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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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近现代刑事诉讼理论一直将一事不再理原则指认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从理论上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与关照。但是，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研究囿于窠臼，对一事不再理原则少有涉及也难有突破，本文从全新的视角对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和价值根基，尤其是基本的运作机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
　　概念明确是理论推演的前提和条件。但是关于一事不再理的确切涵义，学术理论界存在认识上的分歧，主要有狭义说与广义说两种代表性观点。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就是指“不论是有罪判决还是无罪判决，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对同一行为再启动新的程序”[1]，广义说则认为“诉讼法上为防对于同一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起，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律言之，即不得更行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2]狭义说与广义说的区别在于：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与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不仅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被视为一事不再理的内涵之一。那么，究竟狭义说与广义说何者更为确切呢？问题的解答需要对一事不再理原则进行返本溯源的历史考察。
　　从历史渊源上看，一事不再理原则发轫于古罗马法中关于“诉权消耗”（actioconsumiy+tuv）的法理和制度。古罗马人从古代朴素的物理的世界观出发，将诉权也看作物质的，由于在常识上物质的运动必然带来物质的消耗，因而他们认为诉讼权的行使也将导致诉权的消耗。根据时人的观点，所谓诉权消耗，是指所有诉权都会因诉讼系属而消耗，对同一诉权或请求权，不允许二次诉讼系属。一旦限制同一诉权或请求权只能有一次诉讼系属，那么即使允许当事人对同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也可以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exceptio;rei;judicatae）或“诉讼系属的抗辩”（exceptio;rei;in;judicayale;deductae），使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不管怎样，对同一案件一旦诉讼系属后，就不能再次说这一案件提出诉讼请求，这就是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ne;bis;in;sadem）。[3]据此，在罗马法中，一事不再理的效力是自案件发生诉讼系属后就产生的，而不是自判决确定时才产生。当案件尚在诉讼系属中时，被告可以针对原告的双重起诉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当案件的诉讼系属已判决确定而消灭时，被告对原告方的再次起诉请求不能系属于法院。可见，古罗马法中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实际上涵括了诉讼系属的效力与判决的既判力这两层涵义。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涵义的产生与罗马法独特的审判制度密切相关。在罗马法中，案件的审理程序分为法律审理和事实审理两个阶段，每一案件，须由原告选向法官提出，就讼争进行陈述，被告可以进行申辩，双方并可互相反辩，在此基础上，由法官决定诉讼在法律上是否可以成立，是否应当受理，这就是“法律审理阶段”；如果是应当受理的讼争，就进入“事实审理阶段”，由法定的承审员审理，查明事实，作出判决。法律审理的终点是“诉讼”，只有经过证讼，诉讼才能正式成立，案件才能诉讼系属于法院。同时，经过证讼，原告对同一案件不能再行起诉，因此，证讼为不得再行起诉的障碍，而不以判决确定为标准[4].据此，证讼的完成将产生诉讼系属的效力，使案件系属于法院，同时导致原告诉权的消耗，原告不得对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否则，被告可以实施“诉讼系属的抗辩”，使其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罗马人称此效力为“一案不二讼”，意即禁止双重起诉，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一层涵义。尽管在法律审理阶段，证讼可以产生“一案不二讼”的效力，从而可以制止原告的好讼，但仍不能使已经判决的案件不再重开公争，例如在罗马程式诉讼中，“物件返还之诉”中的原被告双方的地位是分明的，如果被告败诉，由于他并未行使诉权，故“证讼”并不消灭其权利。所以，被告于败诉后仍可再行起诉，控告胜诉的原告。正是为了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罗马法学家逐渐在“一案不二讼”效力的基础上又发展出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发生在案件的事实审理阶段。如同证讼为法律审理的终点一样，判决为事实审理的终点，判决作出后，除发生执行的效力处，还发生“既决案件”的效力，嗣后，当事人双方对已经正式判决的案件不得再行起诉，否则被告可以之作为抗辩事由实施“既决案件的抗辩”，使原告的诉讼请求不至于诉讼系属。判决的“既决案件”效力经过发展演变、进货为近现代诉讼中的判决的判力理论和制度，它构成了一事不再理的第二层涵义。
　　由此可见，初始意义上的或曰本来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应当包括两层涵义：1、诉讼系属效力，即原告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即判决确定后，当事人不得就已经判决的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就此而论，应当说，广义说更为准确地把握住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切涵义，揭示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双重内涵；而狭义说将一事不再理直接等同于判决的既判力，无疑是缩小了一事不再理的内涵，有失偏颇。我国学理界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因此在相关理论的建构上，有必要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批判。
　　需要指出的是，古罗马诉讼实行的是刑、民事诉讼合一的制度，而在近现代社会，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相互区别、严格分离的，这就导致一事不再理原则在不同诉讼领域中的具体涵义的差别。在民事诉讼中，诉讼系属的效力只能禁止原告就已起诉之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被告方仍可就同一诉讼标的提起反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也可以就同一诉讼标的以起诉的形式提出独立的诉讼请求；同时，民事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仍可以就已经判决的同一诉讼标的再行起诉。这是因为，民事诉讼以解决当事人双方之间的权益冲突为目的，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将诉讼系属的效力和判决的既判力扩大到当事人以外的其他人。与民事诉讼不同的是，刑事诉讼所要解决的是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权益冲突，人作为国家代表的检察机关垄断了起诉权（自诉案件除外），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均无起诉权，因此，刑事案件系属于法院后，不仅检察检察机关不得就已起诉之间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望洋兴叹同一被告人之同一犯罪事实再行起诉，被告人也不得提起反诉；同时，判决确定后，不仅检察机关和被告人不得再行起诉，其他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也不得再行起诉。但是，在刑事自诉程序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与民事诉讼具有更多的相似性。
　　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价值根基
　　一项程序或制度应当建立在对人类自身的理性分析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根据历史传统。一事不再理原则作为一项古老的诉讼原则能够延续至今，并成为近现代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根源于它对刑事诉讼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以及在近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下的价值重塑。
　　刑事诉讼本质上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专门活动，国家最初设立刑事诉讼程序的目的就是在查明案件真相的基础上惩罚和控制犯罪，以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因此，查明案件真相意义上的“实体真实”一直被视为刑事诉讼最基本的价值目标。但是近现代刑事诉讼功能的多元化决定了其所追求的不可能是单一的价值目标模式，而只能是一个多元目标兼容的价值目标体系；在这一价值目标体系中，实体真实并非绝对的或曰排他的价值目标，它要受到其它价值目标的衡平与制约：一方面实体真实受到人权保障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置涉讼公民的基本人权于不顾，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在一个民主的社会结构中，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的个人权利之间应维持合理的张力，为维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国家公权力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国家公权力的行使往往以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因此，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时应当节制，因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而给予公民个人权利造成的损害应当控制在必要的最低限度以内，不可过度侵害公民的个人权利。刑事诉讼作为一种国家强制性活动，其启动与进行势必在一定程度上侵及公民的个人权利，为防止国家监用刑事司法权给公民个人权利造成不必须的损害，刑事诉讼在程序设计和运作上必须重视刑事司法手段的节制性，以实现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制和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不能为查明事实真相、发现实体真实而置公民个人权利于不顾，肆意践踏公民人权。另一方面实体真实还受到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制衡，国家不能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法律同社会经济生活的密切联系使其无法回避经济功利规则的支配，刑事诉讼也不例外。刑事诉讼本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国家为推动刑事诉讼活动的进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投入刑事司法领域的社会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任何理性化的刑事诉讼程序在设计和运作上都必须具备一定的经济合理性，必须遵循成本投入最少而产出最大的效益规律，必须重视程序的经济性，不能为发现实体真实而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具体的技术体系离不开价值体系的指导，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这种多元兼容、相互制衡的状态已经深刻地影响到刑事诉讼程序的设计和运作：一方面与该价值目标体系相冲突的传统诉讼原则或制度被更为先进的现代诉讼原则或制度所取代，如封建纠问式诉讼中的有罪推定原则已为无罪推定原则所取代；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刑事诉讼原则或制度的价值和功能得到了重新认识与挖掘，并按照现代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要求予以了重新诠释，在这方面最为典型的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在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根本价值在于维护奴隶主和封建领主的统治权威；但在近现代社会，一事不再理原则却经过重新诠释获得了新的价值根基，从而发生了价值嬗谈。现代意义上的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基本价值取向立足于通过对刑事诉讼实体真实价值目标的合理抵制，来促成人权保障与诉讼效益价值目标的实现，从而维持整个刑事诉讼价值目标体系的平衡状态。具体而言：
　　（一）一事不再理原则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国家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对其拥的刑罚权，而国家正是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其刑罚权的，这样，尽管刑事诉讼程序的启动与进行将会侵及被告人的权利，被告人也有忍受的义务。但同时，国家在行使刑事追诉权时也有义务保持节制，在程序上国家对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只应拥有一个刑事追诉权，只有一次追诉机会。一旦国家行使了这一追诉权，对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提起了追诉，无论结果如何，则该追诉权即告耗尽，嗣后，不得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再次追诉，否则，即属刑事追诉权的滥用，将过度侵害被告人的权利。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设置正是为了限制国家追诉权的滥用，通过禁止检察机关对已经追诉过或尚未追讨中的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事实进行重复追诉，来有效保障被告人在诉讼中的基本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