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论法律关系

8687734

　　翻开我国任何一部有关法理学方面的教材都可以看到，法律关系问题是所有教材都以专门章节予以重点介绍的。因为在以往的法理学中，法律关系事实上构成了法理学的核心范畴和理论基点，因此，该问题在法理上解决的如何，往往决定着由此展开的法理学自身的学理严谨程度。然而，令人们深感忧虑的是：现有法理学教材对法律关系的介绍，主要表现为对民事法律关系的重述，在法理意义上对民事法律关系的综合、抽象、提纯还显得很不够，从而不但在教学过程中显得重复拖沓，而且可能严重影响学习者对法理学的兴趣。为此，在法理上深化对法律关系的研究，既有助于突出法律关系的法理意义，又有助于学生学习法理的兴趣。纯粹法理学尽管不再以法律关系为其理论建构的核心基点（规范为其核心基点），但该概念在纯粹法理学中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社会关系与法律调整
　　法律关系是一种社会关系，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是在一般社会关系基础上形成的特殊社会关系。为此，了解一般社会关系及其法律调整无疑是了解法律关系的前提。
　　（一）社会关系的含义。
　　何谓社会关系？《辞海》云：社会关系是“人们在共同活动过程中所结成的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相互关系的总称。包括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社会生产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是不依人们本身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在这基础之上，发生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等各种关系。物质关系决定其他关系的性质，而其他关系又反作用于物质关系。在有阶级的社会中，许多社会关系表现为阶级关系”。法国著名法学家狄骥。莱昂（Duguit;Leon）认为：“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就是由相同的需求和作用的差异而引起的社会连带关系”。人类社会就是这种连带关系之综合，社会关系就是这种连带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谈及人时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关系从本质上是关于人的关系。这些关于社会关系的主张总的说来，其精神宗旨是相同的。
　　《辞海》关于社会关系的看法，代表了目前我国关于社会关系问题的最基本的看法，但其关于物质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基本分类，却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物质关系与政治关系应属于同一序列的社会关系，与其处于同一序列的还应有文化关系。我们认为，这些社会关系总的说来是与人的本质相应而产生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是个言人人殊的问题。对人之本质在不同角度的观察，必定会得出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结论：大多学者认可：人是利益的动物。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利益推为人的最本质之因素，社会关系在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利益关系。“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之，在利益关系决定下的社会关系主要就是经济关系。亚里斯多德认为“人是政治的动物”，从而把人的本质定性为政治性或组织性，在此意义上讲，所有社会关系无非是以人的政治性本性所决定的政治关系，即政治关系就是社会关系。卡西尔则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或者换言之，人是文化的动物，文化属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必须服从符号或文化的指令，亦即人必须服从气自身规律的指令。在这种人性本质观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文化关系。文化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区别于一切动物间关系的根本标志。上述种种，均侧重于某一方面来观察人性，然而事实上，人性或人的本质是多侧面的，在利益关系的总体指导下，有物质利益性的、政治（权力）利益性的、文化利益性的等。我把由如上人的本质直接决定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称为“本源性社会关系”，即本源于人的本质而产生的社会关系。因此这些社会关系是并列的社会关系。对社会关系以“物质关系”和“政治关系”进行界分，既不能穷尽与其并列的其它本源性社会交往关系；更没有涉及到与本源性社会关系相并列的另一大类社会关系-调整性社会关系。
　　所谓调整性社会关系，是指在通过一定规则而对本源性社会关系调整基础上形成的新型的有利于本源性社会关系进一步展开的人类交往关系。调整性社会关系同本源性社会关系一样，取决于人自身的本质规定，但不同的是它不是人本质的直接映象，而是经过了一定规则的中介所形成的。因此，一定的规则调整是调整性社会关系产生的前提，调整性社会关系是规则指令的产物，而不是人的本质指令的产物，人的本质对调整性社会关系的作用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调整性社会关系在人类社会关系中占有极大比重，尤其随着科学技术及人类交流的不断发展和日趋复杂化，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似乎遇到的只是调整性社会关系，从而对本源性社会关系反而产生隔膜。这是由于规则在人类活动中的不可或缺性所决定的。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人类本性对于人类关系具有直接调整作用的话，那么，当经济形态进至以市场调整为主的现代社会时，社会规则的调整则淹没了人类关系之人性直接决定性的因素，使人本性决定的社会关系成为调整性社会关系覆盖下的隐层社会关系。
　　根据以上所论，所谓社会关系，是指在人的本质决定下的人类交往活动中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有两种形态，即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其中前者包括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等；而后者包括法律关系、道德关系和宗教关系等。
　　（二）社会关系的法律调整
　　这里所谓社会关系，是指本源意义上的社会关系，而不是调整性社会关系。如前所述，本源性社会关系，源于人之本质，或者是在人的本质自发作用下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往往因个体人本质属性及需求向某个侧面的突出和发展而导致社会关系的冲突。社会关系冲突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冲突的社会关系只有经过一定的统一规则的调整才能得到整合。在人类的长期发展过程中，自始至终困惑于社会关系的冲突，这种冲突及其原因使得人类必须寻求解决冲突的途径，其中统一的、具有普遍效力的、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由具有正义性的、由公权强制力控制和执行的法律是解决这种冲突最主要的方式。尤其在近、现代社会，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和主体自主、自治观念及制度的普遍确立使得社会关系冲突的度更深、面更广。为此，法律之普遍的、统一的、强制性之调整在社会关系的整合过程中更显举足轻重。几乎在社会关系的各个层面，都有法律的渗透和调整。法律成为调整社会关系最权威最有效的方式。法律不但在国内具有了统一的调整功能，而且具有了世界性的、国际化的调整功能。如果说在古代社会，法律、宗教、道德在一定意义上是三足鼎立的社会调整规则的话，那么，在近现代社会，法律调整则具有了绝对的支配意义：它是凌驾于一切调整规则之上的社会调整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法律调整的范围和力度，不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弱，而是越来越强、越来越大。
　　总之，只要有社会关系的冲突，就必定需要对社会关系进行规则化的调整。人类社会如果不能从根上消灭社会关系冲突，也就永远不可能取消对社会关系的规则调整。纵然在将来的理想社会，也必定会涉及社会关系的矛盾和冲突问题，因此，社会规则、特别是法律将在人类交往行为中具有恒久的意义，而不是轻易可以被“消灭的”。这大概是毛泽东提出“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的始因吧。
　　二、法律关系：概念、特征、分类
　　法律关系是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后的必然产物，或者说是一种法律化的社会关系，当人类社会关系被置于法律框架、并受之调整时，社会关系被涂上了一层浓重的法律油彩，从而令社会关系法律化，这即是法律关系。
　　（一）法律关系的概念。
　　什么是法律关系？张文显曾解释道：“法律关系是法律规范在指引人们的社会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社会内容和法的形式的统一”。他从六个方面对这一定义展开了讨论，即：第一，法律关系是由法或依法形成的社会关系；第二，法律关系是人际相互关系；第三，法律关系是人们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第四，法律关系是社会内容与法的形式的统一；第五，法律关系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的社会秩序；第六，法律关系具有思想意志关系的属性。朱景文则这样解释之：“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产生的以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特殊的社会关系”-这也是我国法理学教材比较普遍接受和采用的法律关系的概念表述。
　　我们认为，法律关系是主体因为一定利益需要而交往形成的社会关系被纳入国家法律规范体系后所形成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社会关系。在理解这一概念时，应注意如下诸方面：
　　1、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张文显认为：“法律关系与生产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不同，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实体，而是其他社会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形式，其他社会关系构成它的内容”。对此，根据我们在第一节关于社会关系之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之分类，得出如下几点结论：第一，法律关系属于调整性社会关系，它不同于本源性社会关系，如生产关系、家庭关系、政治关系等；第二，与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有的独立性一起，法律关系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一种，亦具有独立性，本源性社会关系经法律调整，虽不改变其性质，但又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质，因此，不能认为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一定就是本质和现象或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三，法律关系作为一种独立的调整性社会关系，自有其独特的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法律关系的本质与内容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其形式也不是法律关系本身。本源性社会关系与调整性社会关系之界分，是以整体的社会关系为参照的，而法律关系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却是以法律关系自身为参照的。离开法律关系或人为地加入法律关系研究的其他参照系统，并不能深化法律关系研究，也不可能观察到其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2、法律关系的属性问题。张志铭曾指出：“各种物质关系不会因为有了法律的外壳而失去其原来的性质，变成为上层建筑的思想社会关系，……法律关系是社会关系中由法律确认和调整的各个部分的综合体，其中不仅有属于思想社会关系领域的部分，而且有属于物质社会关系的部分”。苏联法学家A.A.彼昂特考斯基认为：“所有制的经济关系虽由法律规范来调整，但并不因此所有制关系就不再属于基础，而且也不会变成上层建筑”。这些观点，是针对传统理论中把法律关系属性仅仅归结为“思想社会关系”的偏颇而发表的。把社会关系首先以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进行两分的是列宁，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分类，虽然看到了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与人们对这种关系的思想制度反映：“思想关系只是不以人们的意志和意识为转移而形成的物质关系的上层建筑”，但无庸讳言，一方面，用思想关系一词来函括整个上层建筑关系具有言不尽以之虞；另一方面，在传统的上层建筑关系之划界中，把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相对立，虽然不失为社会关系的一种划界标准和方法，但若加认真思考，则这种划界方式尚没有较为准确地表明社会关系的所有实际分界。如前所述，政治关系与物质关系均属于本源性社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调整性社会关系。本源性社会关系一旦上升为调整性社会关系，则具有独立性，因此，调整性社会关系不是本源性社会关系的简单复写，而是一种经过重新加工的、十分精致的社会关系。虽然其不能从根本上使本源性社会关系之性质发生变化，但却使该社会关系具有了独特的质。作为调整性社会关系的法律关系，自从其产生以来，便具有了调整性特征和法律化属性。从此意义上讲，被装置于法律的社会关系――法律关系一旦形成，便改变了原社会关系――物质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的特征。
　　3、法律关系的本质。综上所述，法律关系是具有独特本质的一种社会关系，其本质在于法律调整性，具体说来包括两点含义：其一，法律关系是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其二，法律关系是一种通过法律而形成的调整性社会关系。
　　（二）法律关系的特征。
　　作为一种调整性社会关系，法律关系具有如下明显的特征：
　　1、法律关系的前提：通过法律的调整。人类社会关系各种各样，对各种本源性社会关系进行社会调整的方式也各种各样，其中既有道德的、宗教的、纪律的、政策的、个人权威的、自然崇拜的、风俗习惯的……调整，又有法律的调整。自从法律产生以来，对人类本源性社会关系的主要调整方式不是前述各种，而是法律。特别是自近代以来，调整性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法律关系。法律作为一种压倒其他一切调整方式的社会关系的调整者，取决于自身的特征，即其稳定性、规范性、普遍适用性和公权强制性。如果没有法律的有效调整，那么便不可能形成法律关系。
　　法律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规范，其作用就在于给人们往后的行为以必要预期。因这一特征，也使得法律调整是一种稳定的社会调整，因此，法律关系相应地具有稳定性特征。
　　在法律的调整过程中，涉及法律调整的主体、范围、对象等一系列问题。法律一般奉行统一性的调整原则，即在法定的前提下，法律对所有调整对象均采取一视同仁的具体调整，这也使得以法律为调整手段的调整后果-法律关系具有公正性。
　　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法律的调整必须以立法-法律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纵然有法律存在，对有些法律关系来说便随法律产生和生效而即刻产生，如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关系、所有权关系之类的对世关系等（当然，后者有时也要通过人们的行为而产生），但另一些法律关系则必须通过主体的依法行为才能产生，如契约关系、婚姻关系等。这说明，法律的调整在具体表现上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既不能将法律秩序等同于全部法律关系，也不能以具体的法律关系否定抽象的作为法律秩序的法律关系。
　　2、法律关系的内容：以权利义务为内容。在19世纪的欧洲，曾经流传着这样一句妙语：“教会鹦鹉说‘供求’，也就教会了它经济学”。如将这句妙语延伸到法学领域，则我们完全可以说：“教会鹦鹉说权利和义务，也就教会了它法学”。可以说，法学的全部要旨，在于对权利和义务关系问题的破解；法律的全部要旨，在于按何种原则、何种方式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分配；而法律关系的全部要旨，在于依法分析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实现和存在的状况。所谓法律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或借助法律对主体间权利义务进行分配。
　　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表现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都是既包含了权利在其中，亦包含了义务在其中的社会关系。所谓纯粹的“单务法律关系”事实上是很少见的。常被人们引证的赠与关系是证成单务法律关系的典型，但只要认真剖析，就会发现即使该种关系，也许被赠与人接受之的意图。中国古人不吃“嗟来之食”的典故就足以证明。尤其以信托方式进行的赠与，必须以对方的信誉为前提，使用赠与物必须符合赠与人的赠与意图。再如继承关系，在现代法律中继承人附加了许多义务内容，倘若继承人违反法定的义务，被继承人或国家可以剥夺其继承权。这些都足以表明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是在当事人之间具有对应性的权利和义务。
　　由于法律关系以权利和义务为其基本内容，所以，它不像习俗关系、道德关系或宗教关系那样，在主体间具有明显的偏重于义务的特征，即上述关系主要以加诸主体以义务为其旨。因此，其价值取向的偏中与义务的特征十分明显。法律关系之权利义务的对应性，使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关系“中立性”的特征。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关系之权利义务的公正对应，必须以立法的公平为前提。在立法不公平，即法律在权利义务分配上不公平的前提下，所谓法律关系中权利与义务的对应，只能是虚假的。
　　3、法律关系的保障：自觉法律意识和国家公权强制。法律运行的第一保障力量，是人们观念世界与法律的同构，有了此种法律意识，则法律可以事半功倍地进入人们的行为世界；反之，在没有此种法律意识做保障的情形下，国家只能以更高昂的成本强制法律的落实。然而，法律作为记载主体需求的社会调整方式，虽然在一个良好的法治状态下，主体对法律权利的自觉运用和法律义务的自觉遵守和履行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但即使如此，公权（尤其国家权力）的必要强制也是推动法律实现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倘若放弃了公权强制，那么，在主体素质再高、法律意识再强的国家，谁也不敢保障法律就必然会得到贯彻和落实。
　　在人们日常所见的关于法律的图像标识中，天秤和剑是象征法律的最常见的两种符号（在中国法文化传统种，则是水、独角兽和华表），前者表明法律尚公平，表明在法律的调整过程中自觉依法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而后者表明法律重威严，法律的贯彻和落实必须有一定的公权强制力作为后盾。法律的如上特征也决定了法律关系的特征。
　　自觉的法律意识对于法律关系而言，是人们严格按照法律关系所呈现的权利和义务内容而行为的自主力量。这里不予赘述。而公权强制在法律关系中的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于合乎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通过公权力量予以认可；另一方面，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社会行为，通过公权强制予以矫正，形成矫正性的法律关系，典型的如诉讼关系。在矫正性的法律关系中，法律关系的公权强制保障性体现得更为明显、特征亦更充分。
　　4、法律关系的属性：调整性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在法律关系的属性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和争论。我国法学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法律关系究竟是思想意志关系”还是“思想意志关系与物质社会关系的统一”这一对问题上。
　　我们认为，首先，以所谓思想关系和物质关系作为社会关系基本分类的看法，尽管有其深刻性，但并不能真正概括现实生活中的社会关系，即其不是社会关系分类的最佳方式，其原因前文已有论述。只有本源性社会关系和调整性社会关系的分野，才是划分社会关系的恰当方式。按照这一基本分类，则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是调整性社会关系。调整性既是法律关系的基本属性，又是法律关系的社会本质。在调整性一词中，已经充分包含了法律关系之主体意志性，可以这么讲：人类所创造的调整社会关系的一切方法，都具有主体主观能动的认识特征，都具有“思想性”特征，都具有意志性特征。但是究竟用什么词汇来表达这一属性更名实相符、辞能达意？我们认为比较恰当的还是调整性这个词，而不是思想性，意志性，或主观能动性等等。因为只有如此，才可以充分显现调整性社会关系（包括法律关系）的客观性，否则，易误导人们认为法律关系不具有客观性，而是纯粹主观操作的结果。
　　法律关系的上述特征是紧密联系的，既具有内在关联的一个整体，如上诸特征的完整结合，形成了法律关系从内部到外在的统一的特征。
　　（三）法律关系的分类。
　　法律实践中的法律关系，往往是形形色色、千姿百态的，因此，对法律关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归纳、总结并分类。就可以更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它的认识。兹要述如下：
　　1、根据法律关系的规模分，可以分为宏观的法律关系、中观的法律关系和微观的法律关系。
　　（1）宏观的法律关系。所谓宏观法律关系是指经过法律的宏观调整所形成的统一的整体化社会秩序或法律秩序。秩序是一定物质和精神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是相对摆脱了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英国社会学家科恩（P.S.Cohen）认为秩序应有如下五种主要意义或规定性：“（1）‘秩序’与社会生活中存在一定的限制、禁止、控制有关；（2）它表明在生活中存在着一种相互性――每个人的行为不是偶然的和杂乱的，而是相互回答或补充他人的行为的；（3）它在社会生活中捕捉预言的因素和重复的因素――人们只有在他们知道彼此期待的情况下，才能在社会上进行活动；（4）它能够表示社会生活各组成部分的某种一致性和不矛盾性；（5）它表示社会生活的某种稳定性，即在某种程度上长期保持它的形式”。如上关于秩序的意义及规定性的论述，当然适用于我们对法律秩序的分析。
　　法律秩序是一种社会秩序，它是指在法律保障和调整下所形成的一种和谐、稳定和统一的社会关系状态。因此，法律秩序亦可以说是一种法律关系，不过其是宏观的法律关系。凡是有法律的地方，必然有法律秩序，从而必然有宏观的法律关系。法律秩序不但是一种宏观的法律关系，而且也是一种最基本的法律关系。在以往人们对法律关系的理解中，较为注重对具体的法律关系的理解，从而一方面使法理上的法律关系具有明显的民事化、行为化倾向；另一方面，也使法律关系理论的意义没有充分展开和显现。强调法律秩序之为一种法律关系，有利于克服法律关系理解和研究中的如上不当倾向。