依法管理。依法治校作为依法治国方略的组成部分，就是按照法治的原则和精神对学校进行管理。具体到学生管理工作，就是用法治的理念和法律思维的理性，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通过建立和完善必要的制度和程序，规范学校秩序，尊重和保护学生的权利，将其纳入法治化、程序化轨道，实现法治状态下的学生管理。本文通过考察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非法治表现，并分析其成因，从而提出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治化状态的应对措施。
; 一、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非法治化状态
; 英国学者帕金曾说过：“大学对一切都进行研究，就是不研究它自己。”[1]对于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此言一语中的。长期以来，由于传统学生管理思维及模式的惯性作用及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致使高校学生管理中侵犯学生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权益的现象较为普遍，但并没有引起我们教育管理者的足够重视。直到现在，学校管理制度中的不合法、不合理的规定以及管理过程中的侵权现象仍然随处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遵守法律、法规。……（三）维护受教育者、教师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在学生管理实践中，违反法律法规，侵犯学生权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 （一） 侵犯学生受教育权。
; 《宪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义务教育法第五条）《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公民的受教育权表明，受教育权非依法律规定、非依法定程序受剥夺。
; 受教育权其实质是学生的学籍权，表现在入学与退学两方面。（1）在入学方面。学生录取工作中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如2001年8月，山东青岛三个高考考生状告教育部，认为其于2001年4月16日作出的《关于2001年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教育招生计划》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受教育权。教育部在该行政行为中，根据不同地域范围对招生人数做了不同的限定，这种限定使得不同地域的考生被划分成了高低不同的等级，并在这不同的等级中参加高考。等级之间分数标准差异巨大，从而直接侵犯了包括原告在内的广大考生的平等受教育权。[2]尽管此案不了了之，但其中确实存在着不公平的现象。再比如，有些学校对并不影响专业学习的身体缺陷过分挑剔，从而将学生拒之门外，实际上也是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当然，随着教育部对体检工作的改革，这方面的问题正逐步得到改善。但在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方面，我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差距。还有中央电视台去年揭露的北航招生中有人敛财的报道，引起社会震惊，然而这并非个别现象，在很多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钱学交易”“钱权交易”甚至愈演愈烈，[3]教育的公平性不能不受到公众的质疑。（2）在退学方面。主要表现为学校违法处分学生，特别是在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方面存在着违反法律的现象。退学、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是对大学生身份的改变，牵涉到大学生的切身利益。学校处分一个学生可能是小事，但对于大学生本人却是大事。因此，学校在行使改变大学生身份的处分权时，要格外审慎，并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先原则，严格依法办事。2002年10月初，重庆邮电学院一女生与男友同居怀孕，学校对二人做出了“勒令退学”的处分；2004年9月，成都某高校一对男女学生在教室接吻、拥抱，被监控录像录下，学校以发生“非法性行为”为由勒令两人退学。以上两个案例尽管都被法院以“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理范围”为由，裁定驳回起诉，但学校因学生恋爱和同居行为而开除学生，与《普通高等学校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可以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法定六种情形不符。法律法规并没有禁止大学生谈恋爱甚至同居，“法不禁止即自由”，这些行为是每个人的权利，当然也是每个大学生的权利。如果把这些大学生定性为“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就显得有些荒诞。还有很多高校为严肃校风校纪，本着“从严治校”的良好初衷，规定“凡是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种规定于法无据，处分明显重于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是一种违法处分行为。
; （二） 侵犯学生人格权
; 人格权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等。这里着重讨论大学生的隐私权问题。
; 隐私权是公民对自己个人信息、个人宁静生活以及决定私人事务等享有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它包括个人信息的保密权、个人生活不受干扰权和私人事务决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人格权，隐私权在性质上是绝对权，其核心内容是对自己的隐私依照自己的意志进行支配，其他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4]
; 我国《宪法》和法律都对公民的隐私权做出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条规定：“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指出：“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者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
; 近几年来，学生的隐私权问题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1999年11月，湖南外语外贸学院的6名男女学生因先后两次在女生宿舍同床过夜被学校开除，随后学生以“学校在公众场合宣扬此事侵害了隐私权”将学校告上法庭。一审胜诉，二审裁定“不属于人民法院民事受案范围”而败诉。2003年8月，上海一名大学生因高中母校把他与女友在教室接吻的录像公开播放而把母校告上法庭，成为全国首例因侵犯学生隐私起诉母校案。再比如学生的考试成绩也是学生的隐私，如果不经过本人同意而张榜公布，这也属于侵犯他人的隐私权；教师为监督学生是否“早恋”而私拆学生信件，侵犯了学生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还有的学校为监督和管理的需要，在校园内安装摄像头，把所拍摄的涉及个人隐私的资料公开播放或随便使用，也会涉嫌侵犯他人隐私权。
; （三） 侵犯学生财产权
; 在学校的管理中，广泛存在着对学生罚款的现象。《中国妇女报》报道：江西某师范大学为整顿考试纪律，规定作弊一次，交纳4500元罚款；北京某大学规定，学生宿舍楼内严格禁止留宿异性，而且严禁留宿同性客人，留客每人每天罚款50元；西安某学校教师新订班规：谁谈恋爱罚款10元；北京市卫生学校开出违纪罚单，迟到罚5元抽烟罚200；再看看来自“景明网”的信阳某师范学院《校园文明管理处罚条例》，更让人触目惊心。由此可见，许多学校罚款成风，严重侵犯了学生的财产权。《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第十五条规定：“ 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学校不是行政机关，也没有相关法律、法规的授权，无权对学生实施罚款，其罚款行为是违法的。[5]
; 学校在为新生配备生活用品过程中收取高额回扣现象也较为普遍。近日，教育部专门发出通知，严禁直属高校在经济往来中违规收受回扣。学生代购代销物品产生的折扣收益，除去必要的劳务开支外，应主要让利于学生。拿“回扣”是对学生财产权侵犯的一种违法行为，数额较大的，还会构成犯罪。教育“乱收费”现象也是对学生财产权的侵犯，包括：擅自设立收费项目或继续对已明令取消的收费项目实施收费；擅自制定或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违反规定以择校费、赞助费、捐资助教款、建校费等名义收取与入学挂钩的费用或实物；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接受社会服务类代购或服务，或在学生中从事商业性推销活动的；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教辅材料、课外读物、报刊杂志等。《教育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受教育者收取费用的，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退还所收费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 （四） 侵犯学生公正评价权。
;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三项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在学业成绩和品行上获得公正评价，完成规定的学业后获得相应的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评价应该客观公正，这既是学生的一项权利，也是教师师德的要求。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案，也从侧面反映出高校对学生评价的标准、程序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武汉理工大学学生王某被学校认定为考试作弊，被留校察看一年。根据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王某毕业后时未被授予学士学位。毕业后，王某一纸诉状把母校高上法院。武汉洪山区法院一审判决：撤销留校察看一年的处分，并在判决生效之日起60日内，武汉理工大学对王某进行资格审核，做出是否颁发学士学位的决定。武汉理工大不服提出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6] “校规”终归大不过“部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　具有学籍的学生，德、体合格，学完或提前学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考核及格或修满规定的学分，准予毕业，发给毕业证书。本科生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规定的条件授予学士学位。”根据《学位条例》第四条规定：“ 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成绩优良，达到下述学术水平者，授予学士学位。（一）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二）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原《武汉工业大学学分制学籍管理暂行条例》第四十五条，“在校期间受过留校察看处分者不能授予学士学位”的规定与以上法律法规相抵触，当属无效。学位证书是对于学生学术水平的评价，而不是个人道德素质的评价，二者不能混淆。还有一些高校为了抓教学质量，强行规定本科生必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和计算机等级考试，才能授予学士学位，这也违反了《学位条例》的规定。
; （五）侵犯学生程序性权利
; 《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四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四条规定：“对犯错误的学生，要热情帮助，严格要求。处理时要持慎重态度，坚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善于将思想认识问题同政治立场问题相区别，处分要适当。处理结论要同本人见面，允许本人申辩、申诉和保留不同意见。对本人的申诉，学校有责任进行复查。”由此可见，学生对于学校的处分享有被告知权、申辩权、申诉权、诉讼权等程序性权利。对学生的处分行为不仅内容上合法，即实体上合法，而且形式上也要合法，即程序上合法。实体上合法是管理行为公正、合理的基础，程序上合法是管理行为合法、有效的保证，这是程序正义原则的要求。然而，在目前学校学生管理中，“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明显，忽视对学生程序性权利的保护。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案，其程序瑕眦可见一斑。学生程序性权利得不到保障的情形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高校的学生违纪处理条例中涉及违纪处理程序以及其它程序方面的内容偏少，措辞也较为原则、概括和模糊，操作性差；（2）在处分学生过程中，只体现学校管理者的单方意志，不注重调查取证，没有听证会，学生也没有机会申辩；（3）在事后救济方面，学生的申诉权也往往不能有效行使。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碍于各种利益往往互相推诿敷衍，使学生申诉无门。同时，由于目前法律的滞后性，学生的诉讼权也得不到有效保障。
; （六） 侵犯学生的其它权利
; 学生作为公民，还享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权利，如人身自由、政治权利和自由、结婚权利、生育权利等。西安东郊一所大学在读女博士参加该校笔试时，发现自己有了身孕。按学校有关规定，在校女博士不能“做妈妈”，导师告诉如果想上博士，必须打胎。为了能够保住孩子，她跑遍了学校的相关部门，但无济于事，最后不得不做了人流手术。（见大河网2005年1月4日报道） 还有北京某高校女博士唐女士，怀孕后被迫放弃学业，因为该校规定研究生“在校期间不允许生育”。（据《北京晨报》2005年1月21日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三章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这些学校的做法侵犯了她们的生育权、受教育权。在高考已经取消年龄限制的今天，高校校规中的“禁婚禁育”规定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原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内容：“在校学习期间擅自结婚而未办理退学手续的学生，作退学处理”，也违反了《婚姻法》的相关规定。
; 以上分类是基于学生基本权利所做的划分，也可以根据侵权的性质分为民事侵权和行政侵权两类。民事侵权主要包括侵犯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等方面，行政侵权主要包括在学校招生、对受教育者的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颁发学业证书等一系列的管理活动中的侵权现象。[7]
; 二、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
; 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思想理论层面的，这是根源；有法律法规和制度层面的，是思想理论落后的延伸；还包括管理过程中的具体方式方法层面的，是传统思维和法治观念淡薄的具体表现。
; （一）传统思维依然强势，法治人权观念淡薄
; “师道尊严”，“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传统观念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还是根深蒂固。在学校教学和管理中，学校与教师往往居高临下，具有绝对权威，学生只能尊重和服从。即使老师有错误，也容不得学生怀疑和辩解，否则就被视为对老师的不尊重，甚至大逆不道。在这种思维习惯的支配下，教育者很难把受教育者当作平等主体加以对待，在学生管理中也就容易出现“家长”式作风，进而造成对学生基本权利的忽视和侵害。《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尊重。”尊重学生的人权和自由，尊重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平等的法律地位，是发展学生健康人格的需要，是培养学生民主自由精神、塑造完美个性的需要，更是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相关法律法规赋予了受教育者及受教育者作为公民广泛的权利，作为教育管理者应该认真加以学习和研究，并切实保障在学生管理领域内受教育者权利的实现和不受侵犯，否则就有可能违法。上面提到的诸多侵权现象，教育管理者可能并不是有意违法。往往基于“为学生好”这种美好愿望和良好动机，对学生严格要求而侵权，并不知道其所谓“严格要求”有时是违法的。因此，教育管理者的法治观念淡薄是造成高校学生管理非法治化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并延伸到学生管理的各个层面。
;nbp  （二）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
; 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私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利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作为“特别权利关系”，按照传统的法学理论，是一种管理和服从关系，不由法律调整、不得寻求法律救济。后来，德国行政法学界进行了修正，大多数学者提出应以处罚事项是否涉及公民基本权利作为是否应该纳入司法管辖的依据，德国理论界为此提出了区分特别权力关系的设想，把特别权利关系分为管理关系与基础关系，并把基础关系（即学生的身份资格取得、丧失等）作为可诉行为，从而开创了特别权力关系可以纳入司法管辖的先河。我国的内部行政法律关系是否具有可诉性，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且未体现于法律明文规定的问题。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入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各地法院仍然按照自己的理解，对于侵犯学生权益的案件有的被受理并作出判决，有的却以“不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被驳回，致使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模棱两可和不确定的现象。同时，高校管理行为哪些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哪些属于其办学自主权的范围，理论界的认识和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也相当模糊。
; （三）法律法规的滞后和缺失
; 上面论述的关于“内部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可诉性，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这种缺失是当前学生权益得不到法律救济的主要原因。同时，我国教育立法整体上看，内容陈旧，语言笼统、粗糙，不够严谨，立法观念落后。《学位条例》、《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分别于1981年、1989年、1990年实施，是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比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道德的评价具有时代性、主观性和不确定性，不应该成为法律用语。而有些高校却把学生同居定性为“品行恶劣、道德败坏”，让人不可理解；还有第65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8]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其次，教育法律法规宣言性条款多，操作性差，程序性规范少，可诉性弱。最后，教育法规存在与上位法冲突的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的内容就违反了《婚姻法》第二条“婚姻自由”以及第四条“ 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的规定。
; （四）高校制定的规章制度违法
; 高校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权力而轻视学生权利，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的现象。翻开各校校规，我们看到的是大量的“应该”“不准”等限制性条款，几乎属于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的罗列，很少甚至没有对学生的授权性规范。权利与义务是法的核心内容，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相应的义务，反之亦然。校规中权利与义务设定的严重失衡，足以说明我们对高校学生权利的漠视。同时，在“从严治校”理念的指导下，高校管理者往往从严制定校规。这种校规与相关法律法规相比，对学生要求的标准更高、管理更严、处分更重，从而与法律法规抵触。如规定“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本科的毕业证或学位证与大学英语四级证或计算机等级证挂钩，将纪律处分与学位证挂钩，在校研究生不得生育等，都与法律法规抵触，当属无效。
; 由以上分析可见，从理论认识到高校管理者的思想观念，从法律法规到高校校规，都隐含了侵犯学生权益的危险。高校学生与高校管理者相比，处于弱势地位。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依法治国的要求，是人权保障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
; 三、依法治校，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
; 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学校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依法决策、依法办事，把学校各项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所谓“法”，是指学校管理之法源，有广狭两种理解，广义的“法”不仅包括专门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如《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法》、《学校教育法》、《继续教育法》等，还应包括《宪法》中有关学校教育之内容，同时其他与学校教育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如《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法》、《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等，也涉及有关民法、刑法、行政法等各部门法。狭义上主要是专指有关学校教育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依法治校所依之法，宜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事实上，依法治校既应依专门规范教育事项的特别法律，又必须依全社会共同遵守的一般法律。所谓“治”，是指管理，而非管制，是管理和服务的统一，不是消极地运用法律来管治学校，而是指在学校管理中能动地开展依法育人、依法管理。不能把依法治校片面地理解为“以罚治校”，法律除了具有惩罚、警戒、预防违法行为的功能，还有评价、指引、预测人们行为，保护、奖励合法行为，以及思想教育等基本功能。依法治校对学生管理的要求就是依法管理，从而实现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化状态。当然，这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工作，牵涉到方方面面，并与依法治国方略的逐步推进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